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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仁怀，开始了长时间的急行军，经息烽、定番（今惠水）、长寨（今长顺）、紫云、兴义等地进入云南，便直向金沙江急进。这时几乎全是白天走路，也不顾及敌人的飞机，可是因为走得太急，掉队的人日渐增多，个别人甚至失踪了。为了抓紧时间赶路，领导同志有重要事情也来不及召集会议向大家通报。有一天中午，部队利用在路上原地休息，临时召开了动员大会。周恩来副主席说：“这里离金沙江不远了，最近同志们特别辛苦，这种辛苦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人吃不了眼前的苦，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途，我们要向这类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这个会是康克清同志主持的。我们起初还纳闷儿：“为什么要在这会儿开动员会？”可是越接近金沙江边，路越不好走了，山一座比一座高，路越来越窄，经常遇到悬崖绝壁，徒手通过都很危险，天气又热，想喝口凉水都没有。此时，我们才明白了周副主席的讲话。
有一天下午，我也开始掉队了，康克清叫我骑她的马走。其实她哪里有马呢？那是组织上特别照顾朱总司令年纪大，每天还要指挥部队打仗，给了一匹马，用来驮他和康克清的行李。我开始不愿意骑，因为一则我从来没有骑过马，再则康克清都不骑，我怎么能骑呢？后来康克清再三催促，我只好骑上马走了一段路，因为康克清总是走在我们队尾当“收容队”，我要再不骑马走，也会连累她脱离本队了。我骑上马没多久就跟上了队伍，跟上了朱总司令。当时部队正在上山，路很陡，我看朱总司令正在拉着骡子的尾巴吃力地走着，心里实在难为情，想立刻下马。但那马不听指挥，我只好冒险跳下，跌跌撞撞的狼狈模样引得朱总司令笑了起来。
我们到达金沙江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这时天还很热，空中一点云彩都没有，走在被烈日暴晒着的沙滩上，我们穿着草鞋的脚被烫得直喊痛。可先遣司令兼渡河司令刘伯承却光着头，在沙滩上来回忙着指挥部队渡江。当他看到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来到，赶快迎上前，亲自安排他们上船。在这段时间里，刘伯承司令特别辛苦，他不仅要和我们走同样多的路，而且要赶到我们前面去消灭敌人、占领渡口、组织渡江等，备尝艰辛。如组织渡江，就必须在敌人追兵赶到前使所有部队尽快渡过去，但人数众多船只却有限，白天有敌人的飞机捣乱，晚上渡江却更加危险……如果江边集结人马太多，敌人的飞机来时又不便于隐蔽；不集结一定的人数在江边待渡，等渡船过来了再临时叫人上船，又要浪费很多时间。还有如何使船载重适量、安全、马匹如何泅渡等，这些都需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实践证明，刘伯承司令都做得非常好。
渡过金沙江不久，天就黑了。这时连日来急行军的体力劳累感觉虽然尚未消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晚饭，但由于战胜了敌人和克服了一切困难，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大家精神上已感到十分轻松。可是刘司令却仍在继续指挥后续部队渡江，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昼夜。
在金沙江边休息一天，我们利用这非常有限的时间，取出了在遵义时发的布，各自做起衣服来。因为连个剪子都没有，我只好把一套旧衣服和帽子拆开，借了别的同志的一把小刀，把旧衣服布一块一块铺在新布面上，照旧衣服的样子把新布一块一块用小刀子割下来，再照着旧衣服的样子去缝。这天只是开了个头，在后来每天行军途中休息，我就从包袱里拿出布料来缝上几针，等到继续行军时，又把布料收起来赶路。不知用了多少天，也不管合身不合身，总算把新布做成衣服和帽子了。
从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北上，经过四川的会理、德昌、西昌、冕宁等县，再走就进入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地方穷人的生活比在贵州所看到的“干人”还要穷苦，他们多住在玉米秆或杂草搭的棚子里，不仅没有床，没有什么家具，甚至连锅灶都没有。他们所受的是汉族军阀和本族头人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因此当他们了解了我们的政策之后，对我们都很欢迎。尤其是我们的刘伯承司令和当地一位有影响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小叶丹结为盟兄弟以后，情况就更好了，红军很顺利地通过了该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