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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2日，红军转战到云南昆明附近时，将薄复礼释放。他在昆明稍事停留后，返回英国。同年，他根据自己的奇特经历，撰写出版了《抑制的手》一书。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他被羁押在红军中一年零六个月的亲历、亲见和亲闻，既有阶下囚的羞辱，又有座上宾的荣耀。红军的良好纪律和革命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写道：“在永顺……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之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红军中的娱乐活动形式多种多样……红军中所有的游戏没有赌博，在中国，这么大一群人中没有赌博现象的确少见……在中国能看到这么一大群人不抽鸦片同样也是一件少见的事。”而他对随红军所走过的路，感触良深：“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的几乎只是前边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革命激情充满了钦佩和崇敬之情：“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称奇的。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红军已超过2万人，他们大多数年龄在20至25岁之间。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我常常渴望他们成为基督教徒。但他们却自豪地说，他们是红军，是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在所经过的每一座小村庄，他们都要留下标语、口号或其他标志。”薄复礼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客观报道较之埃德加·斯诺1936年到延安采访后所写的《西行漫记》（1937年10月首版）一书还要早一年。因而薄复礼堪称是最早向世界客观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薄复礼在回到英国后，念念不忘在中国的传教事业。1940年，他不顾家人劝阻，绕道美国、日本，再次来到中国，在贵州盘县教会工作。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西方传教士纷纷离开中国。1951年冬，薄复礼携妻前往老挝巴色小镇居住，继续献身于传教事业。1966年，他的妻子在巴色病逝，他才告老还乡，现仍居住在英国的曼彻斯特。
薄复礼从遭到红军误解而被扣押，到红军为他饯行，发给他足够的川资将他释放，前后在红军中生活18个月。他从传教士的角度观察红军、理解红军，写成的《抑制的手》（1974年修订本改名为《舵手》）一书，难免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他甚至将红军释放他说成是“舵手”——上帝的指引和保佑，这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作为一部首次向世界人民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著作，对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史无疑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