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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给一群商科学生上课。作为开场，我向大家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五根手指的手套？”
我耐心地等待着，看是否有人会试着回答。然而，回应我的只是零散的笑声和困惑的眼神。我不得不自己回答：“人类制造五个手指的手套是因为人类的手有五根手指！”这个回答引发了更多的笑声，而且我确信这番话也引发了更多的困惑，毕竟他们坐在这里是为了听一位神经科学家讲讲几年后的商业世界。手套与手指，工作场所与大脑，它们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呢？
“嗯，没错，”我继续说道，“从认知角度来讲，你的大脑和五根手指是类似的。人类的器官被塑造为只有在某些特定环境里才能游刃有余、高效多产，而在另一些环境里毫无用武之地。”接着我进一步解释说，人体工程学不仅适用于双手，也适用于大脑。“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工作场所，并希望它的产出最大化，那就需要知道大脑的认知形状。”这是我给他们的一个提醒。
我继续说到，五指手套很好地适应了双手的形状。然而，人们在设计典型的商业场所时并没有类似考虑。我接着邀请听众进行一项思想实验：如果工作场所是为大脑定做的，就像为双手特制的五指手套，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大脑功能对商业社会的意义，那么商业世界的组织结构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会如何设计管理层的结构？我们会如何布置工作场所？什么样的环境最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生产力，以及完成工作的基本能力？
本书的宗旨就是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将会一起探索如何运用行为和认知科学来提升工作效率。无论你是在公司工作，还是在家里工作，本书的内容都会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将阅读本书看作一个认知工效学的练习。
然而，本书不同于其他探讨工作这一主题的图书。书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由查尔斯·达尔文那双灵巧的双手编织而成的。如果用他的进化论思想来概述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那就是：虽然我们的大脑已然身处21世纪，处理着来自21世纪的信息输入，但它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远古的塞伦盖蒂大草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与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脑一起愉快地工作呢？大脑仅有1.4千克左右，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问题的“天才”。在漫长的进化道路上，大脑经过精细的打磨，早已能掌控身体矛刺乳齿象、手摘小浆果，而现在它又学会了主持员工会议、阅读电子表格。
有时，大脑只是在勉强顺应现代生活。毕竟，我们的大脑在文明时代锻炼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完全打破来自更新世的桎梏。更新世属于史前时代，大脑正是从更新世第一批现代人的颅骨中进化而来的。但有时，大脑也会心甘情愿地顺应现代生活，特别是当我们顺从而不是忤逆大脑习性的时候。当然，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需要对大脑的内部机制有足够多的了解才行。一言蔽之，我们将在本书中探讨行为科学如何影响商业行为。
本书会讲述10条大脑习性，这些习性都来自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你可以将每一条习性应用到对应的工作场景中。一些习性只适用于特定的商业场景，例如招聘、演讲。另一些习性则具有普遍性，可用于工作场所的设计以及与他人在职场上的相处。我们会找出你参加完线上会议后备感劳累的原因。我们会研究你在家里或办公室能做些什么来提升工作效率，比如养些植物。我们将了解为什么人们在晋升以后会对性更感兴趣。我们将探索创造力和团队合作背后的认知神经科学，并找到让你完成幻灯片的最有效方法。最后，我会解释为什么做出基于传统的正面改变对传统的人来说如此困难。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能知道如何才能够更有效地工作。接下来，让我们从一针一线开始设计商业世界的“五指手套”吧！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我是一名所谓的发展分子生物学家，对精神疾病的遗传学特别感兴趣，这在我职业生涯中的两个方面有所体现。第一，在科学方面，我是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系的客座教授；第二，在商业方面，我作为分析顾问，主要为营利性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第二方面的相关经历让我有机会为商科学生授课，正如我前文提到的那样。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对一件事情非常感兴趣，那就是从脑科学中获取有用的知识，并将其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我已经就此写了三本书：《让大脑自由》（
Brain Rules
）、《让孩子的大脑自由》（
Brain Rules for Babies
）和《让成熟的大脑自由》（
Brain Rules for Aging Well
