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电台　营救冯骥

1939年初，何松亭同志交给我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由租界地向外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二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同志出狱。

当时，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分装在两个箱子里，寄放在英租界达文里我家中，由我的爱人孙静云同志妥为收藏起来。何松亭同志指示我们将这批东西运送出去，交给河北一个转运站。他建议由孙静云化装成新娘子，佯作春节串亲戚，坐出租汽车，把箱子放在汽车后背箱里，以混出日军检查口。经大家反复考虑，认为这个办法不甚保险。后来，研究决定由我向伪法院要汽车，假托进租界办事，顺便帮我带出两箱东西。恰好，几天之后就遇到了机会。我要到了汽车，把两箱电台机件经日军检查口，安全地运到了伪法院，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些日子，何松亭同志又送来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此时，我不好再借口要汽车，但又急着把东西送出去转运，只好另想办法。为了早日一齐交运三箱电台机件，我壮着胆子，冒着危险，在一天凌晨，搭乘三轮车，把一箱机件运到“法国桥”边。日军不准三轮车过去，我只得用肩扛着箱子走。我夹在人群当中，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通行证，顺利地通过了日军检查口。紧接着，我把这一箱电台机件送到伪法院，连同上次运出的那两箱，一起送到了指定地点，对上暗号交付了。后来，这批电台机件完整无损地运送到目的地，对抗日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上级领导对我能够机智勇敢地完成转运这批重要军用物资的任务，十分高兴，倍加赞许。我自己对地下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再对担任伪职有思想包袱或感到不舒服了。

与此同时，何松亭同志要我设法把冯骥同志从监狱中营救出来。

冯骥同志是在天津沦陷前，因共产党案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何松亭同志交给我这一任务时，仅仅说冯是共产党员，案子正在高等法院审理之中。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只是嘱咐我要千方百计地把他营救出狱。

我接受这一任务后，首先在法院进行了解，证实高法院刑庭确有此案，冯也确被关押在看守所。我了解到：此案的审判长是刑庭庭长胡凤起，主审推事（审判员）是吴璇，陪审推事是邓肇金、高乾一，检查官是郑煊，书记官姓康（名字忘记了）。胡庭长、吴推事与我是一般同事，不好说私话托人情。邓、高二人与我是法学院时的同学，郑煊是我的东北老乡，对他们三人还可以说私话，但我琢磨也不可冒昧行事。经反复考虑，我拟订了行动方案，决定此事采取三个步骤。当时，我已转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长，我有权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以往对他们管的案卷也曾翻阅过。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那个姓康的书记官外出时，查看了他管的案卷。我暗中抽去了冯骥的全部案卷，装入皮包带走，回家看后付之一炬。康书记官回来后发现他丢了一份案卷，急忙向我汇报。我故作认真地责备他几句，而后又以帮他掩饰过失的姿态，示意他可以推说根本就没见过冯骥的卷宗，只是在登记簿上有个案由，可能是法院被炸时毁掉了。因为日本攻占天津时，确曾炸过法院，法院恢复后是有些案卷找不全了。康书记官照我指点的那样一说，庭长和推事就信以为真了。

第二个步骤是：我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监狱看守所去。我到那里说，北平华北临时政府法制部可能要来检查监所，我先来看看你们的管理情况。典狱长兼看守所长朱××同我一起到各监房外走了一圈之后，我便要求单独到监房里找在押犯人问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我先装模作样地与几个一般刑事犯谈了谈，接着到政治犯单人监房与冯骥同志谈话。我见到冯后，先问了问他吃住等方面的生活情况，然后悄悄地告诉他：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是在登记簿上写有“共党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翻案，就说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不是什么共党。

第三个步骤是：我视察监所时向朱典狱长交代说，要搞好监房的卫生，搞好伙食，保持犯人的健康，对青年犯人要优待，像冯骥那样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应特别优待。我还向我的两个同学邓肇金和高乾一打招呼说，我朋友的亲戚冯骥，是被诬陷入狱的，此案积压至今未进行审理，经查是分给吴璇主办，你们二人是陪审的，请你们向吴璇催一下。他俩按我的旨意给吴璇递过话之后，吴璇主动向我表示，一定抓紧进行。我顺水推舟地说，这确是个冤案，年轻人火气大，容易得罪人而受到陷害，希望你帮忙早点给结案，使他恢复自由。与此同时，我分别向与此案有关的办事人员打了招呼。如希望胡庭长能做无罪的判决，希望郑煊检查官能在起诉书上笔下留情，希望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张春孚为被告多作些有利的辩护等等。

为了推进案件审理的进程，我还私下给胡庭长送了礼，在登瀛楼宴请了吴、邓、高几位。总之，经过我的周密计划和一系列积极的活动，终于使冯骥同志得到了无罪的判决而释放出狱，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mundHgbegIVd5SYeYSYWSPVsAznNjEcXX90QbcAXUvRbGHkkF5nK9C67onbH5p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