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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小站练兵，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可以说无人不知。小站位于天津津南区，这里不仅以袁世凯曾在此练兵而出名，并且还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而出名。由于这里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过去有“小江南”之称。然而，李鸿章督直以前，这里却是不生稼禾的盐碱荒地。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俗称火烧望海楼事件），不久，李鸿章接替了崇厚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到天津后，感到天津作为京畿之地，又地处海口，加强防务非常必要。于是于同治十年（1871年）将驻扎在陕西的淮军盛字军（老盛军）调到青县的马厂驻防。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加强近海地区防卫，李鸿章又命盛字军统领周盛传在津南地区的新城修筑炮台。炮台筑毕，为方便马厂与新城炮台之间的联系、往来，盛字军又修筑了一条长约70公里的马厂至新城公路。公路沿途每5公里设一小站，10公里设一大站，共设了15个驿站。光绪元年（1875年）周盛传将其盛字军除马队外，其余各营移师至津南新城附近的潘永安坟地小站以北，在这里安营扎寨，先设立了“亲军营”，随后以“亲军营”为中心，按矩形方阵修筑了18个营盘。这些营盘与新城炮台遥相呼应，南扼歧口，东控大沽，形成军事要地。潘永安坟地的小站因此也名声鹊起。现在小站已成为天津津南地区三大名镇之一。
周盛传的盛字军在小站驻扎时，一方面大量垦荒屯田，另一方面加强训练军队。
周盛传驻扎小站时期，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大兴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督办下，能生产西式洋枪洋炮和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粟色火药。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在积极筹办北洋水师，并在大沽建立“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营务处。在这种背景下，周盛传的盛字军作为李鸿章的“亲军”，当然更要率先垂范，采用新法训练军队。周盛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一改旧式训练方法，购进洋枪，按洋操洋典进行训练，并参照西方训练条例制定了《操枪程式十二条》，对新式洋枪的使用、维护等做了明确规定，使训练趋于一致，受到李鸿章赞许。李鸿章下令将盛字军的训练条例刊发北洋各军统一执行。同时又从淮军现役官弁中选拔七人，随德国教官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术，以三年为期，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
当时盛字军在步兵训练中已由冷兵器时代的大方阵，改为能适应热兵器作战的“散星阵”；马队训练一律仿照西式骑兵阵式操法，依阵图进行训练。在冬训中对“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李鸿章在检阅盛军时，周盛传挑选出精壮兵勇参加“悬靶考试”，对300步能五枪全中者赏银50两。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请来一批德国教官来中国任教，德国教官李宝在检阅了盛军的训练后颇为满意，认为操法大同小异，稍适变通即可。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病故，由其弟接统盛字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盛字军奉调丹东，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清政府为表彰和纪念周盛传开垦小站的功绩，在小站镇会馆村建立了周公祠，现在周公祠已成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谁也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会败在一个弹丸之地的蕞尔小国手中，真是奇耻大辱！当时很多以科举求进身的知识分子感到读书已不能救国，因此纷纷投笔从戎，一改重文轻武为弃文经武。朝廷中很多大臣也认为中国战败是军队技术、装备不行，要以西方新式装备武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于是，清廷急如星火招募兵勇。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和以左宗棠为首的毅军这些清廷曾经的精锐之师在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镇压下去后，早已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饕餮空额，扰民有余等，因此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军队在战争中全线瓦解，溃不成军。清政府这才感到再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和、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工作。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袁世凯是一个靠心计、手段和权术起家的人。当年由于其叔祖袁甲三对后来成为山东提督的淮军名将吴长庆有恩，袁世凯在乡试落第后投奔了吴长庆，随军进驻朝鲜，在那里前后待了12年。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兵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等。这12年中袁世凯虽有种种劣迹，但也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赞誉，因此提升很快，并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而一旦战争爆发，中国难以取胜，于是向李鸿章提出回国养病，并得到批准。但袁回国后只到天津与李鸿章见了一面，就赶往北京打探消息。此后袁世凯感到李鸿章已年过七旬，在将要爆发的中日战争中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另找靠山。而此时西安将军荣禄正奉慈禧太后之命来北京参与编练新军事宜，于是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向荣禄大献殷勤。荣禄此时也恰巧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作帮手，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将自己在朝鲜时办理军事、外交的情况以及与李鸿章往返电报等，工整抄写若干份，编辑成小册子分送朝中贵胄；还将别人编译的西方兵书署上自己名字刊行，并送荣禄指教。他还经常给荣禄、李鸿藻等人写信，报告军情，议论战局，受到李鸿藻等人的赏识，就这样，袁世凯成为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
