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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仅政治上极其反动，生活也极其腐朽糜烂。他一生共娶了一个妻子和九房姨太太。袁世凯腐朽糜烂的生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它充分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也展示了中国妇女在那个年代的悲惨命运。
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也就是“牌位”夫人袁世凯的正室于氏，是河南乡间人。她的娘家在乡里算得上是有钱人家，但她没有读书，不识字，也不大懂得规矩和礼节。袁世凯同她成亲的头两年里，感情还好。只是因为偶然的一句话刺痛了袁世凯，袁世凯便耿耿于怀，从此冷淡相待，使于氏实际上成了“牌位”夫人。
那是有一天，袁世凯看到于氏系一条红色花缎子的裤带，就开玩笑说：“看你打扮得就像个马班子。”（当时河南人称妓女为“马班子”）于氏听了之后很不乐意，反唇讥讽道：“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于氏的意思是说她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不是没有娘家的姨太太。袁世凯一听此话，认为于氏是故意揭他的短处，因为袁世凯的生母是个姨太太。一怒之下，从此再不和于氏同居。
可怜于氏只因为一句话，就被袁世凯打入了冷宫，成为袁世凯名义上的夫人，连管理家务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只有当国内要员和外国使节偕夫人来拜见、看望袁世凯时，袁世凯因为礼仪上的需要，才让于氏出来摆摆夫人的样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氏也没有说话的权利，需要回答客人的问话时，总是由袁世凯的儿子和女儿代行答话。于氏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就同袁世凯分居了，所以一生只生了一个孩子，那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
袁世凯年轻的时候曾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他盛怒之下，烧掉了读书时所作的全部诗文，决心放弃科举，另谋出路。
袁世凯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之前，曾在上海混过一段时间。他认为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一方面，可以领略上海的风景，好好地玩乐；另一方面，上海谋事的机会总要多些。他在上海苦心经营了一段时日，终因技不如人，一事无成。他一人住在旅馆里，十分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姓沈的苏州名妓。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愫日密。沈氏劝袁世凯不要在上海鬼混，及早离开，另谋出路，并资助他盘费，催他早日成行。袁世凯为沈氏的一片真情所动，答应离开上海。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在酒桌上，沈氏说：你走了以后，我立刻拿自己的私房钱赎出自己，搬出妓院。希望你努力功名，不要相负。袁世凯听了以后，十分感动，指天发誓，要好好做事，功成名就之后，马上来接她。然后洒泪而别。
袁世凯到山东投奔庆军后，颇得吴长庆的信任，不久就当上了吴长庆的帮办。1882年，吴长庆奉清廷指令，率领庆军入朝鲜。袁世凯也随军前往。到朝鲜后，袁世凯就派人把沈氏接到了朝鲜，做他的大姨太太。沈氏在袁世凯落魄无聊时对他有过恩情，又长得漂亮，所以很得袁世凯的宠爱。在朝鲜，袁世凯把她当“太太”看待，不但让她管家，还把原配于氏所生的儿子克定也交她抚养。所以，自袁克定以下，袁世凯的子女都称她为“亲妈”，这是仅次于“娘”的一种称呼，可见袁世凯对沈氏的宠爱之深。
袁世凯到朝鲜后，被吴长庆提升为营务处总办，负责整顿军纪。他还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了一支亲军，名为“镇抚军”。因此，很受朝鲜国王的赏识。国王的妃子要把自己的妹妹金氏嫁给袁世凯，袁世凯自然喜不自禁，很快就同意了。金氏以为自己嫁给袁世凯是当正室夫人，也很乐意。不料嫁过来之后，才知道袁世凯不仅有了正室，还有一个大姨太太，顿时凉了半截。自此后便郁郁寡欢。特别令金氏气愤的是，她出嫁时带的两个陪嫁姑娘李氏和吴氏，袁世凯见她们长得漂亮，也一并纳为小妾。袁世凯依据她们年龄的大小，排李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
金氏当时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除了逆来顺受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后来，她随袁世凯离开朝鲜到中国，更是倍加伤感。她离开朝鲜后，直到老来病逝，也没有回过朝鲜，没有见过娘家的亲人，伤痛之情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金氏的脾气很古怪，一方面，她同所有的人相处得都很好；另一方面，在她不高兴的时候，会闹得不可收拾。有一次，她同袁世凯一边划船，一边在船上下棋，因为一言不合，她把棋盘、棋子都扔到水里去了。据说，金氏的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上一直披拂到脚下，十分漂亮。但她神情木然，很少有高兴的时候，就是袁世凯到她的房子里，她也是板板地坐着。尽管如此，袁世凯仍然待她很好，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请她一道吃；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总是叫她来看看。平时对她的态度和生活待遇上，也比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这也许是袁世凯心中有愧的缘故吧。
