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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广大人民反饥饿争民主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迫于财经困窘，囚粮不足，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1948年宣布释放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监犯，1949年2月宣布释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监犯。我是1949年2月以合乎释放条件取保释放的。我出狱后的第二天，报上刊登了我出狱的消息。党组织看到这个消息后，便派同志找我，我也从过去约定的关系中找党组织，因此，我出狱后很快就与张执一同志见了面，并立即研究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了。
我提出要以黄雨斋为总经理的中汇企业公司为掩护进行工作，黄雨斋愿把劝工大楼他的写字间分给我一部分，我可以该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在那里活动，也就是把那里作为我们的联络点。张执一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当时，我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宣传我党保护工商利益的政策，劝阻工商业者搬走机器和物资，防止破坏生产力；策反国民党军队向我军投诚，阻止蒋介石军事实力开往台湾；搜集国民党军队、警察以及地方武装残余势力的配备情况等。党组织还指定我同上海工商界、银行界上层人士联系，同时辗转于国民党、军警机关之中，宣传党的政策，正告他们要保护一切公共资财和卷宗档案，如遭破坏须负全部责任。2个月来，我在上海与一些旧的关系联系上，并又发展些新的关系，工作大有发展，这就自然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对我的注意。上海市公安局长、军统特务毛森派人盯我的梢了。我也查觉到他们对我在进行侦查。张执一同志了解到我的处境后，立即决定要我撤出上海，绕道香港，然后转赴北平。他很快就派陈邦织同志给我送来接关系的信件及路费。这样，我于4月初由上海乘飞机去香港，与我党驻港办事处的万景光同志接上了关系。在香港等候开往天津的轮船时，万景光同志还要我同几位同志在住所里整理了几天情报资料。离港前，他托我携带一部用线装书伪装起来的密写的情报资料，嘱我到北平交给罗迈同志（即李维汉），我到北平后，将情报送到中南海，面交给了童小鹏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随后，我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