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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任军法处长

1942年5月间,陈公博因原军法处处长单钰积压案件、关押犯人久不处理等问题而将其撤职,随后调我兼任军法处处长。

1942年8月,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陈公博兼任主任委员,许金源任办公厅主任,史思放、吴耀中、李镜涵和我分别任办公厅第一至四处处长。我所在的四处负责清乡军政人员犯罪的侦察审判,以及清乡区烟、毒、赌博等犯罪的侦缉审判。鉴于江苏清乡官员敲诈勒索严重,特设执法队及分队,以纠查违法犯纪,并兼管禁烟、禁毒和禁赌。我兼任执法队队长。

南汇清乡区执法分队队长冯××,在开始工作不久,就执法犯法。他包庇南汇一个赌场,受贿几千元。有一天,他携带巨款来我家向我行贿。我问明了这笔款的来源之后,即打电话叫我处军法官孙增原及执法队的一位督察来,将冯××带去关押审讯,判刑治罪。此事发生后,上海市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及上海清乡分会颇为震惊。陈公博知道我办事认真,为他提倡的“廉洁政治”增光,非常高兴。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称赞我“执法如山”,“不贪污受贿”。在此之前,我一接管军法处就提出依法办案,不许用刑,不许受贿,不许虐待犯人,病犯准许保外就医等。我还主张速判速决,能放就放,所以监所犯人骤减。五十岚大佐因此而称我为“快刀子李”。这时,我已有了实力地位,又因不受贿赂依法办案树立了威信。由此,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各方面都来与我拉关系,包括上海伪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卢英,参谋长许金源,以及上海市政府各局局长等都愿意与我交往,有的人甚至常到我家叙谈。借此机会,我也就顺水推舟,与他们来往应酬,局面逐渐打开了。

自从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来,我几乎每天到伪市政府面见陈公博,给他送批重要公文,并请示解决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与各部门负责的伪官员接触,每隔两周还去南京参加立法院的例会,借机与南京已建立的关系人员晤谈,从而摸清了汪伪组织的全面罪恶活动,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资料。

1943年3月,张友恒同志来上海,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研究、布置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并帮助我们在津浦路下关火车站建立了一个转运点,供我们传递情报。他要我们把情报资料伪装好,送到下关车站,由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带到天津。他还告诉我们,组织上委任我为特派员,孙静云管机要,并派杨宁同志来沪,由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共同研究工作和一起学习。我给杨宁同志起个化名叫杨德修,派他为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军法官。

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将原法租界区域改称第八区公署,将公共租界区改称第一区公署,陈公博兼任署长,调我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从此,我去南京的机会较少,以后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多由杨宁同志去南京下关火车站交转运站。

上海租界地是个冒险家乐园,这里豺狼横行,无法无天。我这个赤色的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在这里工作,又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真可谓“深入虎穴”了。我在那些坏人堆里,既要摆出司法专家的架势,让他们莫名其妙,又要严于律己,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伪官们没有不搞钱的,我硬是不要钱。那些大汉奸们,本来是卖国求荣,唯利是图,但他们却要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不许他们的下属贪赃枉法,以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如汉奸陈公博就大讲什么“廉洁政治”、“奉公守法”。我利用推行其“廉洁政治”的机会,首先整顿了原租界地的“包打听”(上海便衣警探的通称),并强调禁烟、禁赌、禁毒,禁止敲诈勒索、禁止流氓扰乱社会秩序,对侵犯人民利益者,绳之以法,从严处理。我利用伪职,雷厉风行地惩治了邪恶势力,狠狠地打击了刑事犯罪分子。我也借此树立了威信,更加站住了脚跟。联华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回头是岸》这一影片,就是编导徐××同我研究编写的,取材和背景都是反映那个时候的现实。主要是描写一位从北方来的青年警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制伏了一个正在上海横行一时的著名大流氓及其一伙的故事。

我的做法,使日军、豪绅、流氓及大小汉奸们都摸不着底细,他们真的以为我是奉陈公博之命推行其所谓“廉洁政治”的呢!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欺软怕硬的,他们见我如此铁面无私认真执法,就不得不“买账”了。原租界地的上层人士,所谓“三老”,即闻兰亭、袁履登、杜康侯,以及青帮头子黄金荣、红帮头子徐朗西等,都转弯抹角地设法与我接触、拉交情。我也就顺水推舟与他们周旋。 VqeSbeB7TYx327/9Y0gTGEg+7TE5E7M+9cR8DZMWHC1Fyek5AOMXTfAXyL53m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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