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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的交往过程，产生了表现人们的相对需要的行为规范形态，但这个形态是交错地、暂时地由这个人或那个人担负。行为规范一旦由那个人担负，这个人便成了担任社会机能的一个时代的公职人员。因为人们的相对需要在量上是有差别的。所以，表现人们相对需要的行为规范，必须能够使用到所有不同的人上去，并又能由各不同的人集中上来，这正是公职人员赋有的功能。
一切人的相对需要，都要由一定的行为规范来表现，公职人员当作行为规范或需要表现形态的担负者，是人们相对需要的表现材料。所以，人们的相对需要都要同这个公职人员相联系，都由他来表现。这样，他成了需要尺度，成了活的行为规范，使人们的相对需要在量上有了一个客观、现实的准绳。
行为规范当作需要尺度，是社会必要生活时间的现象形态；社会必要生活时间，是人们内在的需要尺度。行为规范在这里并没有直接代表生活时间，行为规范之所以不直接代表生活时间，是因为生活时间在生活过程的结果上已凝结为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当作需要尺度，不仅表现你的相对需要，同样也可以表现所有人的相对需要。所以，人的相对需要表现是一个无限的系列。只要人们的相对需要有了行为规范的表现，就会有人们的资格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于是人们便可以相互直观比较各自需要在量上的差别。人尽管是复杂的，但人们的相对需要都要由统一的行为规范来表现，由统一的行为规范来尺度。把不同人的需要，标度为不同的资格时，人与人的差别就被标度出来了。行为规范之所以能够当作需要尺度，是因为公职人员是行为规范的担负者。公职人员本人个体需要的变化，一般不会妨碍公职人员的社会机能，因为无论公职人员自身的个体需要怎样变化，人们考虑的只是他所担负的行为规范。所以，在历史上尽管有公职人员的人事代谢，但行为规范和它的功能还是相对稳定，新老交替，继往开来。人们的资格，是行为规范表现人们相对需要的现象形态，所以，透过资格的现象形态，可了解人们的相对需要和行为规范的社会性质。
行为规范当作人们相对需要的需要表现形态，具有需要尺度，标度人们资格的社会机能。但是因为人们的相对需要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表现人们的相对需要的行为规范也必须相应地发展。在这里，先进的行为规范会代替旧有的行为规范，如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行为规范，在中国就逐渐失去了表现人们相对需要的社会机能，尽管有的保留了原来行为规范的名称，但已不是原来的行为规范，这行为规范的担负者，也不是原来的公职人员。随着社会的发展，旧有的公职人员，会为新一代公职人员所代替。从中央到地方的历代官制名称，虽纯粹是一个时代民族习惯，但各种法定的官制名称，都是行为规范表现人们相对需要的机关标度。
人的资格表现在行为规范的名称上，行为规范的名称标度了人们的资格，比如司法助理员，司法是行为规范的一个名称，助理员是一个人的资格。助理员的资格表现在行为规范上的名称是司法，司法行为规范标度的他的资格是助理员。因而，表现他相对需要的行为规范，就在司法助理员的资格上确定下来了。
资格是对象化于人自身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名称。所以，任何人的资格及行为规范总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假设社会必要生活表现在他的生活上，他的资格是他相对需要的行为规范表现，无论他的资格提高了或是下降了，这提高或下降了的资格，总归是他的需要形态，是他内在的一定社会必要生活时间的表现。人的一定需要转化为某种资格时，这种转化关系，会表现为人与行为规范的关系。在人的资格形态之内，人的资格和人的需要有发生背离而不一致的可能性，但这无规律性的盲目发生的作用，正是在贯彻社会平均法则的规律。
行为规范是人们的需要表现形态，有标度人们资格的机能。但人们的资格不等于就是行为规范，因为资格表现可以是想象的。如宗教的神、和尚、道士的资格，是宗教行为规范标度的，但宗教行为规范是想象的一种需要表现形态。所以，想象的需要表现形态标度的宗教信徒们的资格，也必然是想象的。想象的需要表现形态，始终都要依从现实的需要形态。所以，宗教信徒们的相对需要，归根到底也只能由现实的需要表现形态来表现。神是不会给人们任何东西的。
行为规范表现人们的相对需要，就是人们为行为规范把自己让渡出去，从而取得自己的一种资格。但是，人们决不能把自己的资格当作行为规范来说明，因为资格只是行为规范对人们相对需要的标度。人们的资格被标度，只是因为行为规范当作需要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