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由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任副团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作家刘白羽任秘书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冯友兰、季羡林、张骏祥、周小燕、常书鸿、狄超白等众多知名人士,这是访问亚洲的第一个有分量的官方文化代表团。周总理从方针政策到财政预算都过问,并亲自审查了随团的大型展览会展品。
当代表团路经香港时,香港新华分社几位负责人已在口岸对面迎接,并带大家从九龙过海(那时尚无海底隧道),到香港后山中国银行别墅休息。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势力在香港相当猖獗,文化代表团目标很大,为防万一,全体人员均不上街,夜晚通宵有人值班保卫。那时,我国与菲律宾、泰国等尚未建交,我外交和官方人员去南亚均不乘飞机,以免因气候和机械事故在马尼拉、曼谷或台北迫降。文化代表团乘英国和印度合资的海轮从香港出发,三周后抵达加尔各答。
新加坡是必经之地,当时还是英国紧紧控制的商港和军事基地。据外交部签证处同志介绍,英殖民当局对我过往人员常常在检查护照和防疫黄皮书时进行刁难。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应有所准备。然而,如何应对为好,尚无成熟经验。文化代表团领导决定,所有团员一律不在新加坡上岸;同英方人员的必要联系,统一交给我这个外交部的年轻干部具体处理。
我们乘坐的万吨海轮一驶近新加坡,便有英国快艇冲到船边,一些武装人员上船。按说代表团人员不上岸,即无必要查验护照。但英殖民当局要求船上所有人员排队等候查验黄皮书,同时附上护照。有一名外交部信使也在船上,我与他商定,我们是政府代表团成员,不应像一般劳工那样列队,我们俩人拿着20多人的黄皮书和护照,抢到等候检查的队伍前边,将一堆证件放在英国官员桌上,要他先为中国官员办。
英国人根本不理,板着脸,头也不抬,要我们到后面排队。我要求受到应有的外交礼遇。对方表示,英中没有外交关系,不存在什么礼遇。我和信使两人气往上撞,说我们送来证件,你不查看,不给予起码的外交礼貌,我们无法接受检查,说着拿起证件就走。英官员大叫,所有乘客必须无例外排队。我们扬长而去,船长和大副也向我们施压,训斥我们应按英方要求办,并威胁要把我们扔到大海里去。我毫不示弱地大声喊,你们敢!你们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双方僵持许久。结果是,代表团未排队,待其他人员接受检查后,我一个人送去证件办理手续。
一个半月后,文化代表团仍乘英印轮船公司班轮回国,还是经过新加坡,还是要查黄皮书。经过短时间的国外磨炼和使馆同志的开导,我学着用些心机。上船前,便向轮船公司经理部打了招呼,希望对方合作避免不愉快的事件。公司由于商业利益,也表示愿意协助,并希望中国代表团采取合作态度。登船后,我还去看望大副,送些中国土特产,请他设想个两全办法。他讲,此事包在他身上。船到新加坡附近时,大副请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在大客厅里休息,他领着英国官员到客厅来,我统一将证件给对方查看,便算了结。
自己初次出国,初生牛犊不怕虎,但还嫩,有些冒失。真是百炼才能成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