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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主持下，对国宾访华的礼宾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取消机场讲话和仪仗队的分列式表演；国宴上不正式讲话，只简单祝酒；外宾参观不组织迎送；不安排群众欢迎大会；取消我国领导人回拜国宾的做法和递交国书仪式上不再安排致颂词、答词等。
建国以后，一般都要组织群众欢迎外国代表团来访，如果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要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如果接待副总理、外长和其他部长级代表团，则一般组织1000～2000人到机场或车站迎送。1972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从东单到西单、木樨地至钓鱼台国宾馆东门，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人数达10多万人，此外还有军队、持枪民兵4000多人。而从1972年7月起，对这类代表团一般不再组织群众欢迎。同年，我接受驻华外交团团长尼泊尔大使建议，对副总理以下代表团来访不再通知各驻华使节去迎接。1972年12月，中央批准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文件，其中对关于组织群众欢迎外宾问题进行了改革，规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组织3000～4000名群众去机场欢迎（比过去减少1000人），在天安门前组织四五万人夹道欢迎。人数比此前的夹道欢迎大为减少。但是，如在冬天（12月至次年2月），改革以后，即使是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也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刚好，当年12月9日几内亚总理来访时就没有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向几内亚大使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个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如果不坐敞篷车而坐一般汽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三，我领导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此后，基本就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如1973年来访元首、政府首脑共八起，其中两起是在冬天，均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1974年全年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而1975年，仅金日成主席来访，组织了群众夹道欢迎。
1949年至1950年的两年，到任大使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后，毛泽东都要亲自宴请大使夫妇，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陪同，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均参加。这些对外礼宾工作自然要占去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1951年初，毛泽东主动提出今后他将不再出面宴请到任的驻华大使，不再参加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于是，从1951年起实行新做法：新到任的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后由外交部副部长出面宴请（此点一直沿用至今）。而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改为：社会主义国家由刘少奇、朱德副主席轮流代表毛主席出席；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由周总理参加。
从1964年起，为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的国宴一般压缩为40桌左右（现在是10～15桌），为副总理举行的宴会为25桌（现在外国副总理来访，国务院领导同志举行欢迎宴会不再称为国宴，规模一般不超过3桌）。取消了国宴上外交团祝酒、敬酒的习惯。所谓祝酒，就是请外交团上台致祝酒词，各国使节和夫人则排队敬酒。这种礼节太烦琐，也无必要，同时，也免去我领导人到使节席敬酒做法。外交部建议取消，得到中央同意。这可以大大压缩宴会时间。
毛泽东主席每次宴请外宾时，事先都亲自交代让哪些人参加。他不喜欢人多，说人少坐得靠拢，谈话方便。一次在武汉宴请阿尔巴尼亚客人，主席交代两桌就行了，但结果安排了四桌，受到主席批评。
1965年3月汪东兴传达毛泽东指示，说宴会规格高，且不看对象，如千篇一律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菜，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花钱多，又不实惠，毛泽东认为，我们请外国人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宴会时间长。他认为，在宴会上既要同外国人说话，又要陪吃饭，时间长了陪不起。
