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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事？”丈夫问道。与此同时，妻子也问道：“你想谈什么？”说完两人都笑了。
这对夫妻坐在舒适的床上，背靠洁净、挺括的白色枕头，两人靠得很近，正对着摄像头。他们的身体都向对方倾斜，看起来似乎都很热情和放松，不过也许因为是在摄像头面前，所以有点紧张。
我们要求他们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点击“开始录像”，然后简单地谈一谈他们一天过得怎么样。仅此而已。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监控和记录这对夫妻的互动过程。我们创建该系统的目的是帮助受过戈特曼方法训练且想要评估自己在家里的关系的治疗师和伴侣，让他们通过收集有启发性的相关数据，了解伴侣们在日常的互动和冲突中如何回应对方。该系统仅凭视频内容而不依靠任何其他设备就能读取人们心率的细微变化。通过机器学习
，它还可以进行情绪编码，在多种可能的情绪类别范围内逐秒精确地定位每个人的情绪。它还能评估人们对伴侣的信任度，并在0～100%打分。它是由我们杰出的同事拉斐尔·利斯特萨（Rafael Lisitsa）和弗拉基米尔·布雷曼（Vladimir Brayman）博士设计的。
刚刚提到的这对夫妻在交谈中简单地聊了聊各自的工作周，两人很期待周末的到来，希望借此机会放松一下。人工智能系统收集到了这些信息，且已经对这对夫妻的互动进行了编码——他们的互动正从“中立”发展为“感兴趣”。两人都很放松，心率都在每分钟80次左右，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度也相当高。以下是他们的一段对话。
妻子：对了，顺便说一下，我跟我父母说，如果这周末他们来的话，可以留下来，住我们的房间。我们睡沙发。
（对话停顿了一下）
丈夫：你已经告诉他们了？
妻子（有点轻蔑地）：对啊，他们是我的父母。我……
丈夫：你知道我在沙发上睡不好。
妻子（翻了个白眼）：哎呀，就一个周末，有什么大不了的。
丈夫：好吧，我想在你父母面前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我不想抱怨，因为我没……
妻子：说得好像你在我父母面前一直表现得最好似的，所以……
丈夫（声音里夹杂着受伤和讽刺的意味）：呵！好吧。
妻子：你这是什么表情？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丈夫：喂，我在为你的父母付出努力，而且……
妻子：是吗？为什么3年了你才这么做？为什么非得这个周末？
丈夫：3年？难道你觉得我这3年没有付出努力吗？
此时，他们的对话张力激增。他们频频打断对方，试图说服对方。妻子指责丈夫在最近一次通话中惹她父亲哭了，而丈夫试图为自己辩护。
妻子：你就非得冷嘲热讽一句吗？我只是想对他说句“生日快乐”。
丈夫（喊道）：我当时只是想幽默一下！
人工智能系统记录下了双方心率升高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丈夫的心率飙升到了每分钟107次。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度也急剧下降，丈夫对妻子的信任度降到了30%以下。双方的情绪值也双双暴跌。两人的互动迅速变得十分消极，妻子在表达攻击，丈夫在防御，两人说话都带着轻蔑的态度。不到30秒后，这对夫妻转身背向对方，他们疲惫不堪、怒气冲冲，完全放弃了对话。当人工智能系统捕捉到的视频被切断时，他们各自都在盯着反方向看。
以上提到的是一对真实的夫妻，他们同意加入我们创建的这个新平台。该平台旨在帮助那些像他们一样经历过一段也许是1年甚或10年艰难的时期，且需要支持和指导的普通伴侣。
近年来，人们对成熟治疗师的需求大大增加，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新冠疫情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此外，对忙碌的伴侣来说，无论是忙于全职工作，还是忙于照顾年幼的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他们很难抽出时间去接受治疗。很多伴侣本可以通过专业人士获得指导，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困境中苦苦挣扎。我们希望找到办法，帮助那些陷入挣扎的伴侣尽快摆脱困境。因此，我们尝试开发这样一个平台，伴侣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访问，并能随时随地获得指导和建议。为此，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可以观察伴侣互动的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像成熟且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一样，当伴侣双方的对话趋向危险的境地时，它可以识别出迹象和信号。
治疗师往往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才能观察到这些迹象和信号，如肢体语言和生理上的细微变化、声调、措辞等。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编程让计算机程序实现这样的敏感性呢？简单来说是可以的。在冲突编码方面，人工智能不仅可以与人类治疗师相匹敌，而且实际上表现得更好。
