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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我由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我打入东北军，以便更好地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张敬载同志主张由我给张学孟写信，请他介绍我到他那里工作。
张学孟是我的同乡好友，也是我少年时的同学。他曾留学日本，于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营长，此时已调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这确实是个可以利用的好关系！
同窗之谊尚在，张学孟慨然答应了我的要求。经他举荐，我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1936年2月，我来到了古城西安。三四个月后，我的党组织关系由北平转到西安。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同志来找我接上关系。据说他是党特派做东北军工作的，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刘宇新同志交代给我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二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他们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的公馆在西安金家巷五号。由于张学孟担任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给我的工作造成极为便利的条件。我利用去看望同乡好友的机会，很快就与公馆的警卫人员混熟了。我常利用闲聊天的工夫，向他们宣传我党提出的有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主张。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东北人不能长期流亡”、“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等等。不仅如此，我还把东北沦陷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惨遭日军屠杀蹂躏的情况讲给他们听。我的宣传工作不仅对这些年轻的警卫人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通过他们的嘴，把我所讲的一些日军欺侮中国人的情节传到张学良将军的耳边。不久，一位年轻的侍从副官对我说：“有一次，副司令听到东北人民所受的苦难，‘啪’地把茶杯放在桌上说：‘他妈的，咱们这只顾中国人打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打回老家去呀！’看样子很苦恼。”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们扣住了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听到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是在当日拂晓前，由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召集全处官员紧急集合传达的。当时，他派四处中校秘书张松筠和我负责接收《西京日报》改名为《解放日报》。我们主要是接收该报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编辑方面的工作另派人接办。事变发生后的上午，刘宇新同志即来到我家，我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当时，我们对形势的发展尚无肯定的估计，但总的认为是会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刘宇新同志嘱咐我，要沉着应战，一方面做好掩护职业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与已经联系好的官兵进一步加强联系，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
12月1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取消，所有“剿共”工作完全停止，另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张、杨即日到会视事，并通电全国。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后，即将原第四处改为政治处（党政处），派应德田为处长，刘澜波为第一科科长，我仍负责办公室的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应承了六项诺言，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押问罪。这对东北军来说，真乃是晴天霹雳。我当时听了也十分震惊。东北军上层在对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主张不一致，产生了矛盾，因此，在1937年2月2日，发生了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事件。
1937年3月，东北军开往蚌埠。不久，又开往苏北。
到苏北后，总部各厅处人员驻淮阴和淮安一带，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里。于学忠的部队也调到这一带驻防。6月间，宣布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由于学忠任绥靖公署主任。整编时，总部各厅处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经党组织的安排，我在天津又找到了掩护职业，公开的职务是伪天津高等法院检查官，继续在京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我的直接领导是何松亭同志，他从1937年起即负责我党平津联络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