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4年10月10日下午，我们红军背着自己所有的行李和刚发下来的米袋（我还有一件换了新布面的旧棉衣），奉命来到岩背学堂门口的草坪上集合。不一会儿，朱总司令背着“青箬笠”，穿着草鞋走过来，沉着地对我们说：“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开始全面出击，以粉碎蒋介石对我们苏区的进攻，并准备与侵占我国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为此，大家首先就要走路，不怕任何困难，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天气虽然还暖和，但为了要准备在行军中过冬，不要把棉衣忘记了，尤其不要掉了这个……”他指着自己肩上的米袋。他讲完话后，除一小部分人留下坚持战斗外，我们大队人马就出发了。我绝对没想到这就是实际上成为后来所说的“长征”的开始。
大队向西北方向前进，沿途不少机关、部队也陆续会合进来。路旁的老百姓自动烧水送茶给我们喝，有的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好像有什么话要问，但我们要保守军事秘密，不便和他们说什么，只好继续前进。当时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所属各机关统称为军委纵队，代号叫“红星”（各下属机构又在“红星”后面加了个字，例如“红星医”就是总卫生部），行军顺序是：军委和总司令部各局，接着是党中央局和政府系统（这个系统统称中央队），后面是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等等。军委“设营队”每天先于大部队出发，到宿营地后在路口放好路标，大队人马就根据本单位的路标去找自己的驻地，行军时也有路标指示。另外还专门组织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没收委员会。纪检会的任务是每天出发前检查各单位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没收委员会专门调查和决定某某地主或资本家的财产可否没收，没收来的一切财物均由它统一分配。走在最后的是收容队，其任务是负责收容掉队人员和收毁所有路标，并帮助被收容人员尽快归队。
自队伍一踏上征途，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就忙开了。他那时大病初愈，身体还很瘦弱，但却要不断地查问各单位出发后的情况，并嘱咐值班参谋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时间。因部队要长途跋涉，一下子走得太急了不行，大家都没有表，只有值班参谋手里提了一个类似马蹄表的夜光表，还是从打下敌人的飞机上拆下来的。
为了保持军事秘密和避免敌人飞机捣乱，部队都是快天黑时才开始行军。就在我们踏上毗邻的雩都县属地的时候，我东望瑞金县境的天空，心中不禁怅然！
出发后的第三天，我们在雩都县城东郊的一个村子住下（这个村子也叫古田），在这里听说我军在兴国县的高兴圩与敌人展开了恶战，我们上空也不断有敌机盘旋，恰在这时，比我晚两天出发的杨刚同志（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人）赶来告诉我，我的姐姐曾来部队看我，但没有见到，心里很不自在，叫我写封信回去安慰安慰她。我照办了，但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弟弟。14岁的他幼时害过大病，因无钱求医导致左眼失明，两耳渐聋，以致成了哑巴。万一敌人攻占瑞金，他只好“听天由命”了。我当时想：“家，人人都有。当红军的这么多，有困难的恐怕也不止我一家，如果不消灭敌人，家里的困难还是解决不了，更何况有好多红色战士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呢？为了革命事业，个人或家庭要遭受苦难是很难避免的。”
我们于10月18日黄昏离开古田村，经新陂、
岭到了古陂。这里与我们几天来路过的苏区各地已大不一样了，到处都是堡垒，村子里乱七八糟，看不到老百姓，墙上贴有国民党的宣传标语。此时，我们已经冲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他们似乎也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敌机来得也更加频繁了，这就愈发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
过了信丰不久，我病倒了，由总卫生部的人用担架抬着我走。所谓“担架”是用两根长竹杠的两头各横贯一根竹扁担，形成“井”字形，中间用一幅双层的粗制夏布固定，既简便又轻巧。但我躺在上面让人抬着很不习惯，因为是夜行军，路又不平，抬我的两位同志高一步低一步，有时还难免要跑上几步，使我心里很难受。那些医务人员非常好，一到宿营地就各司其职，看病的看病，护理的护理，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等做好饭以后，他们又要给重伤病员喂饭，然后才轮到自己吃饭、寻找住处，有时直到后半夜才能休息，而第二天行军时照样还要照顾伤病员。部队走到湘赣边界时，伤病员越来越多，担架也不够用了。我的病也已见好，便要求自己走路，但医生不允。商量的结果是暂时保留担架，我可以下来走走，等到有把握完全走路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