本书中很多关于伴侣冲突的数据和观察均来自我们在爱情实验室里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以及我们和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的重要且具有开创性的观察性研究。现在，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获得了更多复杂而精细的信息。我们采用约翰的“情绪编码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一起进行训练，简称SPAFF（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特定情绪编码系统）。 1
在约翰刚开始着手研究伴侣关系时，该领域的心理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个体的个性和行为的一致模式，但对伴侣双方在关系中相互影响的关注非常少。他们的普遍看法是，对伴侣关系的研究既不可靠，也没有科学价值。他们认为，研究单独的个体本来就很不可靠，研究两人的关系更不可靠，结果肯定不容乐观。后来，作为数学家的约翰证明，他们是错的。
约翰开始探究个体和伴侣的行为模式，尤其是伴侣之间的互动顺序，这可以呈现出伴侣的整体幸福感和他们关系的状态。 2 通过一系列观察性研究，约翰及其同事设计了一个编码系统，用来测量两个人之间互动的细微变化，包括面部表情、语调、语言、修辞和生理特征等。约翰和他的研究伙伴利文森提供了一些方法，可以让参与研究的伴侣评估自己在冲突对话中的体验，以此提供更重要的信息，来了解伴侣如何经历冲突以及他们的评价与最初的意愿是否相符。随后，还可以继续追踪伴侣之间互动的编码序列与他们关系的实际变化结果是否一致：他们分手了还是仍然在一起？如果仍然在一起，他们感到幸福还是痛苦？
约翰研究了3种关系类型的伴侣：离异的、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在一起但不幸福的，并从中获得了极其可靠的数据。约翰发现，伴侣之间的互动有着不可思议的稳定性，也正因如此，这种稳定性可以用来高度预测他们未来的关系走向。当约翰使用SPAFF对一对伴侣的互动进行编码后，他便能以超过90%的准确率预测两人未来的关系。 3 预测结果的依据很大一部分源于他们在冲突中的表现。
约翰研究伴侣关系的重点之一在于“冲突任务”，即要求伴侣选择一个他们正面临的冲突话题并进行讨论。他们的争吵会被录下来，研究人员会仔细研究这些镜头，努力为每个镜头中的表情和互动编码，且精确到0.01秒。这项工作要求很高，为此研究人员需要在这方面接受高强度的培训。
在使用SPAFF之前，其他编码系统是基于一些线索对人们的行为和互动进行观察的，包括可直观看到的动作、面部表情和行为。但问题是，这会遗漏很多重要的背景因素，比如声调，高声调表示积极情绪，低声调则表示消极情绪。再比如，伴侣在互动中使用某些词而不用其他词，通常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称之为“副语言学线索”。比如，在同一个句子中重读不同的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如可能表达挫败感，也可能表达灵活性，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此外，还要考虑伴侣双方在使用语言和肢体语言时的文化差异。在我们的编码系统中，无论伴侣选择以何种方式互动，他们的情绪都会以交互方式传达给对方。
人类是如此复杂，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编码系统也必然同样复杂。如果让专业人士对伴侣争吵时的情绪进行编码，他们必须异常敏感。他们必须知道伴侣双方说的每个词的意思，理解每个词的上下文，理解伴侣双方所处的文化；他们必须听出话外之音，包括音调、响度、音高、节奏、重音，此外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令人惊讶的是，经过约翰的编码系统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准确复制文化背景下传达的信息，而这向来是熟知文化的观察研究人员的工作。人工智能不仅能胜任人类编程的工作，而且通过后续的机器学习，它会变得越来越好用，最终很可能会和最优秀的人类一样出色。
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非常擅长这项工作。当我们邀请一对伴侣开始对话，比如前文中提到的那对年轻夫妻为一个折叠沙发争吵时，平板电脑和视频摄像头正在开启，人工智能系统正在收集不可替代的信息，且比大多数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做得更好，它甚至会实时影响伴侣各自的生理状态。我们从人工智能系统中得到的关于这场争吵的“高潮”信息非常精确。这场争吵非常值得剖析，因为它完美地呈现了一场冲突中所发生的一切。
选择这场争吵作为本书开篇的案例，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的争吵很经典，它呈现了典型的伴侣矛盾中的所有主要特征。
·刚开始一切正常。前一秒双方还在愉快地聊着这一周的经历，下一秒就全面“开战”了。
·升级，很快陷入棘手的冲突。人工智能系统记录了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这次互动就升级为一场冲突。
