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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下叶的英国人可能设想过北美殖民地发生混乱情形的各种原因，但唯独没有想到，国王查理二世本人才是最大的原因。
1651年，这块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在查理二世眼中，已如同一夜春雨后的韭菜，他示意议会通过《航海条例》
法案。《航海条例》设计精妙，其出发点一方面是抑制老对手荷兰的海上贸易，另一方面则是加快收割殖民地，用增加税收和限制贸易的方式来攫取利益。尤其在赢得对荷战争后，查理二世更是将矛头指向殖民地。对殖民地货物的运输限制加重了北美大陆新生工商业的负担，而税额从18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足足提升了13倍，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商人变成了走私者和偷税者。
约翰·汉考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过去，所有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糖类、甜酒、奢侈品等，只要进入北美，就都要支付高额关税。为此，约翰每年都要花2000英镑“搞定”税收官。直到1764年，《糖税法》
出台。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后每年将要缴4万英镑税款。
4万英镑在今天可能并不算多，但那时4万英镑值得所有人违法。约翰只能铤而走险，继续走私。1765年，英国政府发现这种人越来越多，他们干脆颁布了《印花税法案》，规定对所有印刷品征税。这下，就连走私也得缴税了，因为货单、合同、票据都是印刷物，都在纳税范围内。
全殖民地民众群情激奋，因为连领取学校毕业证书都要缴税。约翰看准机会，和朋友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哥哥）到处煽风点火，激发民愤。波士顿的商人和市民们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整个城市秩序几乎瘫痪。很快，英国政府宣布取消《印花税法案》，但碍于国王的面子，他们很快又撂下狠话——一个新的公告出台：殖民地是为英国服务的，英国有权在这里施行任何法律。这样的公告并无积极意义，只能让更多人看不到未来。
然而，约翰却从公告看到了未来。公告让他有更多机会在波士顿推波助澜，扩大抗税运动。
1770年3月5日晚的波士顿港，负责维持秩序的英军军官和一名当地年轻工人发生口角后打斗。工人吃亏后叫来更多同伴，他们远远地向英军投掷石块和雪球。
约翰一直控制着报社。数小时后，消息就从这里传遍全城。民众手持武器走上街头，向英军抗议。在英王街海关附近，矛盾被迅速激化，英军士兵慌乱开枪，市民当场死亡3人，6人受伤且其中2人于次日死去。
约翰对此加以渲染，将其形容成“波士顿惨案”。随后的葬礼变成隆重的公共事件，聚集民众人数多达5万。其他殖民地纷纷表态支持。紧接着，约翰代表当地民意，和英国总督举行谈判。总督最初表示只能撤离一个团，但约翰提醒他说，这座城市有4000人随时能拿起武器。在民意的高压下，总督选择让步。
既然到此为止约翰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那么他又何必冒险蹚这浑水？其实，约翰的目标不是抗税，而是让北美殖民地永久性地从英国独立出来。只有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才能保护像他这样的大商人，并使他获得更多利益。
约翰反复炒作波士顿的相关话题，直接推动了更伟大的人站在了前方，那就是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年轻时曾做过3年土地测量员，后来加入殖民地的英军部队，参与对法作战。退伍后，他娶了位富有的寡妇，瞬间坐拥10万美元的财富、1座农场庄园和300个奴隶。华盛顿将全部心思放在了经营上，到《印花税法案》推出后，华盛顿已然是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代表。他认同波士顿市民的反抗，认为殖民地应自行决定税率。他并非为种植园主争取权利，而是想要维护一个即将诞生的国家。当然，此时他的认同也仅仅是思想和言论上的认同而已。
1773年，波士顿再次发生了以税收为导火索的群体性事件，华盛顿也将开始进一步行动。
当时，英国政府颁布了《茶叶法案》（Tea Act），以确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北美的茶叶生意长期赢利。但《茶叶法案》显然会影响北美各大茶叶商的既有市场利益，他们开始纷纷抗议这一新的税收法案。对殖民地而言，民众反对的并不一定是高额税率，而是任何来自英国本土的直接干预经济的行动。更何况，约翰还反复提醒这座城市的每个人：既然我们在英国议会里没有法定名额，我们为什么要向这样的国家政府缴税？
这年12月，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波士顿港，准备卸货。但波士顿市民代表聚集起来，阻止卸货。总督要求立即卸货，否则就按叛国罪处理。正当船长无计可施时，事态迅速失控了。12月15日晚上，约翰掌控的自由之子
社团成员们化装成印第安人，爬上了这艘商船，从船舱内搬出了300多箱茶叶，并将其全部扔进了大海。
波士顿的税收问题，终于演变成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政府这次不再忍耐，重拳出击。议会通过了《波士顿港口法案》，军队再次进驻城市，总督也被换成了军事将领。
当镇压的乌云笼罩在波士顿时，华盛顿再也没有沉默。1774年，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他发表了自己对殖民地将如何发展的看法。在他的鼓舞下，大会一致认为英国政府的做法侵犯了殖民地利益，并且认为殖民地民众享有生存、自由、财产及一切应有的权利。
就这样，英国政府和殖民地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论是乔治·华盛顿、约翰·汉考克，还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及其议会，都已经深刻意识到由“波士顿之税”引发的矛盾已突破了商业本身的界限，幻化为横亘在大西洋上的巨大政治分歧。一段新的国家历史，即将在人类面前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