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与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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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作为一个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十分重视革命舆论和办报活动，他不是一个职业报人，但是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领导者。

孙中山最早与办报结缘是在澳门。当时，孙中山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先后在香港、澳门行医。在葡萄牙殖民者统治下的澳门，报刊都是外国人办的外文报纸。在澳门最早由中国人办的报纸，当数孙中山于1893年7月创办的中文《镜海丛报》。这份报纸办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经营方式却较为特殊：中文《镜海丛报》名义上的业主是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但编务却由孙中山主理。该报注意广告和发行工作。广告收费一次每字五文钱，衙门及紧急告白一次每字收一仙（分）钱，连登两次，费用减半。若连登一月、一季度或全年，费用可从优面议。该报创刊时，曾在澳门附近的凼仔岛、湾仔等八处设有发行销售点。到1894年底，该报销售点曾增加到19处，包括香港、北京、日本横滨和新加坡等地。

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前，孙中山走的是“求知当道、游说公卿”的改良主义道路。他鼓吹引进西学，传播社会变革思想。目前，还不能确定孙中山在《镜海丛报》上发表过什么具体文章，但他经常利用报刊发表政见，提出改良救国主张，则是事实。如发表《农功》，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农业技术，改造中国落后的农业状况，又在澳门报纸上发表《致郑藻如书》，提出重农桑、禁鸦片、普及教育，倡议在家乡首先试行。1894年，撰写《上李鸿章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提出发展资本主义政纲：“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他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放弃改良幻想，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此后数年，他的革命思想迅速成熟，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这是三民主义内涵的最初表现。

1900年1月25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创刊《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该报创办人陈少白（1869—1934），广东新会人，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的密友，为兴中会主要成员。早在1899年夏秋，孙中山、陈少白等人酝酿第二次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就开始了筹办这张报纸的工作。陈少白1899年曾赴台湾筹款，返日后正式向孙中山建议：“到香港去办一间报馆，用文字来鼓吹革命，同时还可能做我们革命总机关。”孙中山十分赞成他的意见，认为香港一是兴中会早期革命活动基地，有办报的社会基础；二是可将报社作为党务军务的秘密机关，不仅可以作为革命党人在华南活动的阵地，还可以就近开展同广东会党的联络工作。鉴于此，孙中山先期派遣陈少白赴港主持《中国日报》开办工作，自己则在日本筹措经费，购买印刷设备，组建编报队伍。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中国日报》在香港选中环士丹利街24号为社址正式出版。在报纸创办初期的同时还办了《中国旬报》，兼收日报与期刊之长。日报为6版。后增至8版，仿日本报纸编排方式；旬报每10天印一册，出至第37期时，于1901年2月停刊，其中旬报中的“鼓吹录”文艺专栏，并入《中国日报》为副刊。

《中国日报》在香港出版近14年，于1913年停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出版时期最长的报纸。该报从创刊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6年，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担负着重要而特殊的任务。报纸的领导工作一直由陈少白担任。

《中国日报》与《中国旬报》创办时，陈少白化名陈少南任发行人，负责社务全面工作。报社经费除靠发行报刊所得外，日报上也刊登一些货价船期广告。但是办报主要经费来源由香港爱国商人资助。如香港富商李纪堂在《中国日报》创办不久，就加入兴中会，成为该报主要经济支柱。此外，香港立法局议员、政论家何启，香港华局文案区凤墀等，对《中国日报》良多襄助。

《中国日报》经营的最大特点，是贯彻孙中山关于办报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把报社作为兴中会在华南地区党务、军务总机关。陈少白主持《中国日报》期间，任兴中会香港地区负责人，兼管西南各省党务军务。该报不仅大量刊登各地反清会党活动的报道，还主动联系三合会等内地会党组织，在广东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各地会党活动首领经常与革命党人在报社秘密聚会，谋划武装起义。报社还转运军火、印刷文告等。因此，《中国日报》的经费并不单纯用于办报。

1902年，香港的兴中会成员谢缵泰和李纪堂企图利用洪秀全侄儿洪全福的号召力，在广州发动一次以秘密会党为主要力量的反清起义。由于这次起义会党色彩很浓，孙中山没有与闻。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为准备起义购置枪械，设立机关，约定广州附近各路好汉在1902年2月除夕举事，不料内部有人告密，预定起义时间变成广州机关全部被官府破获的日子，革命力量损失很大。为了起义的善后工作，《中国日报》用款颇多，经营出现入不敷出，不得已把报社并入文裕堂印务公司。

1906年8月文裕堂印务公司也宣布破产，《中国日报》只好改组，由新股东推选冯自由为社长。冯自由主持《中国日报》事务后，仍一边办报，一边积极支持反清武装起义。1907年五六月间，孙中山在广州的黄岗和惠州的七女湖发动两次起义，七八月间孙中山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地区进行了一次武装起义尤其是惠州起义，从筹备到善后，均以《中国日报》为总机关进行，耗用财力不少。

