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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杨宁、孙静云三人开了一个党小组会，学习“整顿三风”。杨宁走后不久，我和静云便躺下歇息。还未入睡，便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赶忙穿上睡衣，疾步走到三楼从窗口向楼下张望。只见楼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周围有几个日本宪兵。我知道情况不好，便跑到楼下电话室，向伪警察局司法处值班室挂了个电话，谎说我家来了强盗，叫他们赶快来人救援。我走出电话室，转到客厅时，只听“啪”的一声，大门被砸开了，闯进三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我不得不把电灯打开。一个宪兵上前抓住我插在睡衣口袋里的左手向上一提，露出了我手中所持的手枪，一下子被他抢去了。我没打算抵抗，只是带着不满的口气问：“你们这是干什么？”翻译答道：“我们是北平日本宪兵队的，你的卧室在哪里？领我们去检查一下。”“在这个客厅里谈谈不行吗？”“不行！不行！走，走！”日本宪兵边蛮横地说着边上来拽我。“那就上楼吧！”说完，我又边走边喊：“静云，来人啦！”意即向她报警。我领着宪兵和翻译走进二楼卧室，静云正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翻译问：“你们的来往信件都放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我指着五斗柜说。翻译拉开抽屉，将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破绽，便对宪兵咕噜了几句。宪兵厉声说：“把他太太带走！”翻译对我说：“让你太太跟我们走一趟吧。”没等我张嘴，静云忙答话说：“好，我跟你们去。”说着，她便穿好衣服，跟他们出门上了汽车。
静云被带走好大一阵儿，警察局司法处日方副处长菅贤二郎才来我家安慰说：“你太太去去，他们问问，很快就会回来的。”
原来，北平日本宪兵队来上海是逮捕我和静云两人的，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和伪上海市警察局日方负责人说：“李时雨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没有确凿的证据，又未向中国政府照会，是不好逮捕的。”他们商议，先把我太太抓去，问出口供，拿到证据后，再来上海逮捕我。我那时虽然还弄不清他们是怎样搞的鬼，但心里明白他们是通了气的。我便向菅贤二郎大发脾气说：“日本对中国大讲什么‘友好’、‘平等’，这些全是假的！你们简直没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没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你们纯粹是强盗！”
菅贤二郎见我动了怒，只好不住地向我解释，安慰我不必着急。我愤愤地说：“不行，我得找陈市长去！”
这时，天已蒙蒙亮，我乘车来到陈公博的公馆，急匆匆地走进大门。卫士们说：“处长有什么急事，这么早就来了？”我边走边说：“有要紧事。”我走近陈公博的寝室房门遇到郑副官便问：“陈先生起来了吗？”他说：“正在吃早点。”没等他通报，我便闯进了餐厅。此刻，陈公博正在喝红豆粥。我大步走到陈公博面前行了个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陈先生，向您报告一件不幸的事。我的太太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
陈公博听后愣了一下，接着问：“啊，为什么？怎么搞的？”我把事情的经过向他陈述了一遍。陈公博说：“这太不像话！”我接过来说：“是啊，我们太没有保障了，真没法干了！这不是和华北和满洲国一样了吗？陈先生，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所有南京政府官员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我请求陈先生把我的太太要回来。她有什么问题，由我们中国政府处理。如果对我也不相信，那就把我也关押起来审查。日本人如此对待中国官员，叫我怎么在警察局干下去？请陈先生给我以指示！”
听了我的一番强硬的申诉之后，陈公博也有些愤怒了。他劝我不必焦急，说马上叫林秘书（也是翻译）打电话，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王岛茂来办理此事。他嘱咐我照常工作。
我走后，王岛茂很快就来到陈公馆。陈公博向他大发雷霆说：“赶快把人给我要回来！”他严厉地声称，日本人如此目无中国政府，随便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随意抓人，我这个市长没法干下去了！这是违反中日条约的，是破坏中日新关系的。王岛茂向陈公博表示歉意，答应一定认真去办，请他放心。
我照常上班。去伪市政府送批文件时，陈公博告诉我：“你太太的事，我已让王岛茂去办，你要沉着应付。”在此期间，伪组织各机关许多人向我慰问，表示关怀。我便借机向他们宣传日本宪兵队随便抓人，做伪官的得不到保障。凡是与我要好的人都表示同情，不少人在陈公博面前流露出哀怨情绪，这给陈公博以很大压力。据说，他曾多次叫林秘书打电话给王岛茂，催问此事。经王岛茂交涉，两周之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派宪兵少尉中村去北平把静云接回上海。
静云回家后的当晚，向我详细地叙述了被捕后的经历。
那天夜里，静云先被带到虹口日本宪兵司令部。上午，她便被押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到北平后，她被押解到西交民巷日本宪兵队，受到连日审问。主要是问我们与何松亭是什么关系，现在他在哪里。静云坦然地回答说，我们与何松亭是同乡朋友关系，只知他是银行职员，大学教授，在天津见过面，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现在何处。此外，再问什么她都回答“不知道”。
