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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二次革命”后，所谓“共和不适于国情”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让前清遗老们颇为兴奋。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撰文，称袁世凯只是帮小皇帝（溥仪）摄政，未来一定还要还政大清。
两年后，遗老们终于如愿以偿，看到了帝制复辟，只不过皇帝不是溥仪，而是大清朝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称王称帝都需要合法性，一是血统，袁世凯不是皇族出身；二是事功，袁世凯不过镇压了“二次革命”，没有对外战争的胜绩。那么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投票来实现了。
1915年12月11日，由各省区“选举”产生的1993名“国民代表”齐聚北京，决定国体。最终，没有一张反对票，也没有一张废票。
山西乡绅刘大鹏是“代表”之一，他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观察，全省120名代表到将军行署，“代表投票解决国体，其票为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无一写他字者，此系官界中人指示代表所书者也，人皆茫然，予亦昏昧”。刘大鹏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帝制支持者。
在湖南，“国民代表”们得到极好的款待，不仅住酒楼，还有名妓相陪。投票时则没有这么轻松了，“代表”们要填写真实姓名，“有人在旁紧紧地监视着——谨防错误或交头接耳。选举人写毕后亲自投入票匦里，然后循着指定的道路，由西辕门鱼贯而出，不得胡乱行走。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填‘否认’二字，或误写姓名”。事后，财政总长周自齐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为了装装样子，我们曾想让某些人投反对票，但他们未这样做。”
随后，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此外还有著名的“乞丐请愿团”。按照学者许指严《新华秘记》中的说法，袁世凯幕僚杨度一天外出，看到两个乞丐吵架，他听其中一个乞丐说：“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民国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复生，必不容若辈如此横行。吾惟旦夕祷祈老天，复生一皇帝也。”杨度一看乞丐中也有人支持帝制，大受启发，当即找来北京的丐帮首领，让他召集乞丐，“提会中经费施用，每名给以蕃饼一元，管丐首领则给百元，一律签名签押”。很快即征集到上万名乞丐要求恢复帝制。
支持帝制的人，多是被要挟、被收买的；反对的人，则都出于自觉。副总统黎元洪被袁世凯封为“武义亲王”，他拒不受命，声明：“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绝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尤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后来，袁世凯命亲信阮忠枢等以道贺为名，去试探黎元洪。阮忠枢一见黎元洪，就大呼为“王爷”，同时转达袁世凯要册封他做“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的“旨意”。黎元洪厉声回答：“你们不要骂我！”
袁世凯的管家袁乃宽，是“洪宪帝制”的大功臣，但他二儿子袁英则激烈反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袁英对革命党人程潜说：“一班走狗，不顾百姓死活，疯狂地忙着筹备大典，已定明年元旦唱大登殿。我情急万分，希望有人起义讨逆，我也可以从中做点儿小玩意儿给大家看看。”袁英后来果然在新华宫（原来的总统府）安放了一枚炸弹，意图炸死袁世凯，但未遂。
为在登极时摆足排场，袁世凯前后花了大约3000万元（银元，下同）。民国初年，一石（约140公斤）米是10元，一斤猪肉是0.14元。如果按今天米5元每公斤、猪肉19元每公斤的价格计算，1块银元大约相当于70元人民币，那么在登极这件事上，袁世凯付出了21亿巨款。
在他的账单上，除1000万犒军费外，剩下的部分，给“筹安会”（1915年8月由杨度等6名社会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政治团体，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活动经费300万，主要是用于收买报馆，控制舆论。而整修三大殿用去270万，新朝尚红，屋顶黄瓦一律改为红瓦，殿内圆柱改漆红色。袁世凯全部的登极行头，更是花去数百万元。
袁世凯赶制了两身龙袍，祭天时穿的价值20万元、登极时穿的价值40万元。这两身龙袍全部由金丝织成，不仅镶满珠宝，上面还有从清宫淘来的鸽卵大的“东珠”；两顶冕旒冠，前后檐上各12旒，每旒上有珍珠、宝石12颗，价值10万；宝座40万；1颗白玉玉玺（上书“诞膺天命，历祚无疆”）、5颗金印，共花去72万……象牙朝笏、外交礼服、办公案等御用品，有的不仅给袁世凯，“妃嫔”与“皇子”都有份。
