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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夏时节，刚刚获得解放的宁、沪、杭地区公安反特战线捷报频传，我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军统保密局解放前夕在这一带布下的一大批潜伏情报组台一网打尽。这一重大胜利的取得，与解放前夕另一场特殊战斗是分不开的。
1948年夏秋之间，国民党最高当局鉴于内战失败已无可挽回，急令保密局立即在宁沪一带进行潜伏布置。时间不长，一批潜伏电台就建立起来，但试通问题难以解决。因为按规定它们不能与保密局南京总台发生任何关系，而台湾总台才开始筹建，一时无法联系。此时刚调来保密局四处（即电讯处）的原安徽支台台长黎明提出建议，将原有浙江站台扩建成杭州支台，专门担任新建潜伏电台的试通，然后再过渡到台湾总台。结果这一意见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批准，并任命黎明担任杭州支台中校支台长。1948年12月27日，该台正式成立，对外公开名义是“国防部通讯第十五支台”。其任务除担任对保密局在宁、沪及其沿线地区新布建的潜伏电台的试通任务外，还兼管保密局浙江站下属各情报组台的通讯业务。它直属第四处领导，又受浙江站站长毛万里监督，但在人事、经济和通讯业务上是独立的，不受浙江站节制。杭州支台设于大螺丝山二号一个尼姑庵内，最多时有50余人，后稳定在30余人。
黎明是江苏仪征人，1936年冬毕业于南京中华无线电学校。适逢军统利用航空委员会名义来校招考空勤报务员，黎明遂报考，被录取后送至杭州受训，从此进入保密局电讯部门。八年抗战期间，他本着爱国主义思想，忠心耿耿为国服务。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他看到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又使国家陷入黑暗之中，而军统特务却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感到无比羞耻，由此对军统产生极度厌恶，一心想脱离这个特务组织。设立杭州支台的建议就是出于这一意图而提出的。
黎明调往杭州支台以后，国民党假和平的阴谋充分暴露，南京政府已分崩离析，物价一日三涨，金圆券泛滥成灾，人民已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各地反饥饿的斗争蓬勃兴起，眼看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黎明深感国民党统治腐败已极，前途无望，头脑中进一步考虑如何寻求出路的问题，遂萌生了图谋起义、奔向人民的念头。1949年3月初，正当黎明的上述思想形成，但又苦于无法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之际，他爱人王容的表弟武振平由沪来杭探亲。这使黎明颇感兴奋。1947年，武振平曾写信托黎明购买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证明武振平思想倾向进步。其时武振平正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黎明想学校中一定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正可以托武设法帮助寻找中共地下党关系。
于是，黎明以游山玩水为名，邀约表弟外出密谈。黎明在谈论了对时局发展和今后动向的看法后，直接表示决不离开杭州，准备举行起义，并提出将掌握的保密局在宁、沪、杭及其沿线新布建的潜伏电台线索提供给共产党，最后黎明向武振平提出，能否帮助找到“那边”的关系？武振平沉吟了一下，答应帮助“找找看”，当晚即离杭返沪。行前，黎明交给他一张“国防部通讯第十五支台”军用证明书，以便沿途通行。
几天以后，表弟武振平再次由沪来杭，告诉黎明已帮助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对杭州台准备起义表示欢迎，并布置了收集整理潜伏电台情报资料、妥善保护电台线路器材的任务，要求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暴露关系。武振平在杭州仅住一天就回到上海。4月上旬，武振平第三次来杭州找黎明，了解起义准备情况，取走潜伏电台情报资料，并要黎明提供两张盖有“关防”的杭州支台职员空白身份证，以带沪使用。离杭前，黎明问道：若解放军进城，应当如何联系？为此，武振平给他写了一封关系证明信，叮嘱严密收藏，千万不得遗失，在杭州解放时可交给人民解放军。直到这时，黎明才得知武振平的政治身份是中共华中局江南城市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支部第二分支部书记。当初这位表弟来杭州探望他们，就是负有见机策动起义的使命，没有想到会不谋而合。
在武振平离去之后，黎明与妻子王容便利用“闲谈”、“发牢骚”的方式，在支台内部秘密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这时保密局委托浙江站布建潜伏台的任务进入实施阶段，浙江站在全省共布建了五个潜伏组台，黎明利用职权暗中安插能为自己所掌握的人员，以便从中牢牢控制。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武振平第四次由沪来杭，以亲戚的身份住在杭州支台，暗中帮助筹划起义迎接解放。4月28日上午，黎明突然接到保密局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命令杭州台随浙江站行动，立即撤往福建武夷山打游击。过了一会，保密局浙江站的头子毛万里也来电话通知黎明前去，当面交代要杭州台正当天下午2时前出发，随浙江站乘浙赣铁路最后一班车，一同撤往福建。撤逃一事早在预料之中，但没有料到来得如此之快。黎明急中生智，以“检查潜伏台”为由，向毛万里表示若来不及当天同车撤退，“约定”稍晚时候在上饶车站“会合”，赢得了时间。
