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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南求学的12年中，小学读的是在我家附近胜利路上的台南市东区胜利小学（1954—1960年），初中、高中读的都是我家隔壁的台南第一中学。我们是义务教育由6年延长到9年的前一届学生，因此每个县市小学的毕业生进初中还要参加县市联考。隔年，台南一中就没有初中部了，只收高中生，当然也取消了初中联考，只有高中联考了。在这12年中，我有很多难忘的回忆。
小学时，学校有一项规定，就是讲普通话。日本占领时期，台湾官方语言是日文，民间则有各种方言，包括闽南话、客家话和各种少数民族方言，对话者之间哪种语言方便就用哪种。光复后，台湾当局规定普通话为官方语言，中文为官方文字，大家都要学，在全台湾推行讲普通话。尤其在学校，自小学起教ㄅㄆㄇㄈ等注音符号和普通话发音，并且规定在学校一定要讲普通话，否则要罚五毛钱新台币——差不多是当时普通家庭小学生半个星期的零用钱，记得当时一支冰棍也就一毛钱！这一规定让后来台湾人在两岸开放交流时方便许多。
有趣的是后来在台北读书时，我发现台湾南部的同学，即台湾中部浊水溪以南的人，一开口讲普通话，马上会被台北人听出来是南部来的，甚至可以分辨出来自哪一县市。因为我们讲的普通话带有台湾南部口音，不够标准。这大概是因为台湾北部是大部分行政机构所在地，外地人多，学校的老师主要也是外地人，教的发音比较标准；南部学校外地老师少，主要是光复后刚刚学会普通话的本地老师，教的发音掺杂本地口音，加上学生回到家里主要讲方言，结果自然是普通话和方言互相影响口音。
我喜欢运动，小学五年级时曾经入选为棒球校队的候选选手，但是级任导师（班主任）怕影响我考录第一志愿的台南一中，因此不同意我参加甄选，我只好放弃。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不能成为代表学校的运动队伍中的一员，特别是胜利国小当时是台南市的棒球强队，常拿全台南市冠军！这个获得代表学校级别荣誉的梦想，我一直到高中时成为学校拔河队的一员，才如愿以偿。我们这支拔河队伍曾经以技术击败当时台南市平均体重最重、实力最强的台南二中队，获得台南市高中组冠军。对于在体育方面乏善可陈的我而言，这一点小小成就——凭借体重优势入选校队三十几人中的一员并得到全市冠军——足以让我偶尔拿出来自我陶醉、吹嘘一番了！
我艺术细胞匮乏，在各学科的学习方面，数理化及语文还不错，但是术科方面我除了体育课还行，音乐、美术、劳作就很没有天赋。我天生音感很差，大概是所谓的“音痴”级别，因此学习语言的发音和音乐演唱的能力不佳。具体表现在几个事件上：小学时，我代表班级参加全校语文注音比赛，结果在100分满分中我只得到50分，其他参赛同学都在80分以上。这也使我初中考高中时，语文的作文、填空、造句等项都很不错，唯独占10分的注音题只拿到了5分。结果成绩公布，我差点因为一分之差没有考上第一志愿的台南一中。
这个缺点也影响了我对音乐演唱的信心。以前的音乐课考试，都是老师弹钢琴，学生要站在前面唱他（她）弹的事先指定的歌曲。小学时的音乐女老师很漂亮，眼睛很黑很大，每次我唱得荒腔走板时，她都微微抬起头来，用那又黑又大的眼睛，朝我微笑着投来一种既同情又好笑的目光，我上台前练习得好好的，这下子又全走音了！高中的男音乐老师则在我还没唱完时就受不了了，抬起头来对我微笑着摇头说：“蔡南雄，你可以下去了！”全班五十几号同学，就我有这种待遇——不用全部唱完一首歌——其他同学都能“曲终人才散”！
这些情况虽然严重打击了我这数理化优等生的音乐信心，不过没有摧毁我对唱歌的喜好，曾有懂音乐的朋友说我虽然唱得荒腔走板，但是很好地诠释了歌词的感情，我奉他为知音。只是每次大伙唱卡拉OK推来推去时，我拿过麦克风来一唱完，大家就开始抢麦克风，生怕再被我抢去摧残他们的耳膜！我非常佩服专业老师的耳聪目明。高中时，一次全校班级合唱比赛，规定班上每个同学都要上台。班上负责指挥的同学知道我唱不准节拍和音的高低，就建议我只要随歌词张开嘴，不要出声音（我后来才知道这叫“假唱”，曾被某些专业的歌星在舞台上采用过）。我照做了，结果成绩公布，我们班最后一名！老师说：主要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同学没有出声音！
我在高中时的美术课上同样出过一次洋相。上美术课自由创作时，因为我一直画不好，就偷偷地拜托一位美术能力很强的同学帮我画，特别叮嘱他不要画得太好，比我自己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结果交上去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不是我画的，并且正确地指出谁是枪手，真是知徒莫若师！
这两件闹笑话的经历使我以后不敢弄虚作假，也确定自己成不了音乐家、画家，我没有这两个天赋，反而是数理化为我开了一扇窗！
那个时代台湾的大学联考因为学校还不多，很难考。很多同学课外都参加补习班，我也不例外。不过我去补习英文和数学，主要是因为参加的同学回来天天吹，说那里有一位很漂亮的台南女中的学员。我好奇之下，决定去一探究竟，结果学员太多，没有看清楚，而且补习的地方比较远，所以我去了两次就因为负担不起太多补习费用和时间冲突，不再去了。
学生课余参加补习班，加强学习，依我亲身经验，对大部分的同学是有用的（当然对于天赋异禀的同学是没有必要的），也可以有机会和不同学校的同学交流。另外，这对已经毕业但联考结果不理想而复读的学生有很大帮助，因为有些同学开窍晚一点，同样的功课再重复一遍，结果可能茅塞顿开。补习后重考，很多复读生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我1965年高中毕业时，大学分三个类组：甲组是理工科，乙组是文法科，丙组是医科、农科和生物科。各大学三个类组的一些科系，依照本系内各主要中学毕业的学生人数比例，提供给该中学一定名额的免试保送人数——入选者不必参加大学联考，可直接进该科系就读。各中学再依照考生向往的大学和科系的顺序，根据所有学生三年学习总成绩的名次，将免试保送名额提供给学生。学生可以选择排在比较后面的大学科系，但不能要求往前提。我以三年总成绩在全校8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名列第五的名次，获得保送台湾大学电机系的资格，这是除了丙组台湾大学医学系（保留给全校前三名）和物理系（一名）以外的首选。
我选读电机系有一个小插曲。在填写保送选系志愿申请表时，依照我自己的兴趣，本来填的是台湾大学气象系。但我填好表出门要拿去学校交时，正好碰到大哥，他问我报了哪个系。当他知道我报气象系时，就以过来人的经验，建议我不要放弃报当时第一志愿的电机系的机会，进去以后，即使因为兴趣不合要转到气象系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现在进气象系，以后要转其他系尤其是电机系，就很困难了。于是我听从他的建议，把志愿改回了电机系。进入大学以后，我读得还算顺利，跟同学相处也很愉快，就没有转到气象系。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电机系的新专业——集成电路科学，它就成了我一生安身立命、赖以为生的专业了。这一年是1965年，是我接受专业教育的开始，也是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引导集成电路产业快速进步的摩尔定律的那一年。
我人生的轨迹就因为那天偶然碰到大哥，以及他的一个建议而改变了。如果错过那次的偶然相遇，我的一生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这使我第一次猛然开始思索人生和世界的演变：这样的宇宙、这样的我，应该也是很多偶然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