·没有倾听。在这段对话中，毫无理解性的空间，只有进攻和防御。它听起来不像是一次对话，更像是两人在用剑决斗。
·包含末日四骑士。消极的沟通模式预示着一段关系的结束：
批评（“那为什么3年了你才这么做？”）；
蔑视（“你就非得冷嘲热讽一句吗？”）；
防御（“我当时只是想幽默一下！”）；
冷战（在争吵结束时，丈夫陷入沉默，完全切断了与妻子的联结，不再回应妻子）。
·情绪淹没。发生冲突时，神经系统会发动情绪“劫持”并导致情绪淹没，最后演变成情感疏离。人工智能系统记录下了男性快速而强烈的生理反应，尤其是当冲突不断升级时，男性心率会从平均每分钟80次飙升至每分钟107次甚至更高——这是情绪淹没的重要指标。
·消极互动迅速盖过积极互动。对长期处于良好关系中的伴侣来说，他们在冲突互动中保持积极互动与消极互动的比例需要达到5∶1，即每发生1次消极互动，就要相应地进行5次积极互动。而在这场争吵中，几乎100%的互动都是消极的。
·从来没有或很少有感情修复尝试。在爱情关系中，伴侣双方避免冲突破坏彼此关系的主要方法是感情修复尝试，双方不仅在争吵之后要进行感情修复尝试，在争吵过程中也要这么做。就像很多人都体验过的一样，当争吵变得激烈，双方情绪激动时，谁都不愿意甚至做不到感情修复尝试，最终两败俱伤。
·争吵与原生家庭有关。伴侣之间的争吵与各自的原生家庭几乎都有关。
我们不妨描绘一下这对夫妻的形象：他们都处在快30岁的年龄，刚结婚两年，相对而言，他们的关系还很稚嫩。妻子有一头长金发，戴着鼻环。丈夫留着黑色齐肩发，在对话开始时，他用双手理了理头发，顺势冷静地靠在床上并开始和妻子聊天，然后越聊越激动。当妻子生气时，她的身体会向丈夫倾斜，她的肢体语言很有攻击性。她紧紧盯着丈夫，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她指责他，并迫不及待地等待他的回应，然后继续指责他。妻子的这种做法叫作厨房水槽效应（kitchen sinking），即批评者把一系列毫无关联的批评汇集到一起。此时，她一股脑地说出了很多消极信息，向丈夫发泄压抑已久的怨恨，她此前一直无法表达她内心的消极感受。丈夫则默认使用讽刺的防御方式，他似乎感觉被对话束缚住了，仿佛他内在有个车轮在转动，但他找不到出路。
在这场争吵结束时，夫妻二人都陷入了沉默，挫败地摇着头，一无所获。
好在他们仍在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这意味着两人都没有被击败，也没有放弃。他们知道彼此的关系出了问题，也都在努力尝试解决；他们不想放弃对方，不想放弃在一起的生活；他们期待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夫妻都会问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出100个答案。不过，我们还是先看看那些大的方面吧。
俗话说，异性相吸。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对的。瑞士动物学家克劳斯·韦德金德（Klaus Wedekind）在一项关于伴侣之间的嗅觉、吸引力和遗传差异的研究中证明，伴侣之间确实会产生“化学反应”。 4 他招募了100名异性恋被试，男女各占一半，且他们存在遗传多样性。研究人员给男性被试分发了干净的T恤，并要求他们回家后穿上T恤睡两个晚上，然后再把没洗的T恤送回实验室。随后，研究人员把这些穿过的T恤按每7件一组分发给女性被试，并要求她们逐个闻这些T恤的气味，并从“强烈”“愉悦”和“性感”这3个形容词中选择一个来描述每件T恤，最后指出哪一件T恤的气味总体上最吸引人。
研究结果非常有趣。绝大多数女性被试更喜欢有特殊基因序列的男性穿过的T恤的气味，这些男性和她们的基因序列差异最大。韦德金德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上，即MHC基因。MHC基因在免疫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当父母的MHC基因差异较大时，后代在对抗病毒和疾病方面具有优势，且将获得更多保护。 换句话说，与基因相异的人交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机制。
所以，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经常和另一半发生冲突，那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人——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因设定。事实上，性格差异可以用来解释绝大多数伴侣之间的矛盾。正如前文所说，69%的冲突是永恒的、不可解决的，也就是说，我们将在与伴侣的整个关系中面对这些冲突。 5 永恒的冲突通常源于伴侣双方个性和生活方式偏好的差异。伴侣之间越能接受彼此的差异，双方关系就越好；而当一方试图改变对方时，双方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继而会指责对方。曾经诱人且有吸引力的差异，变成了持久的摩擦点。
例如，从前妻子会说“我被你的自然随性所吸引”，如今变成“为什么你就不能制订一个计划并坚持下去？”；从前丈夫会说“我被你外向的性格和幽默感迷住了”，如今变成“你真的要在聚会上和每个人都聊吗？你是不是在和那个人调情？”。
