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动伪军警起义

在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夜，即1945年8月14日傍晚，上海日本军警头目，把上海市伪军警高级官员召集在亚尔培路一个“俱乐部”里，名曰晚宴。饭后，让与会人员打台球或玩麻将牌，不许走开，实际上是看管起来，至15日凌晨才放走。据悉，在8月12日和13日，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战与降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日军警将我们看管之时，他们尚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知。他们的意图是，如果他们的上级决定打，就把这些伪军警官员扣起来，以防中国人里应外合。如果他们上级决定投降，就把这些人放了。8月15日凌晨我们被放回家时，如出笼之鸟，大家彼此会心一笑，而日本人则多是垂头丧气。我到伪警察局时，见司法处副处长菅贤二郎头上扎着湿毛巾，眼睛里布满了红丝，显然是痛哭之后的样子。那些平时作恶多端的日本警官惧怕中国人报复他们，大多躲藏起来，不敢露面。

汉奸周佛海由于早就与蒋特密切勾结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于8月12日即密令，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我被他指派兼任其军法处副处长。

周佛海为蒋介石效命，维持敌占区的秩序，等候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是出了力的。但在全国人民要求严惩大汉奸的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命戴笠于9月30日用飞机把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醒华等人送往重庆。名曰移地关押，实则保护起来。随后，又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0日将周、罗、丁等人逮捕，1946 年3月底由重庆解押至南京老虎桥监狱。法院经过起诉审理，判处周佛海死刑。后经周妻杨淑慧四处活动，得到蒋介石的照顾，改判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陈公博是1945年10月13日被由日本引渡回南京，关进老虎桥监狱，尔后转押在苏州监狱的。1946年5月，陈公博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两个一代巨奸，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可耻的一生。

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即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将很快投降，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先派干部进入上海发动群众，并策动伪军警武装起义，策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同志为上海市副市长。决定派张执一同志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的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由于我的掩护职业有条件对上海伪军警进行策反，因此，党组织决定我和静云由张执一同志直接领导。

张执一与我接关系是在我的办公室。那时正值8月中旬，他身穿短袖汗衫，短裤长袜，头戴白布小帽，化装成“上海小开”的样子。我们见面后，他即要我帮他搞一张证明卡，以应付检查。我立刻就叫防犯科给他一张“防犯协会”的通行证，使他在上海能通行无阻。次日晚，张执一同志到我家向我和静云说明了当前的任务，主要是策动伪军警起义，以达到里应外合夺取上海之目的。我将能够争取过来的伪保安队刘铁城团和其他团的情况向张执一同志作了汇报。他嘱咐我立即着手进行策反工作。他还说：“根据华中局决定，起义成功后，即宣布成立人民解放军上海总司令部，以陈伟达为总司令，我为总政治委员。”他要我把伪军警发动起来，组成一个师，由我担任师政治委员。我接受任务后，分别去找伪保安队第一团团长刘铁城、原教导团政训室主任李国章和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孙耀东做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跟着我走，投向我军，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立功。我们几人还聚在一起，以结盟的方式共同发誓：一定保守秘密，做到患难与共，永不背信弃义……随后，我以加强上海治安为名，向周佛海提议将刘铁城团由外县调到上海近郊董家渡一带设防。我计划以刘铁城团为主力，加上能策反过来的其他团的几个大队，改编成一个师，拟定由我担任师政委，刘铁城任师长，李国章任政治部主任，孙耀东负责筹办军需。张执一同志表示同意我这个计划，并亲自同我到准备起义的部队秘密视察了解情况，同时指示要准备改编和听候调遣。后来，因形势变化，党中央于1945年8月21日发出了停止举行起义的电令。党组织重新布置了工作。我们仍在张执一、刘人寿同志的领导下，担任侦察敌情的工作。

国民党开始接收上海后，刘铁城部接受了国民党的新式武器，并调离上海开往常州一带。我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因此，刘部刚到目的地，尚未站稳脚跟，便被我军全部击溃了。

熊剑东率伪税警总团开往瓜洲时，也是我及时提供的情报，被我军一举歼灭的。

我还从伪军中搞到十多支头号左轮手枪和数百发子弹，交给张执一同志。他机警而有胆略，乘我的汽车将枪弹亲自送至外摆渡桥边，用小船运出了上海。 nxQ7t7c4gr+HhZtK2xgwcMK1CcXzYmaW3EFAuRKCxPkvMv442bcbtEWBxqOLR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