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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李大钊避居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兵营时，因夜间工作，写文章、谈话有响声，被隔壁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发现。法国使馆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外交次长吴晋（亲法派），同时也与日本使馆进行了联系。日本使馆位于御河桥东边，也发现苏联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但不了解夜间的情况。在法、日两国支持下，吴晋和当时的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军法处单处长，共同决定搜查苏联兵营。
搜查是在1927年4月8日早上8时多开始的。带人去搜查的是吉世安，他曾在译学馆学英文，毕业后，分配在警察厅做外事工作。去搜查的人不穿制服、不带武器，每个人均穿中式样斜大襟蓝褂子，长及膝下，打扮得像个仆人似的。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资识别。共有20余人，有10个人跳墙进去的，其余的人装作在马路边上晒太阳巡风。外国人进出一律不加阻拦，中国人则一个不准进去。他们刚闯进时，屋内正在烧文件，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起火，没有烧透，所以查出很多带有烧痕的文件。被捕的人中，有一人承认是国民党，做革命工作，这就是李大钊。当时，警方所以看重此案的原因，不仅是捕到李大钊，而且是找到了许多文件，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我记得有的是军情报告，如王树常在哈尔滨驻军，共有兵力多少，还有其他军队驻扎情况；政治方面也有些材料。当年，我是外交部的秘书，与吉世安熟识，上述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李大钊被捕后第三天，外交部参事朱鹤翔叫我以外交部名义参加翻译搜查来的文件，但不参加审问。我到了警察厅，陈兴亚见到我说，我们是熟人，你是搞俄文工作的，请你参加翻译工作。随后，他就谈了搜查苏联兵营的情况。他还说，我们没有损害苏联大使馆，只是搜查了兵营，抄出很多书籍和文件。捕了多少人，他没详细谈，只谈有一个名叫李大钊的承认是国民党员，做国共合作的工作。他要我领着几个人，把文件尽快翻译出来。他还说，搜查过后，吴晋次长才向张作霖报告，说国民党的北伐军是由苏联派鲍罗廷组织、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军队，他们要消灭北京政府，搞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由南方派人来，潜伏在苏联兵营内，要组织暴动；现已搜查到很多文件，又捕获到潜伏在苏联兵营中企图搞暴动的李大钊等很多人。张作霖听后，就叫吴晋把在张家口交涉总署的张国忱调来北京，负责俄文文件的翻译工作。
张国忱来京后，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下分二组，每组各5人。张是第一组组长，我是第二组组长。我们日夜加班翻译，搞了一个多礼拜，没有发现有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无奈，就利用夜晚陪张作霖吸鸦片烟时向张作假报告，说这么重要的事，哪能很快搞完。大约在一个月后，编译会才印出了四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送给张作霖的是那套特制线装的，用黄缎子做书面、书套。张作霖一看人证、物证俱全，很高兴，批准用绞刑杀死李大钊。最后，经宪兵司令王琦和警察总监陈兴亚以及军法处单处长等人决定，立即执行。李大钊烈士在临刑前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走向绞刑架，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我参加过翻译文件工作，亲自听说过李大钊被绞杀的情况，我是知道内幕的活证人。
关于对李大钊的处理问题，我在外交部听说，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主张杀；英、美则说不够判处死刑的条件。因为，没有发现有搞军事暴动的材料，可以从轻处理或释放。
我还听说，英、美使馆不同意这种搜查行动。英、美曾抗议说，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有治外法权保护，无论是穿制服或是便服，去搜查苏联使馆兵营中的文件，就是破坏了多年的传统、常规、定例，违反国际法。并要求中国外交部认真查清搜去的文件中是否有外交文件，声称外交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事在外交部内部也议论纷纷。
最后，捕杀李大钊，当然张作霖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法、日帝国主义假手军阀杀害共产党人的一面，这与推行“以华制华、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殖民政策”并无二致。这个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武育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