宪兵队未搞出东西，便向静云施行了种种酷刑：灌凉水、跪砖头、用棍子打……静云强忍着巨痛，始终未吐露一字真情。
在刑讯中，静云与敌人展开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开始审她的，拷问了几次，也没问出名堂，日本宪兵便叫翻译继续审问。这个翻译名叫王一镇，大连人。当他逼问拷打静云时，静云正颜厉色地小声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你家里姐妹不受日本人欺辱吗？为虎作伥，替日本人打中国同胞，算什么英雄好汉！”这个翻译听后手颤了一下，面有愧色。从那天起，日本宪兵再叫他刑讯时，他就不那么认真地打了，只是把静云的棉旗袍后身抽打得破烂不堪，而没有重创她的身体。静云被释放前，那个翻译悄悄地对她说：“真惭愧呀！我这个男人，还不如你这个太太。好样的，为中国人增光，你可算上女英雄啊！”静云说：“你以后不做帮凶，多向着中国人，还是可以赎罪的，好自为之吧！”
静云叙述完被捕后的经历之后说：“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爽快地跟他们走吗？我主要是考虑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本政治经济学大纲，里面夹着杨宁同志写的党小组会的提纲，还有汽车房的小楼上存放着大量的资料，倘若再拖延时间，这些东西被他们翻出来，那可就糟了。况且我被捕有你营救，假如弄不好把你也逮捕了，就不好办了。”
我们虽然安全地闯过了这一关，但敌人并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注意，仍暗中监视我们，有时甚至公开找麻烦。静云回沪后，当上海市发生什么政治事件时，日本宪兵司令部便找我问来问去。有一次，静安寺一带发生了爆炸事件，伪警察局特高处正忙着侦察，尚未摸到头绪，日本宪兵司令部又来找我问长问短。我答复说：“我是办刑事案件的司法警官，对于搞政治案件的特高不是内行，我正要问你们呢！怎么？你们日本宪兵队无法破案，为什么老是向我这个外行中国人求教呢？”我总是这样冷言冷语，以极不耐烦的态度对付他们。尽管如此，仍不能甩掉他们的纠缠。我想，这不是长久之计。可怎么摆脱屁股后的鬼子呢？我向陈公博讲了这个问题，请他帮助解决，以便我安心工作。我向他发牢骚说，日本宪兵队真不讲理，无缘无故地把我太太抓去，严刑拷打一顿放回来还不算完，现在又对我纠缠不休。这不是欺负我个人，这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蔑视和欺侮！
陈公博听后当即吩咐沪西区区长卜立夫负责与日方交涉，让他一定想办法帮助我解脱困境。卜立夫是东北人，曾留日学航空，与我私交甚厚。他会说日本话，与日本宪兵队比较熟。他接受陈公博交给他的任务后，很卖力气地与日方联络。他一方面向日本人吹嘘，说我是陈公博的亲信，要他们看在陈市长的面子上，不要再找我的麻烦。另一方面，他用我拿出的钱，以他的名义宴请日本人并送些礼品。这样一搞，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那几个家伙果然不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不久，上海市警察局要组织一个赴日考察团，考察日本的警政。我想这是个躲避日本人纠缠的好机会，便向陈公博提出要求。陈公博说：“也好，出去走走，冷一下，他们就不再找麻烦了。”
我们这个考察团由四人组成。除我之外，还有行政处长吕琪、日本人山本科长和翻译石玉祥。我们于1944年5月中旬由上海乘飞机到日本福冈，然后到东京、神户、横滨、名古屋和大阪等地。我们参观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监狱、看守所、警察机关，还参观了防空和消防设施。与此同时，我注意看到了日本战时各方面的情况：商店里货物很少；饭馆门前排着长长的队；鱼、肉和蔬菜亦很少见到；车站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人，很少见有青壮年男人。事实证明，日本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回国后，我们顺便参观了沈阳、长春、哈尔滨几个大城市。所到之处，只见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难以言状。
我回沪后，将日敌危机四伏的窘境和沦陷区的敌情整理出一份材料，交杨宁同志密写并伪装好，于6月间由他带到北方上报了。
1944年11月10日，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时年61岁。他的尸体由日本运回国，埋葬在南京梅花山。
汪死后，陈公博任南京伪政府行政院院长、代理主席，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一朝天子一朝臣，陈公博手下的官员，绝大多数都调离上海，上海市各机关差不多都换上了周佛海的人。陈公博内定调我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我要求他将我调太湖地区任专员，目的是找个有条件的地方搞点武装，以打下一步的算盘。正在酝酿之中，周佛海向陈公博提出意见：“不能把人都调走！”他指名留我。陈公博对我说：“一则去外省当专员，要同外省商量，须等待时机；二则周佛海留你，我也不好意思马上就调，只好等等再说吧。”所以，周佛海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长时，我继续任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一直到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