）。
脑科学能够教给我们的东西，一直都让我觉得很神奇。为了说明这种神奇的魅力，无论是讲课还是写书，我都会以案例研究开始。本书也不例外。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一个曾经很不起眼的人和他非同寻常的脑震荡经历。贾森·帕吉特（Jason Padgett）是一名大学肄业生，并且在校期间成绩一直处于下游。他对他的二头肌和鲻鱼发型特别感兴趣。“我讨厌数学，喜欢女孩。”这是他的原话。他也酷爱派对，甚至达到了为派对而活的地步。然而，在一个派对上，帕吉特遭到粗暴的攻击，被打晕了。在急诊室醒来后，他得知自己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医生给他注射了大量的止痛药后，让他回了家。从那一天起，帕吉特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他。
帕吉特醒来后，开始看到一些人的轮廓。而且奇怪的是，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开始画出一些极为细致的数学图形。在康复期的某一天，当他正在一个商场里画这些图形时，一个男人走近他，看了看他的作品，并与他攀谈起来。“你好，我是一名物理学者。”那人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他说了一句改变帕吉特余生的话：“看来你正在探索时空和宇宙的离散结构。”
帕吉特惊呆了。陌生人咧嘴一笑，问道：“你有没有想过学习数学？”
最终，帕吉特接受了这位物理学家的建议，开始学习数学，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发现了一些既神奇又有趣的事情。此时，“派对动物”帕吉特已经成了数学天才帕吉特。他的超能力是绘制数学分形，这种超能力迅速发展为各种数学技能。芬兰的研究人员研究了帕吉特的大脑，发现他遭受的脑损伤让他得到了一张通往某个特定脑区的“通行证”。在没有这张通行证之前，他甚至无法通过初级代数的考试。然而，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因为他还得了强迫症，导致他在几年后选择成为一个隐居者。
帕吉特的经历是罕见的，他被诊断患有后天学者综合征（acquired savant syndrome）。在科研文献中，科学家一共描述了大约40名这样的患者，帕吉特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文献的描述中，数学能力并非后天能获取的唯一天赋。其他患有该病的人可能在绘画、写作或机械能力方面发生突然的转变。我们还不知道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帕吉特认为，每个人都有某些隐藏的认知超能力，问题是人们尚未找到通向这些超能力的路径。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夸张，但其可能性让人深思，也是让我对大脑持续感到惊奇的众多原因之一。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百无聊赖的日子了。
顺便说一下，不要在家里尝试复制帕吉特获取“超能力”的过程。大多数遭受他那样重创的人醒来后并不会变得像爱因斯坦一样，其中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再睁开过眼。
想要了解科学家如何看待像帕吉特这样的人，我们就需要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一些基本的理解。无论是不是天才，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令人讨厌的倾向，那就是我们的大脑酷爱节约能源，其角色就像不断唠叨子女离开房间时要关灯的父母一样。大脑会监测身体正在消耗的能量，预测将来需要支出的能量，以及思考如何填充能量油箱。这样的核算占据了大脑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一些科学家由此相信节能才是大脑的主要功能。科学家莉萨·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是这样说的：
你选择采取的或未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一种经济的选择。
你的大脑会猜测何时值得花费资源，何时需要保存资源。
大脑有绝妙的理由来关注资源，因为大脑是一个耗能大户。它在你身体里就像一辆只有1.4千克左右的越野车，只占全身重量的2%，却消耗了20%的可用燃料。
20%可能听起来是一个很高的值，其实这些能量只能勉强维持大脑运作。大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例如在演讲时，你需要它来了解听众的一些情况。为了解决超负荷工作的问题，大脑会试图通过不停地审视各种可能性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捷径。举一个例子，大脑会限制注意的范围，这在视觉信息处理中最为明显。眼睛最初会摄取海量的信息并呈现给大脑，最初的信息流速大约为每秒100亿比特。但随后，大脑的能量编辑工作就开始了。当信息到达大脑后部真正用于看见东西的区域时，信息流速已经被削减到微不足道的每秒1万比特。
大脑对能量资源十分关注，它总是在预测未来生存所需的能量。但大脑的预测能力不仅用于能量信息，还用于许多其他领域。例如，预测他人的意图，以此找出领导他们的最佳方法，这种能力对想要成为企业经理或高管的人来说相当有用。
大脑究竟消耗什么类型的能量呢？它又用这些能量来做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对喜欢吃甜食的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大脑主要消耗的是葡萄糖，每天的消耗量超过110克。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的关键词是电。大脑将糖转化为电能以执行大部分的任务，包括将信息从一个大脑区域传递到另一个大脑区域。