即使两人不是典型的异性相吸，也难免会受这类冲突的影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称之为“反面暴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和伴侣看起来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彼此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差异一定是存在的。以我们的一对来访者为例：夫妻两人都是艺术家，丈夫是一位画家，妻子是一位歌手，他们在艺术创作方面情投意合。妻子是个外向的人，从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能量和创作灵感；丈夫则是个内向的人，需要大量的独处和休息时间。他们因为共同的兴趣、背景和生活方式互相吸引，但后来表现出相反的个性和需求，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另一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因素是重大生活变化，如为人父母。孩子的降生本应是一件喜事，但我们在对新婚夫妻的研究中发现， 高达67%的夫妻在孩子出生3年后，总体幸福感骤然下降，对彼此的敌意却陡增 。 6 也就是说，双方争吵的次数更多了。为人父母本身就是个重大生活变化，其实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引发伴侣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当这些变化影响到伴侣的需求、梦想、信仰或价值观时，如与上了年纪的长辈同住，换了一个要求很高的新工作，搬家，财务方面的重大转变，等等。当然，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学会应对冲突就显得更加重要。
人们并不会平白无故地争吵。生活压力是影响争吵频率和争吵方式的一大因素。无论选择去办公室工作，还是在家办公，抑或花一整天的时间照顾孩子，很多人都会把一天的压力和担忧带进和伴侣的互动中。
2004年，利文森进行了一项被他称为“工作日残余”的研究，研究内容是工作日的“残余”如何渗透到伴侣的互动中， 7 研究对象主要是“警察夫妻”，即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为警察。警察是一个承受高压力的职业，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窗口，可以让我们看到工作压力和疲惫感如何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影响婚姻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该研究可以了解到，夫妻双方在应对冲突时，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反应，以及他们事后如何评估自己在冲突中的体验。利文森要求参与研究的夫妻写一个月的“压力日记”，并要求他们每周去他的实验室进行互动，聊聊日常生活等话题，利文森和研究人员会对他们的互动过程进行观察。
研究发现，在压力较大时，夫妻之间的冲突会更加激烈，双方都有更多的生理唤起或情绪淹没，主要表现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应激激素水平升高、神经系统过载。同时，他们在自我评估时报告了较多的消极情绪和较少的积极情绪。男性尤其容易受到体力消耗的影响，当他们疲惫不堪时，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身体被击垮的感觉。这表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无论是在家办公还是在办公室工作，大都会影响自己和伴侣的关系。当工作压力大或带孩子的压力大时，人们更可能与伴侣发生冲突，且在冲突中更有可能产生身体被击垮、情绪淹没、不堪重负的感觉，同时会努力尝试调节自己的情绪。
由此种种，夫妻双方注定会发生冲突。但无论冲突的原因或主题是什么，导致冲突升级的一个重要且常见的因素是，人们很难应对自己的消极情绪，更难应对伴侣的消极情绪。一方要么是先感到被对方攻击，然后开始防御；要么是压抑自己的消极情绪，直至爆发。冲突的确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学会正确争吵的关键就在于，学习如何处理和谈论消极情绪，包括自己的消极情绪和伴侣的消极情绪。
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翰刚刚成立爱情实验室，主要研究对象是新婚夫妻。当时，他并不确定研究数据会呈现怎样的结果，但他相信，他一定能在夫妻之间的行为和互动中发现特定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有的夫妻在一起能维持幸福，而有的夫妻做不到这一点。最终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的观点。但科学的有趣之处在于，研究人员往往会采用与预期结果相关的理论进行实验。而在半数甚至超过半数的情况下，这样的实验结果是完全错误的。在爱情实验室里，约翰发现，在60%的情况下，他竟然都错了。不过，好在我们仍然可以从错误结果中得到与正确结果同样有价值的信息。
以下是约翰认为他可能会得出，但最终没有数据支持的结果：
·愤怒是一种危险的情绪。
·伴侣双方在一段感情刚开始时经常争吵，是个坏兆头。
我们先来看第二点。人们通常认为，恋爱初期的冲突似乎预示着双方的关系会越来越糟，但事实恰恰相反。
冲突箴言 我们在对新婚夫妻进行多年随访后发现，在结婚前几年表现出较大冲突的很多新婚夫妻，多年后的婚姻更牢固、更幸福。
