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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还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营救出狱。
那是在日本投降后不几天，我党另一部门的地下工作者、我的老同学范纪曼同志到军法处找我。他说有两个同志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我们要趁此时局混乱之机将他们营救出来。
一天，我们二人都穿着有少将军衔的军服同乘我的汽车驶往提篮桥监狱。我指着范纪曼同志对典狱长沈冠三说，这位是刚从重庆来的范高参，他是专为接在押人李一鸣和杨树田来的。我向他说明：“这件事是要我们行动总队司令部军法处会同办理的，我特意随同范高参前来，请老兄照办。”沈典狱长听说是重庆方面来要员，便诚惶诚恐地答应，并立即命令狱吏赶快查一下。不多时，狱吏报告说：“这个案子是上海日军司令部办的苏联谍报案，李一鸣已于前几天被日本人要去了，只有杨树田一个人了。”我们说：“那就接他一个人吧。”片刻，杨树田扛着破被子被看守带到台阶下边，我们都走出了办公室。范纪曼抢上一步走近杨树田低声用俄语说：“若是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然后，他回过头对我说：“老李，人来了，咱们带走吧。”我说：“好！”沈典狱长面有难色：“长官，你们领去在押犯人，要写提人收据啊！”范纪曼随机应变，装出国民党军人那种蛮横的凶相，用训斥的口吻说：“日本已经投降了，你还要他妈的什么收条！你还想帮日本人吗？真是混蛋！……”沈冠三害了怕，连忙说：“是！好！我遵命。可是，没有提人的手续，我也不好向上面交代呀！请长官原谅，在提人收条上签个字就行了。”此时，我急于把杨树田同志领出监狱，我考虑若搞僵了就不好办了，便打圆场地说：“提人的收据由我来写吧。”我签完字后，沈典狱长和几名狱吏像送客人那样送我们出了监狱大门。
此事，我曾向张执一同志汇报过。他认为，营救同志是应该的，但总有点危险。事后，我自己也曾想，假如国民党政府接收监狱后追问此事，是很麻烦的，肯定会对我的潜伏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常为此事而担心，好在一年多后无人过问，我心里才如一块石头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