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延安时期，同美国最重大的外交往来就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后任美驻华大使）和随后的马歇尔（后任国务卿）访问延安。按照外交惯例，一个国家的重要官方人员和驻外使节只能同驻在国政府发生正式联系，而不能同反对派有官方往来。但是，美国是唯一派遣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延安的国家，它这样做真是非同寻常（马歇尔回国后被任命为国务卿，其位置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马歇尔亲自访问延安，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卷入中国内战程度之深，也说明美国干预中国国内政局的走向，早已成为它全球战略中的重要环节了。
赫尔利访问延安有两次，但是来访背景有所不同。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11月。当时，美国政府是想在国共之间发挥某种“调解”作用，使国共达成一定“和解”，并把国、共两党军队都置于美国指挥之下，最后打败日本。赫尔利当时是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访的，携来了所谓“五点方案”，中心内容就是以整编共产党的军队、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换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共产党参加统一的军事委员会。这样的方案实际上是取消了解放区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自然不能为我们接受。赫尔利来延安，是毛主席亲自同他谈判的。当时参加会谈的有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陈家康和余光生（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留美回国学生）。经过斗争，赫尔利接受我党提出的“五点方案”，重点是成立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所有抗日武装力量均听从和执行上述联合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命令，并平等地接受一切外援；所有抗日党派合法化。两个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我案不是只讲改编共产党军队，而是强调首先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自然也拒绝了赫尔利带回的我方对案。赫尔利的态度这时也由表面中立，转为完全支持蒋介石，公开宣称：“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任何武装的政党和军队。”1945年初，赫尔利接替高斯任美驻华大使。根据美国政府白皮书载述，赫尔利当时列举美国对华政策的五项原则是：①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②支持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③协调蒋同美方指挥的关系；④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防止经济崩溃；⑤统一中国所有军事力量，打败日本。赫尔利这时已把中立的面纱抛得干干净净。赫尔利第二次访问延安，则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为了邀请毛主席去重庆，以中间人身份前来的，在延安只待了一天。毛主席随他乘机同往重庆，开始了著名的重庆谈判。
赫尔利的为人在美方人员中，也是不受欢迎的。根据美国出版的有关书籍记载，赫尔利的延安下属说他“脾气暴躁”，“装扮成伟人一样的自命不凡”。他们透露了一件小事，也反映出赫尔利的作风。有一次，赫尔利命令观察组报务员同重庆大使馆联络，说有重要电报要直接报告罗斯福总统。他催着报务员半小时联络一次，由于机器故障，一直没联络上，气得赫尔利把报务员痛骂了一顿。当机器最后接通时，他的电报却无重要内容，只是简单的几个字：祝贺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由于赫尔利的反共立场，美国驻重庆大使及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中好几位态度比较客观的人，都被调职或降职。
马歇尔访问延安是在1946年3月。他这次来访纯粹是礼节性的，没有谈多少实质问题，目的就在于显示美国立场的“中立性”，他不能只去南京，不去延安。在马歇尔到延安前，当时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利弗·杨少校同杨尚昆主任就其访问期间的安全问题谈了多次，安排了他的住处（由杨把自己的窑洞腾出，作为客房），布置了临时警卫（其实是不需要的），检查了从机场到观察组路段的安全状况，架设了通往王家坪总部延河上的临时桥梁，以及到达后的车辆迎接、会谈、宴会和晚会等。1946年3月4日下午，马歇尔在周副主席陪同下，乘C - 57飞机抵达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到机场迎接，握手后，由周副主席陪同马检阅仪仗队。在去观察组住处的沿途，我们还组织了大约6000名群众的欢迎队伍。马歇尔在同我中央领导的会谈中，曾提到希望停战协议范围扩大到东北，对东北也要派遣停战调停小组。这一建议表现出美方对东北局势的担心，虽然表面上阻止国民党进攻，另外也对我方行动有所限制，并可以就地直接观察苏联动向。会谈后，毛主席设晚宴款待马歇尔，祝酒词中提到为“中美和国共的长期合作”干杯。饭后，双方观赏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马歇尔这次不到一天的访问与其说是历史性的，倒不如说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成果，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