为此，1966年9月外交部上呈《关于外宾接待工作礼宾改革的几点措施的请示》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报告内容包括“举办宴会要注意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讲排场、摆阔气和追求高标准，招待外宾不一定要举行宴会，可视情况举行酒会、茶会或冷餐招待会”。报告并提出以下四点要求：①对来访的代表团和重要外宾，一般只举行一次正式宴会，如有必要，可采用茶会或陪餐等简便形式招待；②宴会标准要降低，不用鱼翅、燕窝、银耳等名贵菜，一般不超过四菜一汤，注意菜量够吃；严格控制我方参加人数，只请直接有关领导或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少数特别需要的工作人员；③宴会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到1个半小时；④为照顾外宾的生活习惯，要尽量做到外宾点菜用餐，以适合外宾的口味和爱好。
1972年与我建交的国家逐渐增多，降低出席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规格已显得很有必要。新规定是，我方最高一般由部长级为首出席。同年，周总理曾考虑过不再邀请外交使节参加国宾迎送和欢迎宴会，但由于亚非和不少友好国家使节反对而作罢。
周总理去世以后至1978年，我国对外宴请工作继续改革。随着我外交局面大发展，驻华使馆增加到90家，国宾访华更加频繁，被邀请参加国宴的使节和必要翻译人数达250～260人，所占宴会席位过半。而国际上普遍做法是一般不请外交使节参加国宾欢迎宴会。从1978年9月起我国也进行了改革：不请使节参加国宾迎送和国宴，而是根据来访国宾意愿和要求，安排与外国驻华使节会面。
1985年，针对当时对外宴请中存在的问题，外交部进一步提出改进办法，其中包括力倡节约，严格按照国家财政规定执行；控制我方参加人数，大型宴请主、客比例为1∶2，如外宾2～3人，我方不能超过5～6人；地方宴请要突出地方特色，用地方酒等内容。
1987年，我们参照国际上普遍做法，取消了我领导人出访及外国领导人来访举行答谢宴会的做法。
1995年新年、春节期间，有12个在京单位分别举办大型招待会、宴会，邀请驻华使节及有关外交官出席。这种做法既浪费又烦琐，群众意见很大，外国使节也感到厌烦。外交部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措施，从1996年起，每年只以外交部名义为驻华使节举办一次新年招待会，请有关涉外部门负责人参加，其他单位不再单独举行这类招待会。
1998年1月外交部又发出了“关于控制邀请驻华使节出席各种节假日宴请活动的通知”，某些部委和下属公司招待宴请驻华使节之风再次被遏制。
1965年3月，汪东兴传达毛泽东主席对向外国人送礼问题的指示。毛泽东认为，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其实送礼不在多少，而要送有民族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要自然大方，但不能没个边，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
听传达的廖承志补充说，礼品送得太多、太好，有时还会惹出乱子。曾有一个日本代表团来，我们送的礼物比较贵重，他们不仅不感谢，反而向我们提出质问，问我们这样做有什么用意。意思是说，我们用礼品拉拢和收买他们。
毛泽东主席曾几次说过，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因而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当归个人所有。他提出，送给他的礼品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出来；如果是日用品，则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的钱交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凡是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尝尝。有关工作人员曾建议，外国人送的水果之类的东西，给主席家人和小孩吃了算了。主席不肯，说：“你们为老百姓做事，为我服务，有功劳，应该吃。我孩子有什么功劳，不要给他们吃。”国务院根据主席上述指示，专门制定了礼品处理办法的规定。
1966年“文革”开始，极“左”思潮泛滥，强调毛主席著作、语录和诗词是最隆重、最珍贵的礼品。
1972年12月，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重申，外宾来访，中央和地方一般不送礼，如对方送礼，我方可适当送1～2件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元首、政府首脑来访，可送纪录影片。
“文革”前，我国领导人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一般都见报、广播。“文革”初期，我国领导人发出的贺电内容，出于当时我国内形势考虑，除阿尔巴尼亚、越南外，一般不见报。1970年后，逐步恢复报道我国领导人致一些亚非友好国家的国庆贺电，而致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的贺电均不报道。外交部考虑，这种报道不一致，容易引起猜疑和误解，同时，这种做法同外国领导人致我贺电一律全文见报不一致。经中央批准，自1973年1月1日起，致我贺电均见报、广播，而我致外国贺电，由于内容大同小异，则改为一律不发表。
1966年9月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外交部报中央批准，对参加外事活动人员的服装作了限制，要求“应反映出我国人民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衣着应以整洁、朴素、大方为原则，男女一律不穿奇装异服”。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装，女同志一律不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装饰用的手提包等。
1966年6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外交部上报并被批准了关于领导人出访迎送问题的规定，内容为：从北京出国时，除对党的领袖、国家元首或其他有必要者外，一概不组织欢送；回国时，一般只在到达的第一站组织少数人欢迎，如无必要，也可不组织；回国后，被访问国驻华使节如提出宴请我国家领导人，可采取双方联欢，共同举行招待会方式，以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