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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间，陈公博因原军法处处长单钰积压案件、关押犯人久不处理等问题而将其撤职，随后调我兼任军法处处长。
1942年8月，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陈公博兼任主任委员，许金源任办公厅主任，史思放、吴耀中、李镜涵和我分别任办公厅第一至四处处长。我所在的四处负责清乡军政人员犯罪的侦察审判，以及清乡区烟、毒、赌博等犯罪的侦缉审判。鉴于江苏清乡官员敲诈勒索严重，特设执法队及分队，以纠查违法犯纪，并兼管禁烟、禁毒和禁赌。我兼任执法队队长。
南汇清乡区执法分队队长冯××，在开始工作不久，就执法犯法。他包庇南汇一个赌场，受贿几千元。有一天，他携带巨款来我家向我行贿。我问明了这笔款的来源之后，即打电话叫我处军法官孙增原及执法队的一位督察来，将冯××带去关押审讯，判刑治罪。此事发生后，上海市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及上海清乡分会颇为震惊。陈公博知道我办事认真，为他提倡的“廉洁政治”增光，非常高兴。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称赞我“执法如山”，“不贪污受贿”。在此之前，我一接管军法处就提出依法办案，不许用刑，不许受贿，不许虐待犯人，病犯准许保外就医等。我还主张速判速决，能放就放，所以监所犯人骤减。五十岚大佐因此而称我为“快刀子李”。这时，我已有了实力地位，又因不受贿赂依法办案树立了威信。由此，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各方面都来与我拉关系，包括上海伪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卢英，参谋长许金源，以及上海市政府各局局长等都愿意与我交往，有的人甚至常到我家叙谈。借此机会，我也就顺水推舟，与他们来往应酬，局面逐渐打开了。
自从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来，我几乎每天到伪市政府面见陈公博，给他送批重要公文，并请示解决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与各部门负责的伪官员接触，每隔两周还去南京参加立法院的例会，借机与南京已建立的关系人员晤谈，从而摸清了汪伪组织的全面罪恶活动，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资料。
1943年3月，张友恒同志来上海，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研究、布置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并帮助我们在津浦路下关火车站建立了一个转运点，供我们传递情报。他要我们把情报资料伪装好，送到下关车站，由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带到天津。他还告诉我们，组织上委任我为特派员，孙静云管机要，并派杨宁同志来沪，由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共同研究工作和一起学习。我给杨宁同志起个化名叫杨德修，派他为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军法官。
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将原法租界区域改称第八区公署，将公共租界区改称第一区公署，陈公博兼任署长，调我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从此，我去南京的机会较少，以后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多由杨宁同志去南京下关火车站交转运站。
上海租界地是个冒险家乐园，这里豺狼横行，无法无天。我这个赤色的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在这里工作，又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真可谓“深入虎穴”了。我在那些坏人堆里，既要摆出司法专家的架势，让他们莫名其妙，又要严于律己，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伪官们没有不搞钱的，我硬是不要钱。那些大汉奸们，本来是卖国求荣，唯利是图，但他们却要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不许他们的下属贪赃枉法，以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如汉奸陈公博就大讲什么“廉洁政治”、“奉公守法”。我利用推行其“廉洁政治”的机会，首先整顿了原租界地的“包打听”（上海便衣警探的通称），并强调禁烟、禁赌、禁毒，禁止敲诈勒索、禁止流氓扰乱社会秩序，对侵犯人民利益者，绳之以法，从严处理。我利用伪职，雷厉风行地惩治了邪恶势力，狠狠地打击了刑事犯罪分子。我也借此树立了威信，更加站住了脚跟。联华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回头是岸》这一影片，就是编导徐××同我研究编写的，取材和背景都是反映那个时候的现实。主要是描写一位从北方来的青年警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制伏了一个正在上海横行一时的著名大流氓及其一伙的故事。
我的做法，使日军、豪绅、流氓及大小汉奸们都摸不着底细，他们真的以为我是奉陈公博之命推行其所谓“廉洁政治”的呢！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欺软怕硬的，他们见我如此铁面无私认真执法，就不得不“买账”了。原租界地的上层人士，所谓“三老”，即闻兰亭、袁履登、杜康侯，以及青帮头子黄金荣、红帮头子徐朗西等，都转弯抹角地设法与我接触、拉交情。我也就顺水推舟与他们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