东西备齐了，仪式也不能省略。按照计划，袁世凯“登极大典”时，要派官员去告祭孔子、清朝太庙、关羽、岳飞，要安排好文武官员的班位，以及进玺、颁诏等一系列程序。为了庆祝大典，要求“登极前一日起，京外各公署、学校暨商民各户，均悬旗结彩三日”。
然而，即便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充分，袁世凯却不敢正大光明地上演一场“登极大典”。
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突然命亲信段芝贵通知文武官员，他要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内部朝贺”。官员们措手不及，顾不上换衣服，就急急忙忙地“入宫”朝贺新君。当日9时左右，袁世凯出现在众人面前，既没有穿龙袍，也没坐在龙椅上，只是身着大元帅服，站在宝座前。袁世凯为了显示新朝的“开明”，表示官员们行三鞠躬礼即可。谁知朝贺时，大家还是一起跪拜。
袁世凯左手搭在龙椅上，右手掌心向上，频频向行礼者点头致意。现场没有司仪，这些或着军服，或着袍褂的官员们，行礼时散乱无章，场面颇为混乱。
当时代理参谋总长的唐在礼回忆：“这次大礼使我这个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另外，在京的重要人物黎元洪、段祺瑞都没有参加大典。
1916年元旦，按计划改元“洪宪”，原定的“登极大典”却流产了。据民国初年在农商部任职的张新善回忆，这一天“并未举行登极仪式，仍是文武百官照例庆贺新年而已”。
按照担任过大总统府秘书兼国务院秘书的许宝蘅的记录，怀仁堂中，“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觐见，次章佳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许宝蘅日记里将这年标为“洪宪元年”，也称袁世凯为“今上”。但由于各国反对帝制，在给外国使节的公文中，袁世凯只能沿用“中华民国总统”的称谓。
让袁世凯心虚的原因，无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云南。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首举义旗，宣誓护国。在誓词中，蔡锷说：“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袁世凯称帝前，曾和部下冯国璋有一段著名的对话。他信誓旦旦地说：“我绝对无做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假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事实上，袁世凯称帝，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长子袁克定的唆使。
袁克定早年在彰德（今河南手也留下伤口。所以袁世凯真做了皇帝，他这个“嫡长子”也不是十拿九稳地能当“皇太子”。袁世凯甚至曾有意在次子袁克文、五子袁克权中选一位“储君”，于是这两个人的“皇子服”都和别人不同。袁克定当然很紧张，声称：“如果大爷（指袁世凯）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吓得三小姐袁静雪向袁世凯哭诉：“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袁世凯倒是淡定，只回了一句：“胡说。”
袁世凯对女儿的要求也不少。袁静雪回忆，称帝以前，袁世凯有时会对她和二姐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后来“大典筹备处”果然请了两个师大的女学生，来教她们“皇家礼仪”。
袁静雪说：“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三个安，进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可好’。”
新朝的“皇后”钦定为袁世凯夫人于氏。但于氏根本不理会，她公开说：“叫我领头磕头，我不能磕。我给他生儿养女，还要给他磕头，他弄了多少小老婆来，又给谁磕过头，我活白了头发，又出皇上啦。”
袁世凯还总结前朝教训，给自己的“皇家”设计了一套“典范”，主要内容为：“嗣子虽幼稚，母后不得垂帘听政，须择大臣中有才德位望者为辅政冢宰；废除立储成例，亦不制定嫡长，但择诸子中有才德者，预定大统之归；诸子不得封王及参预政治，惟厚给资产，享毕生安闲之福；椒房之亲，不得身列要津。”这“四大纲”下还分出数十条细则。袁克定看了之后，觉得是针对他，以为袁世凯要废长立幼，跑到居仁堂大闹一场。袁世凯怒道：“吾之订此条例，岂专为汝侪而言，乃欲谋子孙万世安全之道耳。”
因此，袁世凯在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最伤心的也是袁克定。他愤愤不平地说：“吾父太畏葸，胡乃不禁一吓。设吾当此时，惟有宁死不肯取消耳。”
（责编/ 闻立来源/《袁氏称帝：见不得人的83天》，杨津涛/文，《南都周刊》2016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