《中国日报》除在香港发行外，2/3的印数发往广州、南洋一带。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日报》是革命党人和港、粤以及日本等地兴中会员和爱国学子喜爱的读物。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高涨。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分散活动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为了汇集全国性的革命力量进行统一行动，孙中山于1905年7月到达东京，与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等反复磋商，在7月30日召开了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员70多人参加的组党筹备会，经讨论新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等人就着手创办自己的机关报，曾决定将正在刊行的第二期《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其机关报。但不巧该刊第二期中有一篇抨击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于是该杂志被日本内务省下令“押收”。同盟会为在日本活动方便，便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刊，别起报名，另行出版。原《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办人是宋教仁，该刊于1904年底酝酿，于1905年1月3日在东京越州馆召开发起会议，8日举行成立会议，到会者20余人，通过章程，选出职员，宋教仁任总庶务，陈天华任编辑，李仲逵任会计（后由白逾恒接任）。1月22日发布章程并认股，到会认股者增至30余人，新入股者十余人。后因财务困难，直到6月才出了第一号，只印3000册。该杂志当时的版式是24开本，由右至左直排，正文及标题用四号宋体字，分栏标题则用一号大小之隶书加框，风格简朴大方，封面之刊名为手写隶书直印。与后来的《民报》版式相同。

据记载，1905年9月21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黄兴在会上提出一项动议：“《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如何？”大家拍手赞成。后来，胡汉民提议同盟会机关刊物名称为《民报》。

《民报》创刊之际，孙中山亲自撰写了《民报发刊辞》。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舆论观和革命报刊应具备的职能。

孙中山说：为什么称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是因为人群有先觉者，有后觉者。先觉者必须掖进后觉，一起前进。“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取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他说，引导舆论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职责，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使人民觉悟，起来实行革命，这就是革命派办报的宗旨。“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前中国言论界报刊良莠不分、鱼龙混杂的状况十分忧虑，对立宪派大造保皇舆论提出无比愤疾的抨击：“近时杂志之作者亦伙矣。姱辞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下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他说改良派的报纸杂志当时虽然很多，有时也是一副慷慨陈词的面孔，说得天花乱坠，但不能切中时弊。这些没有远大目光和卓越见识的报刊，不能指出一条救中国的坦途，在舆论上引导人民前进；相反，它们的宣传对挽救民族危亡不啻乱投药石，使人民迷惘惶恐而无所适从。而《民报》的任务则是：“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形势十分险恶。要拯救中华民族，必须用“非常革新之学说”（指三民主义），“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民报》创办后，切实担负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舆论宣传。为了彻底粉碎君主立宪派《新民丛报》的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民报》第三期以号外的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了双方在12个重大理论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理论大论战。这一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论战，主要围绕民族革命问题、民主革命问题、社会民生和土地国有问题、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问题展开，实质上是一场要不要实行三民主义、能不能实行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争。经过这场论战，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对改良主义思想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三民主义学说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一时出现了“以不谈革命为耻”的潮流，为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提供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孙中山曾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

从1905年11月26日《民报》出第一号，至辛亥革命前共出26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报刊，其经营有如下特点：

1.靠捐款和同盟会拨给经费出版。在《民报》大多数期版次中，均予刊出《本报简章》，其中第五条称：“有慨捐本社经费10元以上者，奉酬本杂志一年20元者两年，30元者三年，50元以上者永远奉酬，俱推为本社名誉赞成员。”在《民报》的广告中，则刊登过征信公告捐助《民报》经费的“名誉赞成员与读者名单及款数”，先后13条，说明该杂志不断得到过社会上的公开捐助，另据1906年12月2日上午8时至下午2时《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会况记载，此次会议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举行，会场容纳5000人左右。庆祝会由黄兴主持，首请章炳麟朗诵祝词，之后由孙中山等人演说。在演说中出现了与会者自动发起为《民报》捐助经费的场面：发起者为周君、罗君。周君云：“吾辈欲尽革命的责任，须立于自动的地位，积极的地位。即如《民报》，既与吾辈宗旨相同，则宜引为己责。吾辈有理想者，当担任其文字，有财力者，当担任其经费。”罗君则首先捐出日币10元以支持这一提议，顿时会场响应者181人，共得日币770元。这一数目，按当时《民报》每册售价日币两角，所捐可印3850册《民报》。另据记载，1909年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筹备次年2月在广州举行的“新军之役”，经费无着。革命志士林绍轩（字直勉）适与其叔析产，得两万港元，除捐作军费外，这年冬天林随汪精卫赴日秘密印制了辍刊已久的《民报》第25、26两号。此外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记载1907—1908年章太炎等人与孙中山的争执中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民报》的经费来源：“……是时章炳麟、陶成章同布一印刷品，攻击总理及胡汉民，大意谓总理到东京，则云南洋资本家尽吾同志，至南洋则云日本留学生尽入吾党，岂南洋资本家如此众多。民报支绌，分文不助？！”章孙之间的龃龉姑置勿论，《民报》的部分经费来自华侨资本家的捐助，则是可以肯定的。

