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古都北平解放后,到处热气腾腾,万象更新。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涌到新型大学,经过短期培训,参加革命工作。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北京大学被介绍到外事学校。是年4月到9月,我先后在该校政治班和业务速成班学习。
外事学校刚从乡下搬到城里,校址在御河桥前日本兵营(后又先后成为团中央、北京卫戍区所在地),师生均过军事化生活,睡地铺、坐马扎、扭秧歌、拔河,顿顿高粱米,每周末肉包子。政治班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上,对比新旧社会,谈中国人民的前途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那时乔冠华、龚澎、董越千等也在业务速成班向我们讲过国际形势,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军调部和香港新华社的斗争情况。那时,他们还不到40岁,风华正茂,从他们那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
在外事学校临近结业时,组织上急需会英文打字的干部,我被派到驻于宣武门里松树胡同的中央外事组短期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外事组便是解放区的“外交部”。叶剑英任组长,王炳南任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凌青等。当时,只有塔斯社英文稿,看不到西方报刊。通过“邮政检查”,我们得到国外寄给驻华机构的英文剪报,我们将有用的材料打字留下来,供研究整理,原件再寄走。我第一次接触到外事工作,感到很神秘、很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