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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农历正月初一，黄宾虹生于浙江金华城西铁岭头村，他原籍安徽歙县潭渡村，来自黄山的丰乐溪经潭渡，有一滨虹亭，黄翁故号宾虹。而他涉世后重要岁月又是在原籍度过的，所以就以“宾虹”行世。
黄宾虹14岁返故乡歙县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7岁在歙应院试，中秀才。数年后又补禀贡生。从此就在故乡问业于光绪进士汪仲伊先生。汪氏是位忧国忧民紧随进步潮流的国学大师，且精书画、音律和剑术，他身教言传，对黄宾虹影响巨大。
1894年甲午战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噩耗传来，北京发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公车上书”事件。此时辞扬州两淮盐运录事职，又弃举业，在潭渡村居父丧丁忧的黄宾虹闻讯，立刻致函康、梁，谓“政事不图革新，国家将有灭亡之祸”。接着他的一位扬州朋友萧辰（也是康有为的朋友），将康氏刚完稿的《大同书》手抄一部分，寄给黄宾虹。黄研读后，深加赞赏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也是这位萧辰作中介，黄宾虹得以在贵池酒楼与维新勇士谭嗣同促膝畅谈。
皖南贵池，濒临长江。谭嗣同自浏阳赴上海途中，应萧辰之邀，在贵池驻足，晤会黄宾虹。乍见谭嗣同，宽广天庭，双目深邃，举手投足间隐现豪侠气概。不多作寒暄，似曾相识，三人就在一家临江的旅社楼上，开了一席，坐下就吃起酒来，向来办事干练的萧辰，只顾饮酒，不多说话。谭嗣同更怪，不喝也不开口，全神贯注地倾听黄宾虹谈论，既不反对，也不作附和。黄的兴致很浓，高谈阔论，但渐渐觉得自己似在唱“独角戏”，并且有点怪起谭嗣同来。这顿饭似乎维护不下去，要草草收场了。此时只见谭嗣同往椅背一仰，眼睛微闭，迅即站了起来，朗朗道：“朴存兄说得对，对有野心的列强，我们当然要出拳头打击才是！”
谭嗣同离开座位一二步，眼睛睁得圆圆的，紧握拳，挥动双臂，声音更洪亮了：“但是目前举国上下，连五个手指头都合不拢。朴存兄、清渭兄（萧辰别号），请问力量焉在？”
在讲了一通变法图强的道理之后，谭嗣同伸长颈脖，提高嗓门，对千人作演讲般振臂呼道：“诸君，不变法，无以利天下！”
黄宾虹、萧辰大受感染，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谭嗣同摆摆手，让他们平静下来。听到更鼓响了，这时酒楼客人已走尽，他们唤来伙计，点了夜宵，其间谭嗣同取出随身携带的《莽苍苍斋诗草》，朗读了几首。诗中提女子缠足事，他又激动起来，大声说：“国要开关，女要放足！”
“只要开关放足，何虑吾国不强！”谭嗣同的慷慨陈言，随着他手臂大幅度挥下戛然而止。
三人吃完夜宵，冒江边浓雾走向码头，珍重道别。
这是1895年夏日贵池江畔酒楼的一幕，其景象永驻黄宾虹心间。晚年时，在杭州栖霞岭寓内老人常与家人聊起这幕情景。赵志钧作有心人，记录了下来。
贵池聚首后三年，康、梁在光绪帝支持下推行戊戌变法（1898年6月21日），因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不潜逃，挺身就缚，慷慨就义。噩耗传到皖南已是隆冬，黄宾虹大哭一场，伤心得几乎病倒，连声呼道：“这个复生兄，是位豪侠中人，不怕天，不怕地。维新爱国，不惜头颅！可敬！可佩！可叹！”他还作了一首挽联，但从不示人，直到60年后1955年在杭州病危时，才喃喃诵出，家属好容易记录了两句：“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