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在这些夫妻中，妻子都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向丈夫发起提议或讨论，而其他很多女性在婚姻中并不敢这么做。而且，这一点只体现在“妻子对丈夫”的单向关系中。当冲突由妻子引发时，双方的关系会变得更牢固、更成功。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称为“妻子的消极影响”（wife negative effect），听起来可能不太乐观，但意味着双方将来的关系会变好。 8 没有冲突的新婚夫妻最初可能看起来关系更好，但我们在进行后续访谈时发现，许多妻子都在压抑而没有表达自己的需求，这导致关系中呈现出较少冲突的表象，从而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妻子对情绪宣泄的恐惧或害怕被抛弃，因此她们根本不会对丈夫发起任何提议。夫妻之间冲突较少，在关系初期似乎是一种积极指标，但这其实暗含着一些消极影响——他们的关系会更脆弱。
这也是SPAFF编码系统需要关注的，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关于愤怒的有趣启示。SPAFF编码系统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把观察到的所有信息都编码为积极或消极信息。因此，我们得出了伴侣冲突中积极互动与消极互动的比例为5∶1的结论。但在分析研究数据时，我们开始收集到越来越详细的信息，也越来越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消极互动。我们发现，某些一开始被编码为消极的表现，从长远来看并非都是消极的，比如愤怒。愤怒不是消极的。当我们观察爱情实验室里的夫妻的表现时，我们确实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愤怒，也认为它很糟糕。但事实证明，真正糟糕的不是愤怒，而是末日四骑士。当伴侣双方用批评、蔑视、防御、冷战来表达愤怒时，这对他们的关系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愤怒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未来的消极后果。 9
事实上，从现代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愤怒与快乐和兴奋等积极情绪可能更接近，它被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称为“前进型情绪”（approach emotion）。戴维森对研究左右脑之间的运作过程和情绪很感兴趣，于是他找来一组被试进行实验。他让每个被试都戴上一顶小帽子，里面带有紧贴头皮的电极，以便让研究人员抓取被试大脑电活动的图片（脑电图），被试需要回想他们近期经历的典型的一天，并说出当时体验到的情绪。戴维森则绘制出被试大脑活动的图表，想看看被试所述的情绪激活了哪一侧大脑。
人们一般认为，右脑负责创造和艺术，而左脑代表线性、逻辑的一面。但戴维森的发现指向了另一种划分左右脑的方法。他发现，当被试正在经历悲伤、恐惧、厌恶等退缩性情绪时，其大脑右侧前额叶的活动呈现出不对称性，这意味着该区域更活跃；当被试经历或处理感兴趣、好奇、喜悦和愤怒等情绪时，其大脑左侧前额叶的活动呈现出不对称性。 10 左脑活动增加意味着被试想要参与正在经历的事情，而不是退缩，这时他们很兴奋、很好奇或很愤怒。因此，我们现在把愤怒看作一种前进型情绪。它并不完全是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当我们在爱情关系中感到愤怒时，它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感觉。这意味着，愤怒会驱使人们接近和联结伴侣，加入与伴侣的关系中，并表达自己的需求，尽管愤怒并非一种令人愉快的体验。
在许多文化中，人们倾向于相信，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感受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所以，当人们经历愤怒或悲伤等不良情绪时，就会感觉不耐烦，既对自己拥有这些情绪感觉不耐烦，又对伴侣表达这些情绪感觉不耐烦。这时，人们往往会想：为什么选择让自己感到愤怒、厌恶或悲伤呢？人们为愤怒感到羞耻，认为愤怒是糟糕的，冲突也是糟糕的。但我们认为并非如此。愤怒实际上是有用的，应当被认真对待。愤怒是一种自然的情绪，来自受挫的体验，这种体验包含良性的、有成效的信息，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不带评判和蔑视地把这些信息表达出来。
从SPAFF编码系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愤怒并不预示着消极或不良的关系结果。只要伴侣不表现出末日四骑士，愤怒可以是件好事。愤怒意味着提出诉求，可能会促成伴侣双方进行必要的对话。我们在实验中发现，愤怒一直都被认为是最令人感到羞耻的，人们对此常常难以耐受，但其实表达愤怒并不可耻。
