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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七八年前，我从上海到苏州开会，目的地是工业园区的一处酒店。
车开到金鸡湖一带，突见碧波荡漾，绿意盎然，规划井然有序，两边的建筑星星点点，设计上颇多匠心，一瞬间视野像被净化、美化了一般，不禁脱口而出：“这儿一点也不亚于张江啊，看着更舒服。”
人经常会“坐井观天”。我的“井”，就是平时所在的浦东花木街道和张江镇。
同行的朋友不解：“你不会是第一次来苏州吧？”
我当然去过苏州，比如水乡同里、周庄和市内的园林，但没去过工业园区，而各个园区才是苏州经济的精华。
我长期生活在上海，还当过媒体总编，但日常工作主要是开会、审稿、写评论，外出采访很少。苏州的外向型代工企业比较多，如昆山的外资电子厂；做中间产品的比较多，直接面对C端的品牌不太多，互联网大厂和网红消费品牌几乎没有；而欧莱雅、博世、耐克这样的跨国公司，虽然在苏州有生产、物流基地，总部却在上海，而对接媒体的工作一般都是总部负责。
因此，苏州跟财经媒体的关系天然比较远。 江苏现有的3家世界500强企业都在苏州，盛虹、恒力、沙钢，这3家都是做生产资料的，和媒体很少接触。苏州有哪些著名企业家？答案也很模糊，不像深圳一提就一串。
2020年，我第一次到苏州工业园区调研，却吃了一惊：在商务部举行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的考核中，截至2019年它已是“四连冠”（到2022年已是“七连冠”）；在2019年科技部举行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评选中，它排第5（2022年排第4）。
中国首批国家级经开区于1984年设立，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第一梯队为“广大上青天”，即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的经开区。苏州工业园区1994年才启动，且论城市规格，苏州不是直辖市、省会市、副省级城市，只是一座地级市。但渐渐地，它跑到了最前面。
从高新区看，2022年排在苏州工业园区之前的是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和深圳高新区。京沪的科教基础和国家赋予的地位苏州没得比，深圳作为特区的政策与体制机制优势苏州也拿不来，就是和广州、武汉、合肥、南京、西安、成都、杭州这些地方的高校与科研院所比，苏州历史上也差了不少。但现在，在全国参评的169个高新区中，苏州也冲到了前列。
从2020年的调研开始，我对苏州的关注多了起来。
我熟悉的一家金融终端龙头公司的总部在上海，它把一部分研发资源放到了苏州，效果很好。有一次我想和张江一家做工业电气数字化的软件公司交流，一联系，发现公司已迁到苏州，在张江浦东软件园只保留了一间办公室。
我还发现，尽管有精致的园林，细腻的苏绣，柔软的昆曲，阳澄湖的大闸蟹，但论及城市生活的网红度，苏州还是赶不上成都、杭州、长沙。 不过，凡是能体现硬邦邦经济实力的榜单，苏州的表现总是令人震撼。
2022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前30强，苏州一口气拿下4个：苏州工业园区第1，昆山经开区第5，吴江经开区第24，吴中经开区第25。
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年百强县榜单，前10强苏州有4个： 昆山第1，张家港第3，常熟第4，太仓第7。 昆山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突破5000亿元，在52个中国GDP千亿县中遥遥领先，甚至超过了8个省会城市。
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年投资竞争力百强区榜单反映了市辖区的竞争力，苏州的吴江区、吴中区、姑苏区、虎丘区，分列第8、第12、第59、第75位。
赛迪顾问发布的《先进制造业百强市（2022）研究报告》，拥有16万家工业企业的苏州位居第2，仅次于深圳。
中国农科院发布的《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报告》，住建部公布的全国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项目满意度第三方调查，最近两年苏州综合评分都是全国第一。
苏州霸榜的榜单还有很多，一个特别震撼到我的榜单是《2021年乡镇综合竞争力报告》，全国百强镇中，苏州便占了24个，前10中有6个来自苏州的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吴江区。假如有人能写一本《苏州强镇》，一定会充满活力和启发。
城市竞争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中，我看到了这样一种“苏州现象”——只要有能够量化、能分高下的目标，苏州军团总是拼力争先，不领先不罢休，领先了也不罢休。
所谓“军团”，是指苏州下辖的姑苏、虎丘、吴中、吴江、相城5个区和苏州工业园区，以及代管的常熟、张家港、昆山、太仓4个县级市。凡有可比性指标，他们之间也在激烈竞争，“卷”得也很厉害。不是那种口号式的“卷”，而是脚踏实地、韧性十足、精心部署、强力执行的“卷”。
前一段看到央视的一则报道，讲苏州打造光子产业链的故事，有两张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张是苏州工信局副局长拿的目标分解图，到2025年光子产业规模要超5000亿元，每一年的目标是多少；另一张是具体“作战图”，是“光子产业创新集群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一览表”，比如2023年4月是苏州市光子产业联合会会员大会，5月是世界光子产业发展大会暨太湖光子博览会，6月和7月是“向光同行”系列产业上下游对接活动，8月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激光产业联盟年度论坛，等等。
