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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军观察组飞机来往方便，因此出入延安的除美国军官外，还有不少外国新闻记者和各方面人士，他们都是我们做工作的对象。进步记者如斯特朗、罗辛格，中间类如斯蒂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白修德，还有专门挑刺的反动记者，他们一来都要求会见我领导人。记得杨尚昆主任有一次讲起，毛主席为了扩大对外影响，凡是对方提出要求会晤的，他只要有时间，都尽量接见。当时，记者们关注的问题多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调解”作用的看法、中国内战前景、战局以及政治解决的前途等，有的甚至威胁我们说，美国有原子弹，你们就不怕美国干涉，向你们扔原子弹？延安这块小地方，能顶得住吗？一位英国记者就曾经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提出过后一个问题，被彭总严词驳回。
1946年，毛主席接见外国记者的重要谈话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著名的会见斯特朗时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谈话。这一次谈话是由陆定一和马海德担任翻译的。因斯特朗是进步记者，毛主席有意通过这次谈话争取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所以一开始就表示：如果美国人民拖住美国反动派的手，中国国内和平就有希望。谈话的另外两点重要内容是：指出美国反苏（联）目的包括争夺中间地带及原子弹是“纸老虎”。这两点看法在当时国际背景下，是很重要的，而且针对性很强。它揭露了美国政策的本质，并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我有幸担任了毛主席另外两次重要谈话的翻译。一次是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全文后发表在《毛选》第四卷上）。毛主席这次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美国“调解”问题，指出：“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美国政府是在借调解作掩护，以便加强蒋介石，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殖民地。”同时指出“任何外国压迫力量也阻止不了中国人民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的任务”。这篇谈话是在国民党已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形势下进行的，争取美国转变援蒋政策已无望，所以毛主席谈话口气直截了当，斯蒂尔听了后对毛主席表态，连连说：“很清楚。”
另一次则是同美英记者罗德里克、哈默和陈依范之间进行的谈话，这次谈话内容迄今尚未公开。谈话是在1946年12月初举行的，当时已是全面内战的局面，而且国民党初战并不顺利。从记者提问中已可看出，他们并不再关注“美国调解”的作用，而是更加关心内战的前途，试探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打下去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的政策与态度等。毛主席的回答表现了革命党人的自信，也充满其固有的幽默与风趣。这里举几个例子：
哈默问：“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
答：“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打垮。”
罗德里克问：“中国的局势是否要打下去了？”
答：“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
罗德里克问：“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了，是否在有力量的地方就实行进攻？”
答：“停战协定早已被人家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受它约束，将来的谈判就看战争结果而定。”
哈默问：“是否将来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共产党力量变得很大，或者变得很小？”
答：“很有这样的可能。”
罗德里克问：“美国人完全支持蒋介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排外的缘故？”
答：“中国共产党并不排外。对罗德里克这样的人是很欢迎的，对赫尔利之流就要反对了，但也不是不给饭吃，米饭还是要给吃的，就是不开欢迎会，他讲话时也不拍巴掌。”
哈默问：“我准备在北平买所房子，将来是否会被没收？”
答：“不会没收，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送几所房子给你们住。”
在这一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历史学家可能感兴趣的、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哈默问及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态度，毛主席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就香港问题对外作的一次表态，孕育了解放后我们长期没有收回香港并最终通过谈判解决的思路。当然，毛主席那个时候这样表态也可能有分化英、美的策略考虑，解放后由于面临西方封锁禁运的形势，更加促进中央定下暂不收回的决心。毛主席这几次谈话有很多前瞻性的论断，其中关于美国争夺中间地带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