你只需要在头皮上贴几片电极，就可以听到这种电持续发出的声音。即使你认为你的大脑正处于休息状态，它也会产生相当多的声音以供聆听。毕竟，大脑必须维持许多重要的活动，例如你的心跳和呼吸，这两者都需要能量。
大脑需要多少能量呢？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估计，如果让一个机器人代替大脑，完成大脑在休息时执行的所有任务，那么这个机器人需要10兆瓦的电力，相当于一个普通小水坝的发电量。而大脑执行这些任务，只用了12瓦特的电力，这些电力大约只够点亮一个小灯泡。难怪大脑这一器官对能量供给如此斤斤计较！
大脑既是耗能大户，又是节能好手，它是如何做到鱼与熊掌兼得的呢？想要知道答案，我们需要先了解一点儿人类进化史，这是接下来几乎每一章都会提及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人类最初并没有一个强大且只需12瓦特电力的大脑。最初版本的人类大脑要小得多，和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差不多大，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在非洲中部的丛林中看到这些原始大脑的后代。
我们还会发现，在600万～900万年前，我们人类的祖先开始与类人猿在进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至于分道扬镳的原因，早已湮没于漫漫历史长河当中。我们能知道的是，从那以后，人类的祖先就放弃了用四肢行走的习惯，选择了更加危险的两足行走方式。这一进化现象要求他们不停地将身体的重心来回转移到不停移动的脚上，并且导致了一个潜在的危险——人会变得头重脚轻。头骨中极其重要又极其脆弱的大脑在身体中的占比高达8%。直立行走后，大脑便是离地面最远的身体部位，因此保持身体平衡成了一个极为关键的生存问题。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行走姿态的转变对大脑功能提出了一整套的新要求，进而促使人类成为地球上认知能力最强的物种。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大、更复杂，而且需要更多能量。
与人类古生物学的其他议题一样，对于人类大脑起源故事的情节和时间表，科学界还有很多争议。事实上，科学家们唯一达成一致的是，在某段时间内，站立对人类并不重要。人类在300万年间只学会了如何用碎石敲打东西。然而，在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200多万年前，一系列地质事件的发生使地球上的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导致气温下降。人类祖先居住的大部分非洲丛林地区也由潮湿变得干燥，曾经稳定的气候变得极度多变。非洲的干旱化从那时就开始了，撒哈拉沙漠因此不断扩张，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
人类祖先大部分时间享受着湿润、潮湿的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生存相对容易些。但情况逐渐变得非常棘手。干旱化对人类祖先来说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影响，他们再也不能简单地从树上摘取食物，从附近的溪流中大口大口地喝水，而被迫从森林生物变成了草原生物。我们的祖先在气候由湿润到干燥的变化中幸存下来，成了流浪的狩猎采集者。他们流浪在一个更干燥的世界——非洲大草原。这种生活方式几乎改变了人类的一切。
随着“雨林杂货店”的关闭，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走得越来越远。这种变化给正在进化的、高耗能的大脑带来了新的压力。我们不仅需要记住自己在哪里，还要决定去哪里，并弄清楚怎么从当前所在地到达目的地。因此，参与记忆形成的脑区海马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地面上导航，这绝非偶然。
气候的变化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会如何在物理世界里导航，还要学会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导航”。这种合作需求很快成为我们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一个生存问题。为什么是生存问题呢？因为同其他与我们体型相当的食肉动物相比，我们一直是一个身体非常虚弱的物种。我们的犬齿是如此小且钝，哪怕是咀嚼过量的牛排对它也是一种挑战。相对于动物的爪子而言，我们的指甲甚至不够对付塑料包装。
这些缺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化上的选择：我们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大，比如，按照大象的体型进行升级。这意味着我们要进化出一个巨大的、强势的身体，而这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相反，我们也可以选择变得更聪明，改变一些神经网络，优化业已擅长的东西，即构建与维系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于使体型变大，大脑的转变不会耗费太多时间，却会产生与之相同的效果。大脑为我们创造出盟友的概念，也会让群体的力量在个体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倍。
鉴于上新世人类的平均身高估值为160厘米，你可以猜到我们的祖先最终选择了哪条路。
事实证明，合作是一种有用的方式。合作帮助人类祖先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项目，就像今天一样。当一群160厘米高的人学会如何联手后，他们就能完成很多了不起的任务，例如，熟练地制作死亡坑洞。