一家光子企业的总经理一直在美国从事芯片研发，2021年到苏州发展，他说：“整个光子产业在这边非常聚集，有一整套的上下游配套，比如我们的芯片，在这里做成测试版只要3天，而在国外往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这是苏州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谋事，画路线图，更要成事，向着目标一步步推进。不是把事“说成”，而是把事真正“做成”。
由“苏州现象”，我想到了争先性这个概念。我不敢断言苏州是中国最具争先性的城市，但至少是少数几个之一。
苏州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争先性？
我想到的关键词，还是苏州精神、苏州目标、苏州情怀这样一些和人更为相关的因素。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是“国之大者”，追逐者众。而苏州在2006年就开始推动，当时苏州在生物医药产业上并无什么历史积淀，第一批入驻的海归创业者里有很多人原来的第一选择也不是苏州，但只有苏州的自主创新、招商引才计划接纳了他们，给这些并不显眼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以启动资金、租金补贴、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天使投资等各种支持，帮助他们迈出了第一步。此后17年，苏州用情怀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才成就了今天在业界“无人不知BioBAY（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的地位。
苏州能做成事，在苏州人看来因为有“三大法宝”，即昆山之路、张家港精神和园区经验。
1991年秋，我和时任《南风窗》编辑部主任谭启泰先生在一次去上海出差的途中拐到昆山，和报告文学《昆山之路》作者杨守松先生交流。这篇作品于1990年发表，据说不少大学生、企业家、科研人员都是看了之后选择到昆山奋斗的。
1984年夏，昆山城东一片农田里，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自费开发”的工业小区起步了。这就是昆山经开区的前身。
据时任县长吴克铨回忆，当时昆山是苏州地区倒数第一的县，之前叫“小八子”，江阴、无锡从苏州分离后，改叫“小六子”。
昆山为什么成了“小六子”？ 县里研究的结论是，思想不解放，没有像周边的常熟等地一样及时发展工业。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背着“田多劳少”的包袱，害怕发展了工业影响国家粮食任务。但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的昆山，平均每个劳动力能种4.88亩的土地，到1983年只能种2.8亩。昆山原来有18万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有30万，不再是“田多劳少”，而是“劳多田少”。劳动力不发挥作用，农民收入也无法提高。所以县委县政府统一思想，一定要发展工业。
昆山是农业县，搞工业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缺人才、缺管理经验。但这“五缺”上海都有。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借上海的东风，到上海找项目，到昆山办联营厂。在横向联合发展的过程中，老城区不够用，很多项目没地方安置，于是就在老城东边划出3.75平方公里土地，十几个人，50万元启动资金，开始搞“工业小区”。
因为没钱，只能“富规划，穷开发”。规划要做好，所以请了上海规划委员会的专家做好，而开发建设则分阶段实施，精打细算，边开发边建设，且对工业设施搞企业化融资，政府不大包大揽，以此节省资金。别的开发区每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要投1亿元，这里只要1000多万就能实现“七通一平”
。很快就引来了不少企业。其中为了引进江苏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
，昆山人往南京、北京跑了123次，敲了732个公章，拟写文件和材料就用去了3000张16开大小的纸……1985年2月，该公司正式开工投产。
1988年，人民日报刊发了《自费开发——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经申请，昆山经开区获批为江苏省经开区，到1992年终于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经开区。从“自费”到“国批”，历时8年。
1997年，时任昆山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的宣炳龙和一位台商聊天时，对方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昆山什么都好，就是报关速度慢，要是有一个像台湾新竹那样的工业园就好了”。他立即查资料，实地考察，提出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到2000年4月，经84次上北京与8个相关部委反复沟通后，昆山获得国务院正式批文，成为首批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中唯一的县级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过一场学习“张家港精神”的运动，我至今记忆犹新。
1978年，一个叫秦振华的人被任命为沙洲县（1986年改为张家港市）杨舍镇书记，杨舍镇虽是沙洲县政府所在地，但环境脏乱，交通闭塞，经济总量在苏州下辖8个城关镇中倒数第一，居民家庭的露天茅坑常年臭气熏天。
秦振华上任后，每天骑着破单车到处检查卫生，被称为“扫帚书记”“拍蝇书记”，说他“就会扫地，没出息”。但秦振华坚持带领干部群众扫大街、建公厕、填茅坑、灭蚊蝇、清理蚊蝇孳生地，仅用了一个月，在全镇填埋了1000多座露天茅坑。他在杨舍镇一搏14年，把一个落后乡镇变成了明星乡镇。
