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科班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学院尚未成立，也没有系统学习理论、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的条件。基层工作的实际磨炼，部各级领导把着手教，便成了外交部“科班”的课程。

联合国是国际司的主要工作对象，但刚开头，从司长到科长（当时司下设科，相当于现在的处）都不懂联合国为何物，更不用说我们年轻科员了。幸亏有一科员在大学读过国际法，包括司长在内的全体同志就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职能。从南京调来的国民党外交部与联合国的原始往来文件，堆成大垛。大家不知编号顺序，无从下手，很花了一番力气，才将材料排好上架。后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过的龚普生（章汉夫副部长的夫人）来当副司长，国际司才有了懂行的人。

1950年，我国曾准备参加联合国，由张闻天任首席代表，李一氓、冀朝鼎、孟用潜任代表。当时集中了一大批外事骨干，还从上海调来十名大学生。在东城赵堂子胡同设“联合国代表团办事处”，紧急收集有关联合国机构和应对当时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背景材料。后因国民党集团在西方大国支持下赖在联合国里，此事未果。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王炳南带来一份英文稿，来到国际司要我负责打出。并指示说，这是西欧司宦乡司长两小时后就要交给英国驻华代办的照会，要用最快的速度打好，不能有一点错。我一看，只有两页，便答应下来。谁知，心里紧张，老出错，换了几张纸，还未打好。回头一看，炳公正站在我身后等着，我出了一身汗。炳公顾不得批评，找来在政策委员会工作的柳无垢（柳亚子之女）接替。我原以为自己英文打字不错，但关键时刻却顶不上去，这是功夫不过硬呀！这件事给我的教育颇深，几十年后我都牢牢记得，使我懂得，一个革命者光会喊革命口号不成，还得有真本事才成。

我们在部机关还经常听到形势和政策报告。张闻天作报告言简意赅，学者风度；伍修权讲话铿锵有力，干脆利落；乔冠华声情并茂，语出惊人；宦乡材料丰富，逻辑严谨；陈家康演讲幽默，令人捧腹；柯柏年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外交先辈们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即兴发挥，淋漓尽致。他们的洞察力和鼓动力量，使人受益匪浅。我们这些青年人在敬佩和折服之余，更增长了不少见识。

记得有一次苏联专家来外交部讲国际法，是毛主席之子毛岸英做译员的。当时外交部的人员，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大都是“土包子”。为了这次听报告，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阎宝航还专门向全体干部讲解了外交礼仪、着装以及吃西餐时如何用刀叉等。而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外派驻欧、亚使馆即将赴任的外交官夫妇，已是彬彬有礼地盛装出现在部东楼礼堂，请外交部领导检查。当时，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使节们已大棉袄换成笔挺的中山服，夫人们则旗袍皮鞋，雍容华贵。彼此看着新打扮，不禁莞尔——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

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是建部初期的重头戏，部上下反复学习干部必读汇编本，这一基本理论学习对工作人员站稳立场、树立和巩固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非常重要。学有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够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吐故纳新，抛弃旧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1951年的民主鉴定和1955年的审干，对自己触动很大。向党交代清楚自己解放前的经历和旧的社会关系，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怕揭疤不怕痛，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犹如“脱胎换骨”，不仅理性认识，而且思想感情上也与党和人民贴在一起。从为个人奋斗转到为人民服务，思想境界升华了一大步。应当讲，思想改造与“文革”中整人根本不同，多少事实表明，没有思想修养和组织观念修养的良好基础，工作能力再强，职务再高也会出问题。

后来参加整风时，我亲耳听到周总理对外交部全体干部讲，自己活了60岁，三分之一时间在旧社会，怎能不受影响，要经常警惕，努力改造，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外交科班”为我们指出了又红又专的道路，为青年干部打下政治和业务的坚实功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FCB/OZxLLHkCTIN7VpgnuLcbc/zLOZBFlIgw7N7KIZ9J/pItE6373VV6eJGCPt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