愤怒，尤其是女性的愤怒，在历史上是被压抑的。但愤怒是无法回避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遗憾的是，人们总是害怕愤怒。其实，人们越害怕愤怒，就越容易出现两极分化，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男性可以表达愤怒，但不能表现出脆弱的情绪；女性被允许表达消极情绪，如悲伤、恐惧、忧虑，但不允许表达愤怒这样的情绪。约翰很幸运，娶了朱莉，朱莉是个善于表达自己愤怒的人。他别无选择，他需要接受愤怒是关系互动中的一部分。我们曾开玩笑说，朱莉有着热情的天性，但说真的，能拥有一段所有情绪都可以摆在台面上的婚姻，真是太棒了，谁也不需要藏着掖着。当然，如何表达和倾听愤怒，非常重要。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确定了几个目标。第一，让你认识到愤怒是一种前进型情绪。愤怒不是坏事，争吵也不是坏事。第二，教你不要通过批评、蔑视、防御等来表达愤怒，然后接近伴侣，而要转换思路，带着好奇心接近伴侣。
伴侣之间发生冲突是为了相互理解。 如果双方没有冲突，没有争吵，彼此就无法全然理解，也无法全心全意地相爱。我们常把冲突称为通往理解的“捷径”（royal road），公元前5世纪，波斯国王大流士大帝为了使他庞大的王国内部能够便捷地沟通而建造了皇家大道（the Royal Road）。这也正是冲突能够带来的效果。冲突可以磨炼伴侣双方爱的能力，就如同磨刀石磨砺着爱的刀刃。情绪是信息，每个人都要倾听自己的情绪，跟随情绪的引导。所有情绪都能激发出有力的洞察力，愤怒也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更好地争吵”之旅时，第一个目标就是明白，愤怒是可接受的，冲突也是可接受的，不必为此感到羞耻。 所有正常且自然的关系必然会产生愤怒和冲突，二者都可以促使伴侣关系良性发展。
前文曾提到一个基本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争吵？”答案很简单，争吵是因为伴侣双方在关系中使用着两个大脑。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与对方关系持续多久，都要在“我”与“我们”之间把握平衡。这在爱情关系中体现得最明显，也适用于所有亲近的关系以及合作关系。
作为人类，我们都希望拥有能动性和自主性，这种需求深切而持久。我们总是不得不为了生存作出个人决定，古往今来，所有人都是如此。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面对很多挑战，比如战争、疾病、饥荒。每个人都有竞争的本能：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懂得最多；另一方面，我们有一种竞争意识，认为他人可能懂得更多。所以，我们创造了层级系统，使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某种特殊天赋或能力，同时每个人都面临挑战及存在缺陷。例如，如果一个部落想要在荒野中求生，它就需要有强壮的人、懂得合作狩猎的人以及警觉性高的人。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协调每个人面临的挑战、具备的优势和各自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方面的差异，以便形成和谐的团队，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那如果是更大的群体，又会如何呢？
从某些方面来讲，生存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有东西吃，有工具可以用来防御、打猎和处理食物，就足够了。而经过发展，人类的求生能力以惊人的速度在发生变化。如今，人们每天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各种选择，比如什么时候该起床，谁先洗澡，谁先洗漱，谁叫孩子起床，谁给孩子穿衣服，谁做早饭，谁打扫卫生，孩子生病后谁照顾，谁支付家庭账单，认同还是不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谁的事业应该优先，诸如此类。数一数你一天要做多少决定，然后乘以10，因为每个选择还有很多子选项可供选择，就像一列可怕的下拉菜单一样没完没了。所以，伴侣之间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
一段关系就是个体与集体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体意识和认知，每个人自身的偏好、兴趣、情绪、智力甚至灵性，从根本上塑造了他本身。所有这些都在呼唤着寻求表达，每个人都有表达和体现自己是谁的需求。但集体需要的则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无论是一个部落、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一对夫妻。集体需要合作、协作、凝聚、妥协，还需要善良之心、同情心，以及对彼此的个人偏好和需求的敏感性。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个体既渴望成为本真的自己，也渴望忠于集体。这便是我们在爱情关系、伴侣关系中要应对的一项长期且艰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伴侣。双方在冲突中如何互动、如何理解对方的行为，这些都受到冲突文化的巨大影响。所谓冲突文化，是指每个人内在遵循的“冲突规则”，它往往是无形的或未被认识到，却根深蒂固。对处于一段关系中的双方来说，未被言明的规则可能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