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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7月间，红二方面军到了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渐失人心的张国焘想拉拢红二方面军为他所用没有成功，不得不勉强地在口头上答应北上，于是二、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道孚等地出发了。我们驻丹巴的后卫部队由丹巴沿大金川西岸北上，在大金川东岸的交通要道上，沿途均有敌人把守，我们有时不得不绕道而行，甚至在本来就崎岖难行的山崖上另辟新路前进。
在绥靖县城，看到有红五军团的一些部队驻守，他们没有和我们一同南下，是作为后卫一直住在这里过冬，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苦。他们把树皮磨成粉，再掺些野菜充饥，我看到这里好多树都没有皮了，没有一个人的脸色是正常的。我们离开绥靖，又经卓克基、马尔康北上，在毛儿盖碰上了红五军团军长董振堂等领导，他们也是路经此地北上的。第九十一师政委桂干生和师生徐深吉共同请五军团的首长们吃了一顿午饭——稀糊糊，并动员大家捐献了一些干粮和草鞋等给五军团的同志们。
离开毛儿盖，我们在荒无人烟的草地连续走了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天空和草滩以外，头一两天偶尔能看到一些类似乌鸦的鸟，有时还能看到一年前路过此地的同志们的露营地和烈士们的遗物等。那几天我们都是夜宿晓行，每到傍晚，就各人找一块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坐在自己的包袱上，头顶雨具蹲上一晚，如果没有遇上袭人的大风雪就算不错了。连续几天没有一个像样的休息处，后来看到了一个像小猪圈那样的处所，大家非常高兴。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牛屎棚子，是用晒干了的牛粪做墙，顶上盖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再用牛粪糊起来的。真正住上了房子，还是走出草地到了救济寺以后。
我们在救济寺休息了几天，总算把在草地露宿了一星期的身体温暖了过来，体力也恢复了一点儿。前面路上又有敌人拦路、打枪，为了避免伤亡，我们不得不又改为夜行军了。有时突然来了大风雨，伸手不见掌，路的左面是高山，右面是河，高深莫测，我们只好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任凭风吹雨打雷声轰，直站到天亮。
出松潘草地北行，就进入甘肃地界。经过腊子口时，我们看到了被我军攻破的敌人工事，英勇的红军战士的杀敌之声犹在耳边回响。又经过大草滩、哈达铺、申都铺、新市等地，我们到了甘肃省的通渭县。红一方面军先遣队派来的联络员，送来了好多党中央有关当时形势和政策的文件。我们知道了党中央的消息后都十分高兴，军参谋长李聚奎执笔给红一方面军先遣队负责人写了封信，以使他们明了我军当时的真实情况。不知是哪位同志把这封信保存下来，1958年初我曾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看到过此信的复制品，1977年冬，又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物选辑》中看到此信的影印件。
当我们得知中央的消息正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张国焘的命令，要我们立即撤离通渭，返回岷州再西进。从地图上看，红一方面军先遣队所驻的界石铺就在通渭东北方向，仅相隔几天的路程，眼看就要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了，而且他们已经派了人来接应，为什么还要背道而驰呢？不少人心里实在纳闷，但又不得不走。这时肖克从红二方面军调来任三十一军军长，政委则由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周纯全继任。
我们由通渭返回新市镇后，不断听到部队中不愿再听从张国焘西进命令的情况。例如，有的部队已从岷州那边往西去了，有的又进驻了某地的喇嘛寺，部队中已开始有人逃跑。又如某部队负责人来军部汇报说，他们部队中有位连长带了一部分人走了，走时留下了一张字条，申明了他们走的原因是不愿意为张国焘送死，而宁愿去打游击，并表示决不背叛革命，请放心等。在这期间，我曾看到过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书名叫《冬季战斗准备》，其中谈到“因西北气候寒冷，滴水成冰，重机枪无法用水冷却枪筒，必须准备用清油代替……”。我猛然醒悟，这实际是张国焘为逃往青海所作的准备。听说西去青海，荒无人烟的地方更为广阔，再说已快到冬季，后勤无法保障，怎么办呢？由于这种种情况，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张国焘的这种不顾我军死活的主张。为使部队的思想情绪缓和一下，张国焘又使了一个花招，命令改西进为北上，这样来回折腾，我们又由新市镇开往通渭。
几天之后，我们到达会宁县的韩家集。那天大家走了一夜，早饭还没有做熟，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就从后面追上来了，这是国民党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是关麟征。我们除后卫部队在韩家集村外的黄土山梁上阻击敌人，大部人马早饭没吃就继续北撤，经干沟驿、郭城驿、大芦子、红铺子到靖边。当红五军团、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三十一军部分直属队已过黄河，我们尚未来得及过去时，忽然传来了口头命令，说是要往东去，向打拉池前进，赶快向党中央靠拢。我们听说这个命令，心里十分高兴。
我们一路上日夜行军作战，经过打拉池，向同心城前进。这段行军作战，无论敌人的疯狂和我军的艰险、紧张，都不亚于渡湘江和通过贵阳等地时的情景，如果不是张国焘闹分裂，我们本不至于再吃这种苦头的。这地方尽是黄土地，水很缺，我们日夜跑路，想喝口凉水都很难找到。这里地形看起来比较平坦，但树木很少，敌机欺我们没有地方隐蔽，又缺乏足够的火力对空还击，就猖狂低飞，轰炸扫射……
不管是张国焘闹分裂，还是蒋军对我们围、追、堵、截及疯狂滥炸，都没能阻止我们同红一方面军的会合和回到党中央的身边，我们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同心城，并回到三十一军军部。
部队经过甜水堡和山城堡战斗，在盐池地区休整了几天。党中央派张洁、任弼时同志来我们驻地，讲解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敌情以及我们的任务和党的政策等；同时，党中央又派了唐天际来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原参谋长李聚奎已被张国焘逼到黄河北岸去了）。
12月31日晚上，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抓起来了。消息重新核实后，大家都高兴得从地铺上跳起来，顿时屋子里热闹异常，都在议论如何处置蒋介石，再没有人睡觉了。这个消息似乎预示人们，中国的政治局势将要发生大的变化了。
193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在甘肃省庆阳县城南郊一个名叫石舍的村子里度过的。1937年1月1日上午，为了迎接阳历新年元旦，部队举行会餐（其实只有少得可怜的羊肉和粉条做的菜）。我们从老百姓家里借来了各式各样的桌子、板凳和碗筷（筷子不够，只有用高粱秆凑数），摆在村中的一个露天场里。菜一端出来就结冰了，好在这天没有刮大风，还算不错。我们虽然没有喝酒，但人人都举起了倒满开水的土碗，互相祝贺长征所取得的胜利，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最后是吃小米饭，这种米我从前不仅没有吃过，而且还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种东西，似乎从思想到肠胃都还不习惯，不过与长征中的艰苦生活相比，我们都开心得合不拢嘴了。
下午，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回顾了我们长征以来的经历，谈到了今后的形势，要大家做好各种准备，迎接新的一年，迎接新的任务。
长征的艰苦历程终于结束了。1937年新年刚过，我们即奉命向西安方向前进，从此又踏上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