2.《民报》的印刷发行情况。《民报》从第1号到第24号，大多由设在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的秀光社承印。秀光社为日本企业，属帝国出版协会，设备比较先进，能承印铅印、石印、照相铜印等项业务，曾在《民报》上刊登过招徕生意的广告。秀光社负责人和同盟会以及宫崎寅藏有着密切的联系，协助《民报》出版是自然的事情。目前就所得资料分析，单从《民报》发行收入看，也可维持其生存发展。据统计，《民报》第1号初版印刷5000余份，到第4号初版出版时，已达1万份。到1907年12月25日第18号出版之际，则为1.2万份。如不计其各期再版数，平均每期发行应不少于1万份。其报价从第1号至24号，零售价为日币2角，订阅半年1.1元，全年2元。第25、26号续刊，因实际上并非有计划的长期复刊，半年与全年订阅的已经不提，零售价还是每册2角。从前面这两种数字，对《民报》前24期按零售、订阅半年与全年者各占1/3估算，每期1万册全部售出，则每期发行收入应为日币1800元之多，第25、26两期全按零售计，则有日币2000元。再按每本《民报》成本日币6分计算，1万册需600元左右。这样计算下来，本应发行自给，但由于赠阅之多，不计成本，恐怕实际上支出大于收入。

《民报》创刊之初，发行工作靠同盟会员的革命热情去义务完成。据曹亚伯《革命真史》叙述：“出版之日无法发行，予与肖钟英……数人将印就之《民报》第1期，或包卷，或封皮，或贴邮票，命女佣用小车推至邮局，不数小时而3000份《民报》皆发出，送之中国内地矣。余则2000余份，散布于日本中国留学生中，予每提一大包往各学校发卖。”第2号《民报》印出后，宋教仁作为《民报》庶务干事集中两天时间发行报纸。并致信于美国大同日报馆、香港开智社、中国日报馆、越南西贡和昌楼、湖北震亚社、湖南集益社等处。要求他们协助发行后来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入境，不许人们订阅，邮局也不准递送，《民报》便采取秘密渗透方式传入国内。这种方式大体是：由报社成批寄运给同盟会各地分支机构、外围组织与个人，以此为据点，逐步扩散。如昆明的兴汉会，即是据点之一。当时还由同盟会在国内各地设立的一批阅书报社（室），购置各种革命书刊和《民报》，秘密分送军、学、商、绅各界、如武昌的日知会便是这样的机构此外，还由外国人办的书店担任秘密代派所发行《民报》，如上海的新智社等据统计，《民报》到第24期，已在海内外建立发行网达12个国家与地区，其中海外有23个城市，销量最大的是东京。在东京的代派所20家，都是留学生会馆其次销量较大的是南洋地区。

3.《民报》对广告的利用。《民报》创办初期，不重视广告业务。第2、4、5三期连一个广告也没有。从第1期到第26期，共有广告279则。篇幅占218页半。其中全页刊登广告的占总数54.8％，半页广告的占总数28.6％，其余的是1/4或1/3页幅的广告。《民报》刊登广告最多时是第9期至第12期之间，其中第10期23则广告占19页半，第11期20则广告占20页，到第14期，广告锐减这一时期正是孙中山离日，《民报》在章太炎的支持下与同盟会本部发生争执的时期；后来矛盾缓和，《民报》广告有所回升，但也停留在每期13则广告，占8页的水平线上。据分析，《民报》广告内容多为代理、推广革命书刊和本报启事告白，这种不收费的广告共占广告总数59％，而一般商业广告只占总数近18％这说明《民报》注重了与革命报刊的配合，社会关系多为文化界人士。经折算按《民报》上刊登的广告价格，该报所有收费广告应得日币1300余元，按出版每份《民报》日金6分计，可支付每期1万册《民报》的两期印刷费用。这笔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以上只介绍了孙中山创办的三种报刊。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坚持革命舆论与武装起义并重，组织起义10余次，创办报刊10余种。他在海外活动，每每旅居于报社，作为依托。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创办、改组或支持的海外报刊主要还有：1901年在日本办起了《国民日报》；1903年在檀香山出版了《檀山新报》；1907年在加拿大开办了《大汉公报》；在暹罗（今泰国）办起了《华暹新报》；在新加坡刊行了《中兴日报》；1908年在缅甸刊印了《光华日报》；1910年在美国兴办了《大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在加拿大出版了《新民国报》，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创办了《光华日报》；1911年在菲律宾印刷了《公理报》等。这些报刊组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宣传网，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