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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其间仅两个月20天，围绕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一目标，南北两方之间及南北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长江以南12省均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主张共和。但在如何建立中央政府上，是在武昌开会还是在上海开会，是以黄兴为首还是以黎元洪为首，存在不少争执。12月2日民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赶跑了张勋，武汉及上海代表都到南京开会，地点问题解决了。黄、黎谁为首，还在争论。直到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以中山先生多年革命的威望，这一难题才迎刃而解。12月29日，17省代表及华侨代表二人（列席）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黄兴1票）之绝对多数当选。1月1日中山先生在南京正式就职。
至于南北之间是战是和，问题就更为复杂。清廷仓促起用袁世凯，11月1日袁代满清王公庆亲王当了内阁总理大臣，旋派北洋军进攻民军并先后占领汉口、汉阳，袁还亲赴汉口派代表探听黎元洪虚实，至11月13日才回到北京。这时袁已知道黎元洪、黄兴同意只要他拥护共和，将来可以以他为首组织新政府。因此回京后袁就利用革命形势逼迫清王朝一步步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隆裕和载沣则仍把袁当成是挽救清王朝不被推翻的唯一救星。而在武昌起义后的南方各省中，以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派掌握的实权并不多，政权大都落在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现在转而赞成共和的立宪派手中，因而革命派并没有实力北伐推翻清王朝，只想争得袁世凯同意用和平方式迫使清廷退位。在这种背景下，袁世凯于1911年12月初下令北洋军停战，开始南北议和。
赵凤昌本来属于立宪派，这时也与革命派接近共同主张用和平方式推翻清廷。但他一贯与各派人员都能接近，包括反对共和的保皇派。再加他于1908年在上海南阳路建造了一座邸宅，张謇为他题写了“惜阴堂”匾额及一副对联：“有闭关却扫之风，左顾孺人，右弄稚子；以运甓惜阴为志，门有通德，家藏赐书。”这时的惜阴堂就成为各派人士集会之所，赵凤昌对他们殷勤招待，同时也在各派人士中周旋调停。从12月中旬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后直至次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许多幕后交易都是在惜阴堂完成的。
据赵尊岳所撰《惜阴堂辛亥革命记》称，在武昌首义后近两个月时间内，惜阴堂内有这样一些重要幕后活动。
自召开17省代表会议至最终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斗争颇为激烈。清政府委派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又派邮传部大臣、广东香山人唐绍仪为议和总代表率领20名代表一起南下：南方民军方面在孙中山回国前各省代表已公推原为清廷办外交现已赞成共和的广东新会人伍廷芳为议和总代表。至于唐绍仪作为议和总代表为什么会被南方接受（因为他与革命派素无联系，当时表面上还是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据赵尊岳讲袁世凯通过他的亲信、内务大臣赵秉钧了解，赵的部属有一个常州人洪述祖，是赵风昌内弟（洪述祖之姐为赵凤昌元配，赵尊岳则为继配周氏所生。洪述祖为清代乾嘉学派洪亮吉之裔、近代戏剧电影家洪深之父）。赵凤昌当时已赞成共和，与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均有交往。当袁世凯将拟派唐绍仪为议和总代表之意通过洪述祖致函赵凤昌试探时，赵凤昌即将洪的私函交给黄兴等，黄兴等表示：“今日但求覆清，以行共和，不战而胜，奚不可为。”当黄兴等征询赵凤昌以何人前来和谈最好，赵凤昌就举出唐绍仪，说他“通治体，有权识，既为袁之故旧亲信，又夙厚于私交”。黄兴等虽不认识唐绍仪，由于是赵凤昌介绍，也就同意了赵凤昌又通过唐绍仪的同乡同学、上海电报局长唐元湛密函唐绍仪，以说服唐绍仪接受此重任。于是，袁世凯便下令已攻陷汉口、汉阳的冯国璋停战，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以后唐绍仪便一直与赵凤昌合作，虽经多次曲折，终至南北达成和议，使清帝退位，民国待产。
唐绍仪12月11日到达汉口。因南京已光复，便又于17日转赴上海接洽和议。18日、20日，南北代表先后进行了两次正式会谈，表面上达成协议，但却是“议开国会，公决政体”，即究竟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还要开国会来公决。实则南方已同意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则可选举袁为大总统。但正在此时，素孚盛望的中山先生于12月25日从海外归国，中山先生一锤定音：建立民国是不能讨论的。29日17省代表再次开会，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元旦正式就任，虽然孙中山迫于当时内外形势，以及他也有利用袁世凯迫清帝退位达到建立民国之目的（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69页称：孙中山在国外即在吴稚晖等怂恿下，致电袁世凯，告诉袁如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举袁为总统），也同意原来唐绍仪、伍廷芳达成的南北协议。但孙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则出乎袁世凯意料。袁立撤了唐绍仪总代表之职，改由自己直接与伍廷芳会谈，并认为唐越权。这虽然是做给清廷看的，但也反映了袁之野心。从元旦以后围绕清帝何日退位，优待清廷（包括皇族在内）条件如何，以及通过何种程序使袁代孙等，又经过40多天反复折中谈判，才使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在这一过程中赵凤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据随唐绍仪南下的北方和谈代表冯耿光称：“当时唐在上海任总代表，梁士诒在北京任邮传部副首领，实际也就是袁世凯的秘书长。密电往还都是唐、梁直接掌握。”冯还说：唐看过电报，往往就去打个电话咨询一番，人们总以为是去找伍廷芳商量，却不料是去找赵凤昌。难怪冯耿光为此感到奇怪，亦曾当面问唐。唐回答：“秩老（伍廷芳字秩庸——引者）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他“读书很多，不仅对新学很有研究，由于他随张（之洞）多年，国内情形、政治军事了如指掌”。冯耿光又问唐绍仪，赵凤昌有何权参与南北和议。唐说：“由于后来张（之洞）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尤为张季老（謇）所尊重，张赵交亦笃厚……民党中人对国内情形并不怎么熟悉，张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民党领袖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张往往趋而谋之于赵，张每自南通来沪，必往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敬重赵了……又因他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为了迁就他，就到他南阳路私邸惜阴堂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即汪精卫）、陈其美等会在赵家聚会。所以他实际是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著名报人严独鹤也曾说：“在武汉义旗高举以后，各省从政治上进行活动的代表人物，会集于上海，开会地点就在《申报》初期三大股东之一的赵竹君家中。赵的南阳路住宅内，有一‘惜阴堂’，比较宽广，成为当时讨论国事的会场。会议内容都是有关全局的大事件，如国体问题等。”现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100多册《赵凤昌藏札》等就包括当年“惜阴堂”会议记录。
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起草人，开始是袁世凯叫北京洪述祖草拟的，文较冗长，又未明诏退位，未能通过。后来又是由赵凤昌动员张謇在沪亲自执笔，草成后驰电北京。袁世凯完全采纳，但却加上关键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据说开始用“请袁世凯”，感到袁当时还是清臣，用“请”不妥有人说改“命袁世凯”，又感到袁是未来大总统，“命”字也不妥，最后才想出一个“由”字，一致通过，张謇写的手稿一直存在惜阴堂，但外人不知内幕，连胡汉民这样的要人也不知悉。一直到若干年后《申报》出国庆增刊，才由赵尊岳将原件影印公布，后人方了解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