黎明返身赶回杭州支台，立即与武振平密商对策。他们认为，目前解放大军还未到，一切活动还得采取隐蔽的方针，决定武振平仍居幕后，由黎明出面指挥。首先紧急布置整理全部电讯器材和机要文件，装箱待运，作出马上撤退的姿态，以迷惑敌人；同时，把电台人员中反动立场顽固或坚决要走的人派去押运器材，随浙江站走，并假称其余人员“随后即来”。这样做，虽不能全部保留电台的通讯器材，但可以应付敌人，免除怀疑，并打发走一批敌对分子，便于今后行动。留下的10余人，多是思想动摇，或有家庭拖累、有可能接受起义，也是对黎明比较信赖的人。黎明命令他们集中支台待命随其行动，自己则借口去潜伏台察看和雇车为名外出，意欲拖延时间。他还特意吩咐妻子王容与表弟守着行李，与余下人员一道等候，所以大家对他外出并无任何怀疑。
黎明在外听到火车汽笛长鸣，知道车已出站，才假装急匆匆赶回支台，声称雇不到车，安慰大家不要着急，说现在火车虽然没有了，但还可以雇船到温州。同时，他又有意散布消极情绪，列举“撤退”以后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武振平也以第三者的口吻，说明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般人员的政策，并非那么可怕。等到大家思想上有所动摇，黎明就公开宣布，他和王容因为上有老母、老父，需人照料，自己身上既无黄金又无美钞，走也没有好日子过，因此决定留在杭州，等解放后回家谋生。留下的人本来就不想走，一看台长如此表态，都表示跟随台长行动，情绪十分热烈。
当时表面看来，杭州已呈现真空状态，但估计国民党不会就此罢手，会留下一批特务暗中窥探监视。因此，黎明与武振平商量决定，仍旧不公开宣布起义，为争取安全留下，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一是布置有家属的人员仍住原址不动，在杭州有亲友的人员可以自行借住，但要注意安全隐蔽；二是秘密选定原支台事务员许文浩家楼上为临时联络点，有急事可事先找许联系；三是通过原支台领班王在廷的同乡联系，在安吉路36号找到一处独院，作为在杭无亲无家人员的隐居秘密地点。于是，他们放出口风，佯称往萧山撤逃，按预定部署分头行动。黎明、武振平带领王容、万宪章、施仰芳、叶锦馥、陈金发等七人，连同支台“关防”、机密文件、全部密电本和两支手枪、弹药，分成几组，迂回绕道进入安吉路新址隐蔽起来。
转入安吉路密点之后，起义已成半公开状态。武振平估计大家对其身份已猜到七八分，便开始进行正面的宣传活动，进一步说明党的政策，介绍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在几个男女青年的要求下，他还教唱了《山那边呀好地方》、《国际歌》等歌曲，跳秧歌舞，使大家感到前途有望。这样平静地住了三四天，北方隐隐传来炮声，黎明估计杭州解放就在眼前。为了防备万一，规定平日除一位厨师每天上街买菜之外，其他人都不准外出，避免引人注意。但是到了第四天晚上，僻静的安吉路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喊叫，接着附近几家大门就受到猛踢乱敲，从各种声音动静分析，很可能是败兵游勇抢劫掳掠。为了保卫起义果实，黎明部署女眷不要出面，由男子汉们在天井里分列两行，两支手枪也派上用场，将子弹顶入膛，准备先礼后兵。不一会听到敲踢门响，黎明沉着地迅速拉开大门，果然是一批衣帽不整的亡命之徒，不过八九个人，却个个都有长短家伙。黎明上前请他们进来“坐坐”，为首的家伙看到里面的“阵势”，立刻装出一副笑脸，连声说“误会，误会，都是自己人”，转身退了出去。
一天后，杭州正式解放。武振平通过浙江大学地下党组织，与中共杭州市委取得联系，约期介绍黎明同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王芳副部长见面。届时黎明随武振平来到公安部驻地，受到王芳副部长的热情接待。他对杭州台的起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同时再一次说明党的政策，鼓励黎明今后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当黎明汇报了有关杭州台的情况后，王芳要求迅速整理一份潜伏电台详细资料立即上报。这是黎明第一次接触共产党、解放军的领导干部，给他的印象很深。回到安吉路驻地，黎明立即传达了王芳接见的情况，大家听了都很兴奋。是日下午，王芳在百忙之中又带领警卫人员亲来安占路，看望黎明和其他同志，大家彻底打消了顾虑，对党坚信不移。
5月12日，黎明接到一个情报：潜伏在杭州的一个保密局特务将要逃到郊区隐匿起来。他立即向王芳汇报，王芳马上布置行动，进行全面搜捕。当天晚上，不费一枪一弹，将全部潜伏台站一举全歼，这便是杭州解放后公安战线上的第一个胜利。接着，武振平带着一份较为完整的保密局在宁、沪、杭及其沿线地区布建潜伏电台详细线索的材料，赴常州向所属党组织报到；黎明则受命率领王容、施仰芳、万宪章等，分赴苏州、无锡、镇江，参加侦破苏南潜伏敌台站的战斗。随后，黎明又前往上海，协助公安机关一举破获国民党潜伏在上海市区的一大批情报组和电台。这样连同苏州、无锡一带附近城市的战果，军统保密局解放前夕在宁、沪、杭地区布下的情报组台，至此被一网打尽。黎明等人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江南和上海的政治形势，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