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汪伪政权

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的那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在南京发表了一篇《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公开散布抗日失败论。8月4日，他又在南京发表《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进一步鼓吹对日求和，说不和是会吃亏的，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打败仗，不要掩饰，不要唱高调，以免引起无谓的冲突等。

1939年8月，汪精卫进行投敌卖国活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策划建立伪政权。为了准备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派人到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派往北方网罗代表的是周化人、邓一舟和朱晶华三人。朱晶华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派。抗战初期，他与抗日联军驻天津办事处的孟幻飞有过联系。朱晶华来津后即托孟幻飞帮忙拉几位代表。孟幻飞与我商量，要我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他们的所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何松亭同志曾与我谈过，要我注意搜集汪精卫卖国活动的情报，但当时感到这方面的线索不多且不直接，所获得的情报资料也不及时具体。现在有了打入汪伪内部的好机会，当然不应放过。但我转而一想，我不是国民党员，怎么能当国民党的代表去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呢？

经孟幻飞介绍，我与朱晶华见面了。初次相见，我们便谈得很投机。朱晶华坦率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吉林人，家乡沦陷多年。我现在已成了亡国奴，流浪内地，真不如丧家之犬。”他解释说：“我虽然是个国民党员，但没有达官显贵的后台，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以求温饱而已。我不是来跟着汪精卫当汉奸的，而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派遣来的。由于我是改组派，故得到汪精卫、陈公博的信赖。”他接着宽慰道：“你放心吧，跟着我打进去，没有错，咱们是有保险带的。”

我听了他这番话，几乎怔住了。我虽然也是个爽快人，但没敢贸然表态。我开始是向他打听跑到重庆去的同乡同学们都怎样，后方的生活如何，逐渐谈到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进行到什么程度等。

经过多次接触和倾心交谈，我和朱晶华居然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他劝我参加代表大会并保证为我保密及负责掩护我。我们商定，就说我在北方上大学时，经朱晶华介绍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跟他参加改组派，因一直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故与其他国民党人相识甚少。朱晶华还对我说，汪精卫这一派急于拉人，不会仔细审查的，我一定够朋友负责到底，你放心去吧。

党组织听了我与朱晶华接谈经过的汇报后，研究决定派我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9年8月下旬，以焦莹为首的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组成了，有北平、天津及河北省的代表共20余人。我能回忆起来的人有：韩清健、赵霜锋、高崇信、董秀山等人。由朱晶华拉的李子琢、张尔康借故天津发大水不能去了，只有高风舞与我一同去。我们从天津乘船到大连，然后转往上海。

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日租界虹口新亚饭店，开会地点是沪西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

开会前，汪精卫派他的亲信陈春圃、林柏生与各地代表团分别谈话。他们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汪精卫一伙搞的“和平反共建国”的方针，极力渲染汪精卫如何“不避艰险”，从重庆叛逃，到河内遇刺幸免，以及日本派人接迎他的经过。他们还透露了一些汪精卫去东京谈判，向日本投降乞和的情况。据说汪精卫在日本会见了当时的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财政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以及前首相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人。他们一致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收拾残局。日本朝野对汪都很信赖。陈、林二人也透露了汪精卫在与日本政府谈判《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时所遇到的困难。

陈春圃和林柏生在讲述汪精卫卖国交易的同时，还散布不少关于汪精卫、周佛海的汉奸言论。如“对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结”、“要努力转敌为友”、“战必大败”、“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条件，实现对日和平”。

他们鼓动大家反对抗战，支持他们的和平主张。听到这些无耻谰言，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但对于我这个情报人员来说，则是平时难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唯恐听不准、记不牢。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卖国集团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有240余人。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临时主席团主席，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主席，梅思平为秘书长，罗君强、陈春圃为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修改国民党政纲、调整中日关系等提案。

会议还通过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其卖国投敌纲领。

会议结束后，我从上海乘日轮到大连。我顺便由大连到哈尔滨，会见了伪满哈尔滨市长赵东藩。此人与我同乡，我与他早就熟识。从他那里，我又了解到不少伪满的情况。

我回到天津后，把参加这次会议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沿途所搜集的情报资料向党组织作了详细的汇报，受到组织及领导的赞许和嘉勉。

当年9月，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北方党务办事处，派焦莹任办事处主任。12月，第六次常委会又决定改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指定我和房勤、徐廷斡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年1月上旬，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天津、北平、河北三个党部的新任常委到上海去，听取上级指示。我们一行12人乘火车来到了上海，住在愚园路一幢小楼里。汪精卫在愚园路公馆里亲自接见了北方一省两市党部的常委。

汪精卫在一个会客厅里同我们见了面。他与我们一一握手之后说：“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实现共存共荣。”他在讲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其要点是：中国承认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等等。汪精卫恬不知耻地声称，这些和平条款的签订，是来之不易的，是他和周佛海等不辞辛劳奔走谈判的结果。

总之，通过参加大会，我对汪精卫一伙投敌卖国的罪恶活动，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了对我党来说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群汉奸粉墨登场了。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负责人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这一时期，我的工作面临较大的转折。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立法委员名单，共50人，我被任命为立法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开始，我对于去南京开拓新的工作曾有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因我在平津打下了相当好的地下工作基础，现在又要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地闯入敌营，不知何时才能站稳脚跟。何松亭同志听了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具有开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为党作出贡献。”华北社会部许建国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很快就作出决定，批准我打入汪伪政府。我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为了我的行动方便，并为回北方工作有借口，决定暂不带家属，孙静云仍留北平工作，由我一人只身前往，以后可以探亲为名，回北方汇报工作。