墨西哥城以北几千米处就有几个这样的可怕坑洞。一群建筑工人在准备挖掘一个垃圾填埋场时发现了它们，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猛犸象骨头，这些骨头都集中在其中两个坑内。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些猛犸象是自然死亡的。据统计，那里一共有14头猛犸象，还有些远古的骆驼和马的遗骸。这些坑洞并非唯一被发现的史前杀戮坑，但它们的奇怪之处在于，那些动物被宰杀、剥皮并用于某种仪式。一只动物的骨头被排列成研究人员所说的“象征性队形”。每头猛犸象的左肩都不见了，只留下右肩供后世探究。所有猛犸象的头颅都被倒置了。
研究人员推测，远古的猎人挖掘了这些奇怪的坑洞，可能还在里面填满了泥浆。然后，他们把动物赶进坑里并刺死。这些坑大约有1.8米深、2.5米长，空间足够。有证据显示，除了这两个坑，还有一串更大的坑，这表明这里曾经是一个颇具工业规模的巨型杀戮场。
重点是什么呢？一头成年猛犸象肩高约3.4米，重约8吨。一个160厘米高的人是不可能独自猎杀其中任何一头的，而且别忘了，这里有14具猛犸象尸骨。对远古狩猎采集者来说，要创造一个猛犸象屠宰场，需要协调许多人的行为。事实上，合作精神几乎可见于墨西哥城坑洞的所有物理特征，包括挖洞、宰割、举行仪式。
目前，这个故事的某些方面还存在争议，显然这些争议会变成今后研究的主题。但有一点毫无异议，那就是进化有能力将一个离地面仅160厘米的生物变成石器时代最强大的捕食者。
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几百万年，到达21世纪的今天。现在我们知道，大脑是进化塑造的最强大的问题解决工具之一。它是如何工作的呢？它有哪些怪癖呢？所有的能量都去了哪里呢？当我们研究人类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脑时，又发现了什么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些基本的大脑生物学知识。
人类花了好几个世纪才发现这个可连接的内核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毕竟，大脑只是待在那里，它不像心脏一样会跳动，也不像肺一样会呼吸。因此，大多数早期的研究只是做一些无聊的绘图工作。早期的神经解剖学家打开头盖骨，然后就开始给看到的脑结构命名。
许多大脑的结构是以我们身边熟悉的物体来命名的。例如，cortex（大脑皮质）的原意是树皮，可能是因为大脑的薄“皮”让一些神经解剖学家想起了树木的一部分。thalamus（丘脑）的原意是房室，可能是因为有人认为它看起来像一个房间，但实际上它并不像。amygdala（杏仁核）取自希腊语中代表杏仁的词，其形状让人联想到硬壳核果。甚至还有一对小巧的圆形结构，叫作乳头体（mammillary body）。据传闻，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让神经制图师想起了他妻子的乳房。
早期的研究人员认为，大脑区域是高度特化的，每个脑区都有自己专门的一套工作要做。这些认识的一部分是对的。但对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现在的脑科学揭示了一个更加细微且动态的图景。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大脑并非由粗劣标签化的、只能完成单一任务的脑区简单集合而成，而是由数百个巨大的、动态的、相互连接的网络交织而成。这一网络也许是你这辈子能看到最复杂的“公路图”。虽然有一些神经细胞群的功能与早期的标签化认识相符，但你可以把它们看作“公路图”中的“城市”。这些“城市”由长达数千米的神经“道路”连接。往每个人那甜瓜大小的颅骨里塞进去的神经道路长度约为800千米，比美国国家高速公路总长的3倍还要长。
当然，这些道路不是由坚硬的沥青铺就，而是由柔软的细胞构成。大脑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细胞类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神经元。一个典型的神经元看起来就像一个受到惊吓的拖把，它在一根长棍的末端延伸出一颗毛茸茸的头。每个人的脑袋里大约都有860亿个如此奇形怪状的细胞。
为了构建网络的电缆，这些“拖把”首尾相接，相连的地方被一个微小的空间隔开，这个空间叫作突触。一个典型的神经元通常会有几千个这样的突触。神经道路常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方式连接着，这让大脑看起来就像一捧杜鹃花的根球。
绘制这种“根球图”非常具有挑战性，许多聪明人努力尝试过。但在他们数次消耗掉联邦赤字规模的预算后，我们依然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权威的人类大脑连接结构图谱，科学家称这样的图谱为结构连接组。大脑结构虽然难以绘制，但更难描述的是它们的功能，即特定神经回路是如何协同工作以实现某种认知功能的，我们称之为功能连接组。这些图谱之所以如此难以绘制，原因之一是大脑在某些方面慷慨到令人烦恼：大脑为其内部的神经回路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有些回路的工作内容是相当稳定的，是大脑固有的，在任何人身上都有相似的功能。例如，大脑左侧的两个特定区域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负责人类的语言功能。如果一个人的布罗卡区受损，他就会失去语言表达能力，科学家称之为布罗卡失语症（Broca's aphasia）。但一般来说，患者仍然能够理解口语和书面语。而韦尼克区受损导致的韦尼克失语症（Wernick's aphasia）却正好相反，患者无法理解口语和书面语，但其语言表达能力不受影响。
这种硬连接回路的功能通常极为特定，甚至达到了听起来有些荒谬的程度。硬连接的神经回路不仅包括负责言语功能的回路，还包括负责其他功能的回路。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这样一位特殊的患者，科学界称他为RFS。由于某些疾病，RFS失去了理解数字的能力。他的症状非常奇怪：当他的大脑检测到一个数字时，这个数字的图像就会在视觉上受到干扰，继而翻转，最后变成混乱的视觉斑块。神奇的是，当他的大脑检测到字母时，这种异化不会发生。他可以很好地感知、阅读和书写字母表，他的言语能力也很好。这种怪异病症的原因是他那专门用于处理数字的神经回路受到损伤，而该回路是与其他视觉输入相关回路分开的。
