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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的一天，夜深人静，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王少春聆听着周恩来介绍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的情况和中央决定派人去搞统战工作的意图。周恩来亲切地说：“二哥（王少春排行第二，年龄又大，故老同志都亲切地这样称呼他），还是你去吧，怎么样？”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王少春在芜湖被捕，是阿英（钱杏邨）叫着“二哥”的名，把他营救出狱来；又是李克农等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介绍这个“二哥”入党的。今天周恩来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使他更充满了信心，说：“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
“你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周恩来关心地问。王少春恳切地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了……”
周恩来安慰他说：“你放心去，我会照顾她，三年后，一定给你送去。”
“四一二”后，王少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离开老家芜湖。临走时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哭天嚎地，拽着不让走，经他再三劝说，方才勉强脱身。谁知这一走，竟成了和亲人的永别，后来才知道他们母子都被贫困和疾病吞噬了。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经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领导夏三娘的介绍，1930年和秦惠芳结成革命伴侣。她是上海申新纱厂的纺织工，1931年正式参加我党的情报工作，1941年6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敌后地下工作。1932年秦生下一女，因家贫如洗，幸由上海法国电车公司一个姓叶的职员不断周济，才得以存活。后因工作需要秦惠芳调到延安，又从延安转到重庆，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把王少春的女儿当做自己女儿对待，周恩来同志的父亲有点好吃的，都要给她留着。有一次，小家伙生了重病，周恩来急坏了，说老头就剩下这一根苗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抢救过来。他们请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医生，找来最好的药，终于把她的病治好了。开学了，周恩来把她交给陶行知，进入育才学校读书。对今天王少春的要求，周恩来能不答应吗！
6月23日晚，在办事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一个小型欢送会上，周恩来鼓励他们（王少春、秦惠芳、杨作爱）到雅安要像杨柳一样生根发芽，要像松柏一样坚韧不拔。这一席话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
欢送会结束后，王少春夫妇由周恩来的牟副官带路，沿着小路高一步、低一步地走下了红岩咀，乘上汽车，到了成都，住在邵石痴家里。后持邵的信，他们又搭上国民党二十四军师长唐英的车到雅安，与该军参谋长张伯言接上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