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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1935年1月4日中午到了乌江岸边，这里已有先头部队用竹排做成了浮桥。临时凑集的布条杂七杂八，什么颜色的都有，和竹子交织着浮在水面上，五颜六色，倒也很好看；但用它来绑成竹排做的浮桥很轻，弹性也大，因此我们过浮桥时脚步要放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要尽可能拉得长一点，这样人和浮桥的安全才比较有保证。渡过乌江，部队又连日行军，未作休整，在1月8日上午抵达遵义。这时走在我们后面的中央队也赶上来了，也就是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各位领导如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王稼祥等都集中在一起走了。
在遵义老城，我们住的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大门上面还有块匾，是贵州的另一个军阀头子侯之担送的。后来，中央在这所房子里召开了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即“遵义会议”。
我们到遵义时，正是严冬季节，这时又多半是阴霾天气，只见四周尽是高山，就像住在一个大天井里。自从离开瑞金以来，历尽艰辛，足足走了三个月，破天荒头一次一连八九天没有走路，吃了饱饭，睡了好觉，这已算是享天福了。上级给每人发了做两套单衣的布，算是本年度的夏装，但全遵义市所有的裁缝铺都在日夜赶制全军的子弹袋和米袋，根本就没有可能给我们做衣服，因此，我们只好把布捆在自己的包袱里等将来再说。另外由于遵义的货物有限，清一色的布更少，所以我们领到的布也是各种颜色的，一时也来不及染了。我领到的是草绿色和黑色的，都是斜纹布，还算不错，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穿过斜纹布的衣服呢。
1月19日，天还没有亮，我们离开遵义在暗夜中向桐梓方向前进。去桐梓是大马路，虽不像现在的大马路那么平坦，伹对走惯了羊肠小道的我们来说，已经够知足的了。我们一边走路，一边吸香烟。我本来不会吸烟，但在遵义时上级为了表示关心，给每人分了几盒“哈德门”香烟，既然大家都有，彼此也就不客气了。一人一支香烟，恰似从前夜行军时点火把。
次日上午，部队越过娄山关，虽然有盘山公路，但地形却非常险要。越过山垭口后，我看见山沟的右侧石壁上赫然刻着“娄山关”三个红色的大字。当天下午我们到了桐梓，住的又是一个军阀的公馆，里面还有电灯，比遵义还要阔气。
从22日到26日，我们冒雨再上征程。到习水附近的土城时，天气刚转晴，就和四川军阀刘湘的队伍打起来了。为了把这一仗打得更顺利，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亲临前线督战，连无线电台也从土城架到了山上，这样与前线各部队的联络就更加通畅了。各位领导在山上整整待了一天，但仗打得还是不理想，令人担忧。半夜过后，我们受命离开了土城，已经进攻到猿猴场西北、赤北县境内的先头部队也被调回来。我们离开土城渡赤水河时，只见河岸上还堆着盐巴等许多物资，有人正把精简下来的破烂枪支往河里丢，以免资敌，准备撤退。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红一方面军原想在泸州附近打过长江去，以便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因敌人防守很严，进攻受挫，不得不改变主意，再与敌人周旋。
从土城掉头向南走不多远就是四川省的古蔺县境了。走到下午4点钟左右，部队刚越过一个小山口，突然从对面半山上打来一阵乱枪，距离很近，连敌人装填子弹的声音都能听见。我们赶快朝前走，下到山沟里继续前进，中央各位领导也都跟来了，而后续部队却被甩在山口那一边。这里没有可以隐蔽身体的地形，这么多人一下子拥到这个小山沟里，目标很大，也很危险，我看见一些中央领导的手里也紧握着手枪。幸好敌人并没有继续朝我们这里打枪，故未造成伤亡。我们的值班参谋奉命派通信连去搜捕隐蔽之敌，才知道原来是一些反动地方武装，人很少，打了一阵枪之后就逃跑了。
我们冒雨在云贵川交界处日夜穿插行进，道路泥泞，历尽艰辛。入云南境内不远，突然发现前面山上有碉堡，碉堡内连续发出了几次号音，我听那意思是敌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想叫我们回答。我们的号兵怎么能回答呢？朱总司令拿望远镜看了一下之后，叫我们往右侧改道前进。敌人已经知道不对头，但因为害怕我们，一声也不敢响，让我们平平安安开了过去。又有一天，我们抓到了一个滇军士兵，朱总司令亲自与他谈话。这个士兵一听朱总司令的口音，又听到朱总司令对云南的历史和现状那么熟悉，立刻显露出非常惊奇的表情。吃早饭时，特务员（即警卫员）给朱总司令送来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朱总司令给这个士兵吃，他不敢伸手接，朱总司令再三递给他，他感动得不知所措，虽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总司令。当朱总司令听到这个士兵说自己是“干人”（即穷人），便说：“我们红军就是为‘干人’谋利益的，你回去以后，告诉云南军队中的‘干人’士兵，不要打红军，应该和红军一块儿去打那些剥削‘干人’、压迫‘干人’的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只有这样，‘干人’才有出路。”这个士兵听完朱总司令的话，连连鞠躬而去。
我们经扎西、古蔺、太平渡等地，几乎是按原路重返桐梓，2月20日又从桐梓出发，过娄山关。时值上午，娄山关战场刚刚打扫过，有的地方还能看到先遣部队烈士们的血迹。这天是急行军，原想尽可能一天赶到遵义，但掉队的人太多，还是在中途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副主席在路上看见一位因脚上负伤而掉队的战士，马上走过去安慰这位战士说：“为革命负了伤是很光荣的，值得的。”他还让这位战士坐他的担架走。我们走得很快，不久就走远了，但周副主席还在那里安慰那位战士。
在遵义市区，我们还住头次住过的地方，只是因为刚打过仗，从遵义的新城到老城没有看见多少老百姓，情景与往日大不相同了。
在遵义附近的鸭溪，我们开了个联欢会，以庆祝重占遵义的胜利，会上表演了文艺节目，其中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扮演了一个贵州军阀，一边躺在床上吸鸦片烟，一边不断地从床上爬起来接前线部队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告急电话，他那种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样子很逼真，逗得我们大笑不止。经过一番休整，部队为甩开敌人，又从长干山、茅台、仁怀等地转了一个大圈子。即使如此，在仁怀还是受到了敌人飞机的袭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