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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春等从1942年7月建台到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起义，在雅安坚持工作了八年，不言而喻，工作和生活都是艰苦的。王少春不仅要和自身疾病作斗争，还要与敌人巧妙地周旋，战胜种种险恶。
有一次，军统局发现他们电台的信号，便急电雅安组长徐伯威，令其查明具复，同时派两名特务前来侦破。王少春他们事先得知这一消息，连夜作了对付意外的准备，把收、发报机卸下来装箱，妥善地隐蔽起来。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谨慎防范，担心万一露出破绽，会给党带来损失。好在刘文辉态度鲜明，来了个矢口否认。特务经过一番侦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弄得好不沮丧。
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派在二十四军任政训处处长的丁国宝用电台来侦破。王少春他们侦听到该台信号，便立即去问刘文辉：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特务搞电台来雅安，你还不知道！刘文辉一听急了，立即派人去把这部电台予以没收，并把丁国宝撵出雅安。
有一次，王少春去成都汇报情况，在返回雅安的途中，被土匪把钱和东西抢光，而且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扒去，仅给他留下一条短裤。他赤着上身，拖着病躯，又冷又饿，白天找个破庙躲着，夜里才出来赶路。当他借着夜色的掩护返回住地时，石励吓了一跳，连问：“你是谁？”“我是老王，你怎么认不出来啦！”石励赶快去找衣服来给他穿上，可王少春还风趣地说：“我是在进行马拉松运动。”石励关心地问：“这几天饿得够呛吧！我去做点吃的。”王少春不在乎地说：“早就习以为常了……”
在八年的日日夜夜里，王少春他们战胜了一个个的困难。他们住的是透风的破庙，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夏天睡报纸，冬天睡稻草，没有看过戏，也没有进过餐馆，这些他们都不在乎。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一度产生疑虑，对王少春他们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开始刘文辉对他们比较热情周到，派了四五个警卫员跑前跟后，现只剩下一个叫戴吉安的士兵。这一变化，王少春他们并不在意，但恼火的是没有干电池，没有电源，无法与党中央联系。过去刘文辉派人送来的都是新电池，而现在拿来的却是旧电池，没法用，石励只好在电池底部凿几个小洞加些盐，土法充电，勉强维持一阵。刘文辉还减少了对他们的供应，机器没有电池，人也没有经费了，几乎闹到断炊的地步。
后来，他们发扬南泥湾的精神，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来个生产自救。
王少春面对当时的处境，一面向组织反映，一面严肃地告诫刘文辉：“你要当‘政治家’，不要当‘政治商’。希望你把眼光放远点！”
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便通过王少春转告刘文辉：“如果认为不需要，请你们买张飞机票把他们送到香港，包括飞机票钱都会给你们送来。”这下刘文辉才警觉起来，逐渐改变了态度。
后来，周恩来指示王少春去成都，由张友渔代表组织给了些钱。由于当时国民党地区通货膨胀，他们马上买了两个金戒指、一个金手镯以备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那时，王少春他们生了病，既无医又无药，轻病拖成重病，重病积成残疾。杨作爱刚到雅安时身强力壮，由于整天在阴暗潮湿的屋里工作，染上肺结核病，因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南方局童小鹏派身体更强壮的石励接替杨作爱，石励来后工作了一二年又病了，来时红光满面，现在是面黄肌瘦，不时发烧。王少春急得没法，想送他去看病，又没有钱，只好找个偏方，买了点肉给他炖芭蕉花吃。秦惠芳脊椎骨折，需要及时住院治疗，可手里没有钱。她把长期节省买下的两个一钱多重的金戒指，拿出一个换成钱，还是住不上院。因为住院费要22元，戒指只卖了20元，还差2元，她只得在家躺了两个多月，带病坚持工作，以致腰部落下了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