硬连接只是一部分大脑回路的特征，还有许多回路并非硬连接，或者说不是按照某种通用模板建立的。有些回路的配置模式就像指纹一样特别，每个人都不相同。正因如此，绘制大脑的结构图谱并将每个结构与它的功能相匹配，这一进程是非常缓慢的。几十年来，神经科学家们一直在试图找出哪些回路是每个人都有的，哪些又是个体所特有的。然而，寻找的过程让他们备感沮丧。
大脑不仅拥有固定不变的硬连接，还可以动态改变某些神经连接，这让大脑图谱的绘制变得更加困难。动态改变某些神经连接听起来很奇怪，但这在大脑内很常见。实际上，当你阅读这句话的时候，你脑内的神经连接就在发生变化。每当你学习时，你的大脑都会重新连接。每当你处理一条新消息时，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会改变。这些改变有时候表现为生长出全新的神经连接，有时候则表现为改变已存在的连接。我们称这种重新连接的能力为神经可塑性。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发现，大脑进化出了神经可塑性来避免过度的硬连接。而坎德尔正是因为这一研究成果，与另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你知道神经可塑性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的人生经历深刻地影响着你大脑的运作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你与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你的创造力。稍后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些话题。
大脑的自我重组能力之强，甚至可以达到荒谬的程度，我们来看一个患有严重癫痫的6岁男孩的案例。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外科医生不得不对他施行大脑半球切除术，切除了男孩的左侧大脑，即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这两个言语控制中心所在的脑区。你可能认为，用如此毁灭性的物理手段移除神经组织，并且是极度特化的神经组织，这个男孩的余生将不能再说出任何话语，也不能再理解任何言语了。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两年之内，他剩余的右脑就接管了左脑的许多功能，其中就包括表达和理解人类言语的能力。这个男孩到8岁时，言语能力奇迹般地恢复了！
这是否意味着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呢？强到可以自行检测缺陷，然后将自己变成一个临时的神经加工车间，进而在物理层面上进行自我重建？在上述案例中，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个男孩的案例并非孤例。在已发表的文献中，有许多类似的大脑可塑性案例，它们都令人感到困惑。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学家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一直从事大脑可塑性修复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说：
一个人在接受大脑半球切除术时越年轻，他在说话方面的缺陷就越少。大脑的言语能力会转移到右半球的什么位置？新建立起来的言语能力替换了右半球原有的什么能力？没人知道答案。
以上问题仅仅是研究人员在创建全面连接组的过程中面临的部分挑战。实际上，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还有好多年的路要走。然而，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并非一无所知。我所在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选择专业化分工，并采用分而治之的科学策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这样的策略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科学研究是如何因此而产生变化的。
历史上的相关研究工作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大脑的分子水平研究，该领域的科学家专门研究微小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片段是如何影响大脑功能的。第二个领域是大脑的细胞水平，这里所说的细胞就是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那些微小的、受到惊吓的“拖把”。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专注于研究大脑功能在细胞水平的体现。细胞水平的研究既可以深入到细胞个体水平，也可以扩展到细胞群体，即神经网络。第三个领域是大脑的行为水平研究，这是实验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本书的几乎每一章中都会谈及这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子、细胞、行为这三大领域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变得模糊，许多研究人员同时在多个领域内积极地探索问题。我们甚至为这种融合提供了一个总括性的术语——认知神经科学，我将在本书中经常使用这个词。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热衷于将生物过程与行为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最麻烦的研究就是行为学研究，这值得特别一提。