五姨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杨氏长得并不漂亮，她所以特别受到宠爱，主要是杨氏善于管理家务，心灵手巧，遇事有决断。自从娶了五姨太杨氏后，袁世凯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再也不用操心了。该吃什么、该穿什么，都由五姨太一人负责。袁世凯的贵重物品都交给她保管，家里的佣人也由她管理。袁世凯的子女，不管是哪房生的，也都由她管教。袁世凯对五姨太的话言听计从，谁不服她的管束，她就告诉袁世凯，由袁世凯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对五姨太有畏惧心理，连原配于氏也不例外。
袁世凯在直隶任总督时，派他的二儿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生性好在外面玩乐，公事之暇，常在外边溜达，因此结识了一个女子。两人一见倾心，私下订了嫁娶的盟约。袁克文离开南京时，这位女子送一张照片给袁克文作为纪念。袁克文回到天津见袁世凯时，照例要磕头请安，不料磕头时，这张照片从他身上失落下来。袁世凯看到后，就连声问“是什么”。当时袁克文还没结婚，自然不敢在袁世凯面前说出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生智，说是在南边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特地带回这张照片，请父亲看看。袁世凯一看，照片上的姑娘很是美丽，就连声说好。接着便派人到南京接来这位姑娘。姑娘以为是袁克文派人来接她，十分高兴，迅速收拾行装北上。没有想到“洞房花烛夜”时，竟是一个满嘴满脸胡须的袁世凯。这就是袁世凯意外收获的六姨太。
除了六姨太外，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还“置办了”七姨太张氏。做军机大臣时，又“置办了”八姨太郭氏。至于九姨太刘氏，则是袁世凯在彰德隐居时“置办”的。
袁世凯一妻九妾，除了原配于氏很早就分开居住以外，同其他的姨太太都过夫妻生活。他所采取的方法是轮流值宿，每个姨太太值宿的时间是一个星期。轮到哪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内的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品搬到袁世凯的卧室里去。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了，再由佣人、丫头们将卧具用品搬回去，下一个接班的再把卧具用品搬来。后来，一、二、三房姨太太年纪大了，就不要她们值宿了，值宿的只有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四、七这两房姨太太因病早就死了，所以值宿的名单上没有她们。
姨太太值宿的时间一般是一星期，但也有例外。如九姨太因为太年轻，有时伺候得不如意，时间不到，袁世凯就让她搬回去，另行调换其他的姨太太。
除了一妻九妾外，袁世凯身边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拈花惹草的事还是不时发生，这里就不多说了。
袁世凯娶了九房姨太太，管理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由大姨太管束小姨太，一般情况下袁世凯不出面解决姨太太之间的争斗。他在朝鲜娶了二、三、四房姨太太，就交给大姨太沈氏管束。后来娶的六、七、八、九房姨太太，就交给五姨太杨氏管束。或许是田为争风吃醋的原因，大姨太太一般对小姨太太都十分严厉，甚至很残酷。三姨太金氏临死前曾对她的儿子袁克文说，大姨太经常虐待她，或打或骂，十分厉害。有一次，大姨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左腿受了内伤，直到老来还痛，不能完全伸直。五姨太杨氏对后面的几个姨太太管得更严。九姨太年轻不谙世事，经常受到责骂。有一次九姨太的头竟被打破了。
袁世凯对姨太太挨打挨骂的情况有时是知道的，但他认为他所订的“家规”不能改变，因此，一般都不制止。这些姨太太除受到袁世凯的凌辱外，还要受到大姨太太的管束和虐待，自是苦不堪言。
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时，家里发生了两场明争暗斗的风波。一是嫔、妃之争，一是太子之争。袁世凯恢复帝制，原配于氏是当然的“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袁世凯确定，一、二、三、五这四个姨太太为“妃”，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嫔”（四、七姨太太已死）。这种封法，那三个被封为“嫔”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那一年过元宵节，竟公开闹了起来。首先是六姨太太发难，她说，如果封她为“嫔”，她就带孩子到袁世凯曾经隐居的彰德去住。八、九姨太太也附和起来。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况，大为光火，筷子一撂说：你们别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离开饭桌走了。
在“嫔”、“妃”之争的同时，暴发了“太子”之争。按照中国封建制度的传统，大儿子袁克定应该立为太子。但因为袁克定一次骑马摔坏了一条腿，左手也受了伤。袁世凯认为他“六根不全”，不能“君临万民”。所以想在二儿子袁克文、五儿子袁克权中选一人当太子。袁克文人极聪明，有才气，袁世凯常夸他“天才”；袁克权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袁世凯也很喜欢他。由于袁克文是三姨太的长子，又过继给从未生育的大姨太太，也受到大姨太太的偏爱。所以，立袁克文为“太子”的呼声最高，袁克定知道袁克文要立为太子，曾扬言要杀死他，使袁克文内心很痛苦，争太子也不太积极了。
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袁氏家族中的“嫔”、“妃”之争，“太子”之争，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柄。
1916年6月6日，活了58年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死去。他的妻妾和32名子女也树倒猢狲散，各自谋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