1992年，56岁的秦振华被破格任命为张家港市的书记，并在第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就提出“三超一争”，“工业经济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市建设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还把“杨舍精神”升华为16字的“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当时有人劝他把“超”改为“学赶”，“不要将来被动，骑在马上下不来”。他回答：“如果不争第一，第二、第三都不可能得到。”
刚上任不久，秦振华就带着乡镇党委书记和企业负责人100多人，南下广东“取经”，他痛感“我们张家港跟人家比，少说也有十年八年差距”，而广东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大路大发，小路小发，无路不发”，于是他紧急召集常委会，决定建一条全长33公里、双向六车道的张杨公路，打通港城东西交通的大动脉。
秦振华在张家港干了6年，创了很多第一，比如拼出了全国第一个长江内河港口开发权和第一家内河港型保税区。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 “市场经济不等人，不争不抢是庸人，错过时机是罪人；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2020年我在苏州工业园区调研，写了《中国第一“园”是怎样造就的？》，当时总结了3个因素：高起点的长期主义（特别体现为初始规划），高能级的服务创新（特别体现为招商引资），高质量的综合环境（特别体现为宜业宜居）。
以招商引资为例，苏州不断迭代进化，从1.0阶段的“变管理为服务”，到2.0阶段的“帮助企业全链条解决问题”，再到3.0阶段的“构建特色产业创新生态”“战略性孵化一个产业”，形成了非常专业的体系和工作方法。
2023年2月我在苏州发现，苏州的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兴商育商方式又“晋级”了。 现在他们在做的是构建高水平的创新集群，以创新集群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四大产业创新集群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加上新兴服务业，共5个方面，再分解为25个重点细分领域的3年行动计划，以及各县级市（区）的行动计划。同时，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金融与人才方面也提出了具体计划，以支撑和赋能重点细分领域的发展。
苏州市政府2022年9月印发了《关于强化机制推进产业创新集群和新兴服务业细分领域发展的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以“八个一”工作机制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这“八个一”是：明确一位市政府牵头领导；安排一个牵头单位；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形成一份重点企业（机构）名录；落实一个重点项目清单；成立一个行业协会；每月开展一次专题调研；举办一次行业大会（活动）。
每一种机制都有具体内涵，比如“明确一位市政府牵头领导”，指的是由市政府相关领导牵头推进若干个产业创新集群和新兴服务业重点细分领域，原则上每两月赴相关细分领域企业或科研机构实地走访不少于1次，听取行业发展情况，共同谋划项目招引、建设推进等重大事项，从市级层面统筹推动解决行业生态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等。
7位市长、副市长的牵头推进表都公布出来，如市长牵头的细分领域是创新药物、集成电路、纳米新材料。
这是典型的苏州工作法，定了目标就要做到，要捆先捆领导，要卷先卷领导。但除了这种“纵向一体化”的坚强执行外，要构建创新集群，还要做大量横向的工作，即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多元化组织，建立网络化知识交流合作的链接关系，共同推动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产生价值。
这就要优化空间布局，深度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推动沪苏各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载体合作共享，共同建设G60科创走廊，推动苏锡同城化发展，等等。
就要加快校地合作，积极打造中科院体制机制创新的“苏州特区”，支持南京大学苏州校区等打造成为高水平人才集聚地、国际化办学主阵地，深化与国际顶尖高校合作，等等。目前，中国首个顶尖高校联盟（C9）的9个成员已全部在苏州实现重要布局。
就要强化创新策源，打造高能级创新载体，推进国家级的姑苏实验室全域化多点布局建设，推动新型研发机构集群，搭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等等。
就要打造国际开放创新平台，用好中新、中德、中日、自贸片区等重大开放创新平台优势，瞄准全球产业创新资源集聚区，健全完善离岸创新孵化体系，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外离岸创新中心，等等。
今天的苏州正在谱写的这一全域与跨域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制造与服务相结合、产业与资本相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与创新探索实践相结合、递进生成与创造生成相结合的宏大诗篇，既是对数字经济时代知识、技术与产业加速融合，各类生产要素广泛链接的新格局的创造性响应，也是推动苏州把制造业主赛道升级为高价值新赛道，赢得持续创新优势的必由之路。苏州视集群为创新的最佳组织形态，以集群的形态组织创新，以数字的手段赋能创新，这将赋予苏州充满想象力的新动能。