1894年冬，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燏芬收编淮军残部，并招募新兵4750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胡将这些人编为10个营，命名定武军，编练工作刚开始不久，清政府又命胡去督办津芦铁路，因而编练大员告缺，不得不重新物色人选。“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和联名保举袁世凯担当此任，并说袁朴实勇敢、晓畅戎机、颇有声望等。同年12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到小站后，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7250人。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步兵分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其余炮、工、骑兵各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在的连、排、班。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就请来老友徐世昌帮忙。当年袁世凯在陈州仰山堂读书时，结识了穷秀才徐世昌，两人结为好友，并拜为把兄弟。后来徐进京赶考，袁世凯还赠送了盘缠。此时徐世昌已飞黄腾达，成为翰林院编修。当袁世凯请徐来小站练兵时，徐立即放弃了翰林院高官来到小站，以报当年袁世凯之恩。同时徐世昌也深知在“整军经武”的形势下，文官前途不大，弃文从武方能腾达。徐世昌来小站后，袁世凯给他封了个“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头衔，这个古怪的名字是袁自己想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参谋长。徐虽为文人，不懂军事，但他足智多谋，在小站练兵中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袁世凯还请来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相当于秘书长兼外交处长，袁唐是在朝鲜认识的。
既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军事的人。为此，袁世凯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该学堂是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是中国第一所以西式兵法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才生梁华殿和王士珍二人来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时失足落水身亡。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
冯国璋毕业后留校当教习，但他不安于位，投身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并参加了甲午之战。战争结束后他到驻日公使馆当武官，考察了日本军事，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正急需人才，于是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重要助手，以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除此三人外，袁世凯又陆续调来一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鲍贵卿等，这些人懂新军事，成为小站练兵的重要骨干。另外，袁世凯还从旧军队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到小站练兵，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这些人头脑简单、盲目服从，忠诚可靠，对于袁世凯想把北洋新军培养成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袁世凯为编练好新建陆军，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深知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源方面抓起。他在招募新兵时一改旧军队的方式，要求所招的士兵是年龄在20岁左右的农民，身体强壮，朴实。老弱病残、吸食鸦片、娇生惯养等人一律不要。他认为：一是当兵要有强健的身体，要能吃苦；二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话好管理。
在练兵思想方面，袁世凯采用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建制、战术、技术和操典，由洋教官进行训练。训练中结合中国实际，制订了《练兵要则》、《营制》、《饷章》等。徐世昌还根据西方军事理论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后来在徐世昌主持下，还陆续出版过《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军事理论书，掀起了学习研究西方军事理论的热潮。
袁世凯编练新军采用的是西方军队管理方法，制订了很多规章制度。最初是由洋教官提出基本训练29条，袁看后认为非常重要，要求官兵必条条留心，不可偷懒。以后在训练中逐步制定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如《操场暂行规定》、《出操规则》、《打靶法式》、《将领督操》、《行军暂行章程》等，这与旧军队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训练方法上，袁世凯要求一是先官后兵，按级施教。他把一些有文化的士官选送到随营学堂进行培训，结业后将这些人分到各营逐级训练。二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新兵入伍先进行三个月基本训练，主要是单操、队列和体能，然后再持枪操练；最后是训练实战动作要领。三是先分后合，由简入繁。袁世凯将旧军队“五五”建制改为队、哨、棚三级建制，先以棚为单位训练，然后逐级合练，最后是对抗演习。四是严格要求，赏罚分明。在训练中对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动作达标者给予奖赏；对未达标者由督操官留下加操；对训练不力或违犯纪律者严加惩办。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一改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几乎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不能！”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也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小站练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的北洋政府历任总统、执政，除黎元洪和张作霖外，都出自小站练兵。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很多人也出自小站练兵，如唐绍仪、赵秉钧、王士珍、靳云鹏等。自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逞雄争霸最为眼花缭乱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