在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经常有商业人士咨询有关人类行为的问题。在咨询的最后阶段，我们通常会讨论如何以科学的怀疑态度来看待大脑研究。我是个脾气温和的人，但作为一个对精神疾病感兴趣的分子生物学者，听到关于人类行为复杂性的错误说法，或者看到根本不提人类行为复杂性的做法，我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我们能看到很多这样的鸡汤文，尤其是在自助建议领域。一位客户将这种怀疑态度称为梅迪纳暴躁因子（Medina Grump Factor，MGF）。这意味着我分享的事实是有依据的，有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的支持，也被重复验证过很多次，就像大多数其他科学家一样。
本书中的信息也同样经过梅迪纳暴躁因子的过滤，但为了便于阅读，我没有在文中直接嵌入参考文献。你可以自己查阅这些文献。
那么，我是如何教导我的商业客户，让他们将大脑研究应用于商业世界的呢？我不能只靠对时下流行的元素表示不满来显示自己的专业性。通常，我会告诉他们记住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脑科学的研究仍然不够成熟
即使是对于大脑的基本功能，我们仍然处于最初的了解阶段。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大脑会知道如何完成签名，或者为什么会记得下午3点去接孩子。脑科学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告诉我们是什么成就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又是什么成就了一名称职的停车管理员。
问题二：许多结果难以复现
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有关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研究有时也同样混乱不堪。来看一下几年前震撼行为研究界的一个可怕发现：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复现实验心理学中的某些重要研究成果。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布赖恩·诺塞克（Brian Nosek）创建了一个名为“再现性项目”的课题，旨在复现某些著名的行为学研究成果。他和他的同事发现，已发表的实验心理学结果中只有一半可以成功独立地复现。
虽然这样的重新审视无异于在行为科学领域掀起一阵冲击波，但依然是一件好事。许多科学家开始煞费苦心地重新审视旧的研究结果，以找到欠妥之处，并在必要时修正结论。诚然，这令人沮丧，因为我们本来就对大脑功能知之甚少。现在，连一些我们认为可靠的甚至经典的研究结果，也必须重新接受审视。
问题三：行为的起源很复杂
你可能对关于先天和后天的古老辩论早有耳闻。多年来，这一辩题一直存在着派别冲突，一派认为行为主要取决于遗传因素，是先天决定的；而另一派则认为行为主要取决于非遗传因素，是后天形成的。
如今，研究人员已经签署了“休战协议”，他们承认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同时取决于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两种成分。在分子、细胞、行为科学领域中努力工作的科学家一旦认识到行为同时具有先天性和后天性，就会进行更有见地的研究，打破研究边界，参与跨学科项目。我也告诉过客户，他们能想到的几乎每一种行为背后都有先天和后天因素在同时起作用。关键就在于两者的贡献占比。
问题四：通过预言看未来固有的问题
最后一个关注点，是我最近在与客户的谈话中才提及的。本书的正文写于2020年至2021年，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的商业界踉踉跄跄，仿佛被这无形的对手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拳，看着让人心痛。许多领域的研究人员仍在评估疫情造成的损失，研究疫情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导致的混乱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些研究可能会持续数年。由于这次疫情是近期发生的，关于其影响的严格可靠的证据目前还非常罕见。因此，我曾警告客户不要过分依赖那些声称能对疫情后的工作前景做出预言的人，因为他们是靠“行为水晶球”做出的预测。
如果过去只是序幕的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会搞错。预言是危险的，没有哪个例子比试图理解所谓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能说明这一点了，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这个问题。虽然有些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已经永远改变了一切，但我对此不太确信。社会学家最终会理解疫情的影响，你我也终究会明白，但个中细节必须留给之后的书来解答。我们不会在本书里预测未来，我们会重新想象未来。
综合来看，即使有梅迪纳暴躁因子的“大力协助”，我也坚信认知神经科学对商业世界有很多启示。本书中依据科学证据提出的建议，非常值得去检验，甚至是尝试。如果有人给商业戴上认知的“五指手套”，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去检验、去尝试，我们就会慢慢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