4月中旬，我同焦莹等十余人乘火车抵达南京。我与朱晶华见了面。他告诉我，汪伪政府任命我为立法委员，是因为我当过“六大”代表，又是天津市党部常委，是论功行赏分配的。加上我是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当过法官，资格条件也具备。主任委员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但地位较高，接触可上可下，又不用上下班坐机关，这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倒是很相宜的。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活动于敌、我、友之间，广泛地结交朋友，以逐渐扩大接触面。

立法院长陈公博，广东南海人。青年时能说会写，被称为“风流才子”。五四运动时，初露锋芒，为陈独秀所赏识，曾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党的“一大”。后因犯错误受留党察看处分，不久被开除出党。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后，深受廖仲恺与汪精卫的器重，曾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工人部部长等职。廖被刺遇害后，陈便投靠汪精卫，是汪的左右手，成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元老之一。

我第一次与陈公博谈话，是在伪立法院院长办公室。伪立法院第一次例会，对于立法程序中的“三读通过”发生了争论。有的委员主张凡经立法院讨论通过的法案，必须要三读通过，才算合法完成；有的委员则主张不必那样机械。伪立法委员中，真正学过法律，懂得立法、司法的人不多，没有什么专家学者。虽然有几个曾当过律师，但他们对法律大都是半瓶子醋，一知半解，因此，对这一小小问题争论不休。陈公博听说我是学法律的，当过法官，加上听我在会上发言的观点有突出的见地，知道我是有真才实学的内行，便由他的女秘书、立法委员莫国康约我同他谈谈。

陈公博既是我们民族的罪人，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更主要的是我将把他作为最合适的获取情报的对象。与这样一个汪伪政府的高官元老初次相见怎样更好地把握分寸呢？想来想去，还是按照我与何松亭在天津总结的那几条经验，在敌区做情报工作，首先当然是分清敌、我、友，但是，在不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不泄露党的机密的原则下，对任何人都要“谦虚、谨慎、诚挚、坦率”。只有显出忠厚诚实，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也才能得到真实情况。千万不可像国民党特务那样，狡诈奸滑，锋芒外露，使人望而生畏。

我想，大汉奸固然丧失了民族气节，但他们对部下还是要求有真才实学，以利他的使用。为此，我便以青年老成，有礼不卑的姿态出现在他的面前。当陈公博提出问题时，我就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对答。我很自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国民党改组派，是他的追随者，对他仰慕已久。陈公博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见多识广，老奸巨滑，我不能对他肉麻地吹捧，只能给他轻轻地戴上一顶高帽，不能引起他的怀疑。初次见面，效果是很好的。事后，莫国康对我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

从此，陈公博经常找我谈问题，我与他常接近，逐渐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我从他的谈话中，得到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

陈的女秘书莫国康是广东东莞人。她身材纤弱，面貌清秀，不怎么爱打扮，故作老成之态。她毕业于北大文学院，精明干练，政治欲望很强。她想借陈的权势拉拢一部分人，在汪伪政府中形成一种势力。闲谈中，我说我是北大法学院学生，她说她是北大文学院学生，我们便拉上了同学关系。我们彼此表示今后要互相帮助，在陈先生的领导下做出一番事业。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和工作人员都不知我的底细。他们见我能经常面见陈公博院长，并与他的女秘书那样熟，误认为我是陈的亲信了。这时，我便摆出法学专家的架势，但又平易近人地活动在他们当中。很多人也主动跟我套近乎，包括我的法学院同学罗贯一和高跃武等（他们都在各科室工作）。于是，我在立法院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上上下下通行无阻了。仅三个多月，我就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及他们的罪恶活动的种种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1940年7月，我借伪立法院暑假休会的机会，回到北方向何松亭同志汇报工作。10月，借口看望家属，又回北方汇报一次工作。

在南京几个月的活动中，我在各方面都建立了关系，肯定是能够站稳脚跟，进一步开展工作的。经与何松亭同志研究，认为孙静云同志有必要去南京与我一起工作了。因为我经常请假回北方，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还是由孙静云担任机要和交通为好。她没有社会职业的约束，可以自由往来，传递情报，不仅及时，而且更加灵活方便。经党组织同意，我们全家于1940年11月间迁往南京。从此，静云便担当起情报交通工作。她经常往返于天津、南京，将我搜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何松亭同志，何松亭同志随即转报晋察冀根据地许建国同志。

1941年，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为了筹备成立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和收编伪保安团队，当年8月，他调我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此时，上海已形成汪伪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于我们做情报工作来说，更可以向全面纵深发展。况且我的秘书处长是兼任的，立法委员不动，还可以两个星期回南京参加一次立法院的例会，借机向有关方面了解敌伪情况，使情报来源更加开扩。

孙静云在一次回北方汇报工作时，把我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深入虎穴的情况向何松亭同志作了介绍，他当即表示赞成。关于我们提出的工作计划，他认为需要由静云去晋察冀根据地亲自向许建国同志汇报，并请示今后如何开展工作。静云见到许建国同志后说：“我们已在敌营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可以步步深入敌人的心脏了。”许建国同志高兴地说：“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X6hoQcU/VJgPEXlI9/ALFgS24qDTXH3buFufx+pSzAu67cXXH6R2F/6O7PJczU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