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

程沐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事实发生在1934—1935年，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从大别山地区开始长征。但江西与大别山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在当时交通阻隔、通信落后、国民党军队封锁和围剿红军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两支红军无法联系。那么，红二十五军是如何走上长征路的呢？程子华生前的一段回忆为解读这个问题似乎提供了一些线索。

1981年上半年，我料理完父亲程坦的丧事，即调入民政部。到民政部工作不久的一天上午，程子华部长的秘书白桦通知我，程部长要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向司长请假后即刻到程部长办公室报到。程部长对我说：今天事情比较少，找你来聊聊天。程部长首先问了问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以及到民政部工作的感受等情况，然后转到一个主要话题——他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父亲的。从他的这段回忆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这段史实，下面便是程子华的叙述：

1934年五六月间，我正在江西瑞金的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把我找去，郑重地对我说：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张国焘和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地区到四川后，大别山区仍有红军活动，被敌人围、追、堵、截，情势十分艰难。现了解到这支红军是红二十五军，他们应该避开敌人锋锐，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豫西桐柏山区发展。估计他们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因此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你曾经在武汉地区工作过，可能在武汉地区或红二十五军以及鄂豫皖苏区有比较熟悉的同志，因此中央决定派你到那里与他们联络。你准备一下，拿上我的一封信，尽快出发。你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因此我在信里建议你担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

从中共苏区到大别山区，最短的距离是从江西直接向北到湖北，有不少便捷的路线，但均已被国民党的军队重重封锁。为了安全，我打扮成商人，按照周恩来的安排，独自一人，于6月份从瑞金出发，向南到福建；在那里登上海轮向东去上海；到上海后换乘长江轮船向西去武汉；到武汉后乘坐火车向北去河南信阳。我从瑞金出发，几乎兜了一个圈，到达豫南重镇信阳时，已是8月末、9月初了。

到信阳后，按照周恩来的交代，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地下党的联络站——一个打铁铺。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围剿”红二十五军，信阳城里驻扎了不少国民党的军人，宪兵和警察在大街上盘查行人，市面气氛十分紧张。我在打铁铺附近徘徊了很久，反复观察，犹豫再三，估计问题不大后，才与打铁铺师傅交换了联络暗号。打铁铺师傅对我端详了一会儿后，要我马上躲进打铁铺的后屋，他给我拿了一碗水和一块儿饼，对我说：晚上再说。然后白天不再理我，将房门反锁，继续打铁去了。

在天黑之前的等待过程中，我的心七上八下，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生怕打铁铺师傅出现问题，但我已被反锁在房中，只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好不容易等到天黑，打铁铺师傅打开了后屋门，他听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要找红二十五军联系，就按当地老百姓的装束给我打扮了一下，带了些干粮和水，领着我上路了。

我们在大别山崎岖不平的深山老林中向南走了几天后，到了湖北境内。一天，突然从树林中窜出几个持枪的人，他们衣服褴褛、形容枯槁、骨瘦如柴，就像野人一样，将我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地将我的眼睛蒙上，用一条绳子牵着我继续前行。大约又走了大半天，他们解开蒙着我眼睛的布，我看到打铁铺师傅已不见了，除了那几个押解我的人之外，面前站着十几个打扮稍微整洁一点的人，也是蓬头垢面，胡子都有一寸多长，为首的自我介绍名叫郑位三，是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成员。你父亲也在这十几个人当中，这是我与你父亲的第一次见面。不久，郑位三将党中央派我到红二十五军传达指示的消息通知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

9月，我见到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后，向他们递交了周恩来的信，我也是这时才看到这封信的内容。信中指出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和皖西北这么个小圈子里活动，回旋余地太小，对生存不利，太被动了，有被消灭的危险，建议红二十五军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例如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有利于生存和发展。信中还建议我担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我也坚持应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担任红二十五军的参谋长。

当时，沈泽民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权力很大，虽然革命意志坚定，也对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相当“左”倾，并且主观武断。他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搬用苏联的一套，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自己的同志。他拍板说：就叫程子华当军长，不服从命令就执行枪决，将他关起来，让他先考虑考虑。我过去就认识沈泽民，对他“左”倾的毛病多少了解一些，因此我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先答应担任军长再说。不久，他不幸病死山中，没有能够参加长征。很久以后才知道，他是大文学家茅盾的弟弟。

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区转移，并调整了红二十五军的建制和领导班子——我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高敬亭领导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只有一个师）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你父亲好像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区，向桐柏山区进发，虽然并不明确要到陕北去，并不明确要走上长征路，但实际上开始了长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了长征路。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首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合并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在长征途中，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也已离开了瑞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先遣队也到达陕北，红二十五军终于与中央红军会师。这是后话。

令我至今仍称奇的是，周恩来在全国安置了这么多像信阳打铁铺那样的秘密联络点，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令人敬服。周恩来命我送交红二十五军的那封信应该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可惜的是，后来遗失了。

我党一贯反对山头主义，但也适当照顾历史上形成的山头。我曾经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长，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就成为这个山头的代表人物，经常抛头露面。假如周恩来当初没有命令我给红二十五军传送文件指示，假如当初我不是当军长，而是当参谋长，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不过是时势造英雄罢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经常怀念过去的战友。也不知道那个打铁铺师傅叫什么名字，后来情况怎么样了。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和平安定的局面，我们活着的人只有再接再厉，继承他们的遗志，不断奋斗，才能安慰他们的英灵。

每当我回忆起程子华这段传奇般的经历，常常激奋不已，从中我也体察到他对老战友们——包括对我父亲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