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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首先由北京50多个团体发起，组成北京外交联合会，于1921年10月2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开会。会上提出：“中国已处于万分危急状态，非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发起更大的群众运动，不足以挽救当时的危局。”当时北京正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如果想在北京召开一次全国范围的全国国民大会，则显得不太现实，与会者都认为在上海开会为宜。同年10月11日，北京外交联合会选出代表蔡元培、刘揆一、饶汉祥、张季鸾、罗正纬、张一尘、周勃、陈懋鼎、徐汝梅、朱鸿荃、俞诚之、梁其光、王毅、林景树、李治东、陈振先、徐坚白、罗正谊等18人为代表，到上海筹组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由于蔡元培、刘揆一等不能到上海主持筹备会议，推定由我父亲罗正纬以及郑洪年、向乃祺、俞诚之、张维城、张季鸾、罗正谊、王绍鏊等八人前期先到上海筹组这次大会。
北京代表到达上海后，租东亚旅馆作为事务所开展筹组工作，并从10月25日起在上海各报登载启事。10月28日，向乃祺和我父亲在东亚旅馆招待上海报界，说明此次来沪目的。父亲发言说：“现在我国的外交形势万分危急，山东问题日本人提出与北洋政府直接交涉，北洋政府亦倾向于直接交涉。但北京各界70余团体，一致坚决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北洋政府想用直接交涉的机会，借日本的资械巩固军阀的黑暗统治，甚至不惜以此出卖山东主权。现在华盛顿会议开会在即，此次会议涉及中国的存亡，关系极大。目前中国南北分裂，北洋政府腐败无能，非联合全国人民的力量，发动更大的群众运动，才有希望。但在北京开会阻力重重，所以选定上海为开会地点，与上海各界共同发起这一群众运动。较之于北京一隅，在上海开会力量更为雄厚，希望全国有识之士出面共同主持，以促进各省各界民众团体积极参加国民外交大会，以挽救国家的存亡。”
父亲还传达了这次大会的主要宗旨：一、废除以前中国与日本间一切被胁迫之密约；二、取消各国在中国的特殊权力；三、各国在中国租借地期满由中国收回；四、各国不得缔结有害远东和平与中国主权之条约；五、无条件收回青岛主权与山东之路权；六、责问日本违反《马关条约》，不维护朝鲜独立，以致妨害远东之和平。
招待会后，父亲与向乃祺、王绍鏊、郑洪年、张维城、罗正谊等和上海各界人士广为接触，走访了上海总商会、华侨联合会、上海外交商榷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太平洋协会、省教育会、中华劳动会、环球中国学生会以及各省在上海的代表，向他们阐明大会的宗旨，希望他们能够派人参加。与此同时，他们还致电邀请各省的民众团体来上海参加大会。
10月29日，父亲和郑洪年、王绍鏊、向乃祺等在东亚酒楼招待上海商界、学界、新闻界等人士，到会的有李登辉、沈钧儒、汤漪、江湘浦、李杰、谢福生、李敏斋、沈琬庆等40余人，父亲主持会议并发言道：“北京代表来上海，是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并就我国对外的方针、对华府会议的对策和如何组织外交大会的办法征求大家的意见。”上海与会代表每人都发言，一致表示定会对国民外交大会鼎力支持，还有人希望北京代表团发表一个宣言，趁美商业游览团来上海参观之机，将北京各团体对华府会议的意见陈述之，使之传入美国人士耳中，作为中国外交上无声的助力。会后，北京外交联合会驻沪代表团于11月向全国发表了宣言。
与此同时，大会还成立了临时筹备处，商定筹备委员20人，分别由上海、北京、各省三部分代表中产生。北京代表团则推定由我父亲及郑洪年、张维城、张季鸾四人为临时筹备员。
筹备处成立后，各位筹备委员四处联络，刊印种种宣传大会宗旨的白话文、文言文的传单分发全国各民众团体，要求知名人士积极参加这一爱国运动。全国各大报刊也积极支持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如在北京的《太平洋月刊》上，就有当时在京各派学者讨论太平洋会议的报道；除此之外，上海《申报》、《国民日报》、《北京晨报》、天津和长沙的《大公报》等都逐日报道大会筹备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