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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对美外交，由于形势变化，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我们却利用这一机会，扩大了我党国际活动的空间，积累了对外工作的经验，也在争取国际同情、扩大我党政治影响方面，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
美军观察组第一任组长鲍瑞德、军官戴维斯、美驻重庆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鲁登都因比较客观，并向其上司作了如实的汇报，而被及早调回，有的甚至遭到政治迫害。这在今天已不是鲜为人知的事情了。
在我同美国军官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痕迹，那就是美籍日裔有吉幸治的故事。有吉曾是宋庆龄的朋友，出身贫苦家庭，从小做苦力，参加过美国历史上革命性较强的码头工人工会。太平洋战争后他被关入集中营，后因美军需要懂日语的人才，又被释放录用。我记得，当时领导曾嘱咐我要多和他交朋友。其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给他口头翻译延安《解放日报》主要内容，我念，他记，翻不出来时做做手势，他也可以猜出意思，并用较好的英文重复一遍，纠正我的译法。我还陪他访问过我党各方面领导人，如刘少奇向他介绍过我党的历史、林伯渠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况（林老时任边区政府主席）、蔡畅谈妇女运动、彭德怀介绍解放区战场、周扬介绍延安大学等。经过大量工作，有吉幸治的政治态度转向同情我党。1946年下半年，有吉回美定居，在纽约参加“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美中人民友协前身），成为其积极分子。以后他又到夏威夷创办“火奴鲁鲁记事报”，宣传进步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有吉受到起诉，并度过一段很长时期的困难生活，找不到职业，走在街上以往的熟人也不敢打招呼。他不得不开一家花店维持生活，人们仍然常常称呼他为“红色花匠”。尼克松访华后，有吉发起组织夏威夷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为第一任会长，70年代末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