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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空间设计界的潮流来看，围绕“未来办公空间”这一主题的讨论是“智能工具的发展是否会让办公空间消亡”，尤其在疫情期间，居家办公迅速成为焦点话题后。但时至今日，相关研究依然表明，办公空间不会消亡，只不过其概念、形态和范围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第三空间”（The Third Place）的概念，这一概念被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援引为公司战略定位后，变得更加广为人知。所谓第三空间，指的是除了用于居住的“第一空间”和用于工作的“第二空间”之外，一种聚焦于社交属性的第三空间，如酒吧、咖啡馆、书店等公共空间。这种提法实际上还是以区隔为前提的，同时明确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边界，未来办公空间的发展趋势可能恰好与之相反。客观地讲，“第三空间”这一概念提出的时代，本来就处于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有明显区别的时代。在如今生活、工作空间边界日趋模糊的今天，过于狭窄地理解和限定各个空间的功能范畴已经不合时宜。
互联网的加速发展颠覆了传统时空的概念，近20年来，普通人家中的基础办公条件和办公室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不仅如此，普通人的家居空间的功能也得到极大丰富，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设计家居空间。一个家居空间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看，可以同时是家庭影院、音乐厅、图书馆、个人博物馆，甚至是餐厅、茶室和酒窖。虽然人们“死宅”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但是居家办公仍然不能完全取代办公室办公，例如，绝大部分的组织协作功能要在办公室里才能实现。在七宝德必易园租用办公空间的财经头条创始人许征宇的看法是，居家办公可以是一种补充方式，真正“出活”还得员工面对面沟通。许征宇说：“尤其是在头脑风暴环节，如果员工们通过在线语音的方式进行交流，那么真实的情况是，大家在家喝着茶，一人说一句后会议就结束了。这样的做法还能被称为‘头脑风暴’吗？想要让员工真正进入高效率工作状态，就必须让他们坐在一起，看着彼此的表情，甚至互相看着皱眉头，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与客户交流也类似，你得先与客户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哪怕只是与客户见面喝个咖啡，之后再进行语音沟通，情况都会不一样。如果从来没有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后面的沟通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与家居空间的多功能趋势同步的办公室的智慧进化，不仅在功能上趋于多元，而且往广阔空间和前卫生态理念的方向拓展。创意空间从物理形态上讲，不仅包括办公室，城市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节舞台、音乐会舞台，乃至街边步道都可以被视为创意人士的办公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是一个房间，而我们现在所定义的办公室则可能是一方天地、一个社区，甚至是一座城市。所以未来工作方式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居家办公会取代办公室办公，而是家居空间与办公空间都会参与和融入某种创意社区的形成中。
我们走访了很多产业园区，并向入驻园区的企业客户询问他们对未来办公空间发展趋势的看法。一位CEO几乎脱口而出：“看看苹果新的办公空间就可以了，世界著名大企业办公空间的样子就是未来办公室的样子。”这应该是一种很普遍的认知。
不过，国外建筑评论界对这些巨头企业办公空间的评价，却没有这般乐观。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巨头办公空间设计的目的是对员工实行掌控，二是巨头办公空间在设计时没有考虑与社区进行任何联结，更像是“无机的孤岛”式园区。
德必集团执行董事章海东在硅谷注意到两种不同风格的办公空间，一种对外开放（只限外部园区，非工作人员不能进入办公场所），其代表就是谷歌；另一种完全封闭，例如在Facebook的办公园区外围走一圈，你可能注意不到办公园区小门的存在，但等你拿到访客卡进去一看，在办公园区里面，餐厅、超市等应有尽有，完全是一个“独立王国”。
但无论是哪一种设计风格，以国外建筑界的评论看来，这些办公园区内部空间设计目标其实是一样的，即希望员工能在公司里待更长时间。章海东说：“办公园区已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人们根本不需要离开园区去做其他事；事实上，在享用不尽的小吃和跑步机的陪伴下，你几乎无须挪动就可以活下去。”
福利水平提高和服务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当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老板作为企业的掌控者，提出这些设计需求的本意是希望借此把员工“圈在公司”。证据之一就是谷歌原则上不允许员工远程工作，在疫情期间，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硅谷巨头不得不开放一些员工的居家办公权限，一旦疫情趋缓，这些巨头又纷纷要求员工尽可能回到办公室工作。
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99年加入谷歌，后来成为谷歌首位女工程师和女产品经理。2012年初，作为谷歌副总裁的她被雅虎请去担任CEO。很快，雅虎员工就得知公司将废除远程办公政策，所有在家办公的人都必须回到办公室工作。这引起了员工们广泛而强烈的愤怒，尤其是那些家中有孩子要照顾的员工，而这个时候的梅耶尔其实也是一位孕期准妈妈。
梅耶尔的决定引发了一场针对办公空间本质的广泛讨论，使这种“迎合人们一切需求的办公室典范（让员工待在办公室不离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2020年下半年，疫情稍有缓和的时候，谷歌就被报道正在想方设法吸引员工返回办公室工作。这一做法在当时一片“办公室即将消亡”的讨论中，多少有些悲壮色彩。
企业对员工的掌控在现实中有足够自洽的逻辑。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企业上升期和鼎盛期，企业对员工的掌控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激励员工奋发工作的动力。但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被人性化设计和福利设施暂时对冲掉的矛盾就会卷土重来。
关于企业控制与员工自由的话题正在全球引发热议，比“996”工作制在中国引起广泛讨论还要早一点。2019年，日本TBS电视台播出连续剧《我，到点下班》。在该剧中，吉高由里子饰演的女主角在每天下午6点都要准时下班，不然就赶不上在经常光顾的“上海餐厅”喝一杯下午6点半截止出售的半价啤酒。女主角因此被父亲痛心地指责“完全不具备日本传统职工的优良品质”。2021年6月初，亚马逊推出面向员工的安全健康项目Working Well，其中一项措施是在工厂中设立名为“AmaZen”的休息亭，员工在休息时可以去这个独立小隔间，跟着屏幕播放的视频进行放松训练或冥想。但这一举措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大量网友抨击，大部分人认为“合理的工作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远比移动的‘绝望的柜子’要好”。
西方社会对办公空间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员工的掌控，二是办公空间是孤立的。在李岱艾广告公司（TBWA/Chiat/Day）新的总部大楼刚开放时，建筑评论家尼古拉·奥罗索夫（Nicolai Ouroussoff）便称其为“乌托邦公社和奥威尔噩梦的结合体”。奥威尔噩梦指的当然是掌控；乌托邦公社说的是，这样的建筑在其所处的社区生态中是一种无机的、孤岛般的存在，既非生自其中，也与社区无关。
第二种批评源自城市规划师、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关于美国主流城市规划的理论巨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雅各布斯在这本书中花费大量笔墨描述了格林尼治村绝妙的交织布局，在那里“一定程度上一切都是‘有机’的，是城市居民共同滋养的成果”。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1961年出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引起读者的重视，但在21世纪几乎成为建筑评论界的圭臬。但始终有人认为，其中的观点过于理想主义。支持与反对这本书观点的阵营都不乏大师级人物。
这种关于公司与社区、办公空间与家庭生活有机关系的讨论，并不仅仅具有建筑设计学意义。比如德必园区在日常运营中和所在地区发生大量关联，园区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一边帮助企业从属地政府落实种种政策优惠，一边协助属地实现企业落税。
从创意空间的角度来看，掌控是一个关于创意底层逻辑的问题，有机和无机讨论的则是这种逻辑效应所能形成的“场”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