对那些粗放的传统产业，苏州也不是简单淘汰，而是设法进行创新转化。例如，过去吴江震泽镇的彩钢板很发达，但不少企业工艺落后，产出低效，被纳入“治污、治违、治隐患”的范围。在整治的同时，震泽镇深入广泛调研，多次圆桌问计，确立了“政府引导、抱团发展、控制污染、技术升级、做大做强”的彩钢板产业转型升级思路，全镇100多家“小散乱”的彩钢板企业先后抱团，重组为赛马、平创、智尚和中晟盛4家企业。赛马科技将48家彩钢板中小企业组成“合伙人”，在共享厂区引进全自动喷塑流水线，“集中生产、分头销售”，原先48家企业占地250多亩，抱团后仅占地41亩，而且实现了环保升级、技术升级和产能升级。
这几年，从火神山、雷神山到港珠澳大桥、鸟巢国家体育场和卡塔尔世界杯“球迷村”，震泽彩钢板都在大显身手，其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50%。
2020年我在调研苏州工业园区的时候，就试图回答，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高起点、高能级、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且从不懈怠？
当时我想到了三点，一是生而不凡的愿景，二是源自历史传统的内生性的精益求精文化，三是开放的力量，工业园区的合作对象是新加坡，带来了先进性。
最近看了一些文献资料，对于“生而不凡”这一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苏州历史悠久，文明昌盛，在清代前期是江南乃至全国最发达的地方。康熙年间有人评论，“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乾隆年间，本地人自豪地说，“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
上海近代史研究专家熊月之先生说，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亦为引领社会风气之中心。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文化方面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下面，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崇尚苏州戏。苏州细木家具好，上海人便竞相从苏州购置。苏州服饰、饮食、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欣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民国时期的学者研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其75%。
1843年上海开埠后，扼长江口入海要道，乘海运兴起、大运河作用萎缩之势，很快跃升为江南首位城市，到19世纪60年代，其经济、文化地位就超过了苏州、南京、杭州。由于彼时苏州繁华的基础依然是农业、手工业、初级金融业，难挡上海的西式工厂、银行、商行的冲击，精明的苏州商人和钱庄老板便纷纷赶往上海租界开办生意，苏州的老字号雷允上中药店也把分店开到了上海。
给了苏州最重一击的，是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直逼苏州城下，清军放火毁城，将《红楼梦》中称誉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变成了废墟。战乱的打击是毁灭性的。1850年，江苏的人口约为4430万，1874年已减至不足2000万。
日本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认为，“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上海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历史背景即是苏州的存在”。
上海的崛起当然不是苏州资本和人才简单平移的结果，但苏州为早期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这些年一直有学者在研究为什么上海周围“富邻居”多，而有的大城市周围“穷亲戚”多。一种观点是，上海对周围有正向带动作用，有的地方则对周围有“虹吸效应”。
在我看来，上海周围“富邻居”多，固然有大上海的积极作用，但根本上还是因为这些地方自身的精神生命力非常强大，社会资本非常强大。事实上，当年上海的崛起，正是江南人整体的作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上海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近代上海人，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回到苏州的话题。改革开放几十年，他们一直努力与上海接轨，但在内心里，他们从未矮化过自己，觉得只能“匍匐”在巨人的脚下。他们斯斯文文、言语温软，但也充满自信且超级强悍。是这一方水土和文化赋予了他们自信，那种非常深刻的自信。
正因为如此，即使只是一个地级市，一个县市区，一个镇，只要有可见的目标，有做事的机会，他就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可能做到极致”，他就能“穿上雨衣就是晴天，打开电灯就是白天”，他就有“逆境时拼死干，顺境时拼命干”的斗志和“时时争第一、处处创唯一”的进取心，他就敢说出“在苏州，一年365天每天都是‘企业家日’”“你只需要一个背包，其他‘包’在苏州身上！”的壮语。
我在大地行走，以大地为师，每一次被感动，都是因为感受到那种精神上不可动摇的尊严与信心，在人心蓄积，在地表喷发，成就各种难以想象又不可阻挡的奇景。
只要下决心，没有干不成的事。
谁都喜欢小桥流水的平静生活，但如果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全球的格局，要求有一些城市担起金戈铁马、“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责任，不用说，苏州会自觉举手，站到前面。
苏州，一座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参加比赛并且一定要赢得胜利的城市。
苏州，一方谋事之地，成事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