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浴火重生的中国装甲部队

一 受到重挫的中国装甲部队与苏联对华军事援助

1937 年 12 月 12 日下午，卫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国军队奉命全面撤退，仅于腹廓、城垣阵地上，留下少量部队坚守，掩护主力转移。由于撤退命令传达得极其仓促、混乱，数万大军拥挤在南京下关江边争抢渡江撤往江北。在通往下关和江边的道路上，堆满了中国军队丢弃的枪械、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坦克等。包括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在内的守军高级指挥官同样艰难地过江逃亡，有些甚至未来得及撤退便被困于南京城内。而作为南京守军最高指挥官的唐生智最后一眼看到的南京是一座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城市，人们疯狂地自救，他手下的士兵正绝望地抱着浮木，在漆黑冰冷的江面上漂流，尽管唐生智带兵二十多年来身经百战，但却从未经历过如此黑暗的一天。

12 月 13 日晨曦，进攻南京城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各部如潮水般涌进城内，其中东路的第 16 师团大野部队（步兵第 20 联队）首先从中山门被轰塌的缺口处突入城内。其他如第 6 师团、第 114 师团从中华门和水西门入城；第 9 师团、第 3 师团先遣队从光华门入城；第 13 师团山田支队从乌龙山及幕府山攻入和平门。日军各战车大队、轻装甲车中队也配属步兵部队冲入城内进行扫荡，对中国军队及平民百姓进行凶猛血腥地屠杀。并从南京军民的尸体上隆隆碾过。日本战地记者铃木二郎回忆道： “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 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 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 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今世的地 狱图。我看到履带发出转动声音的战车，无 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 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 的地域、血池的地域。”

虽然南京城失陷前后中国军队的撤退是混乱且拙劣的，但困守城内未奉命撤离的中国军人为了掩护战友和民众撤退，同时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毅然决然地进行着最后的抵抗，以自己的血肉阻挡日军的前进。同日上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城内、外各处枪声大作，中日两军已在城内多处展开激烈巷战。日军特派员浮岛也于同日从南京发出急电： “今天早晨以来，为完成南京攻击战 的最后阶段，展开了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 灭战，中国军队继续做垂死挣扎。”

同日中午时分，中国军队炮兵第 42 团第 1 营第 3 连副连长沈咸所部一排二十余人乘 5 吨牵引车从雨花台阵地奉命撤往挹江门途中，于南京市中心地区的新街口附近遭到从中山门入城扫荡的日军第 16 师团一部步兵的突袭，牵引车被当场击中损坏，排长王永贵等七八名人员阵亡。由于高炮排除军官各装备一支毛瑟手枪外，全排士兵仅有两支马枪，无法抵抗该队日军的攻击，沈咸率领高炮排人员退到国府路附近。正当孤立无援时，自行决定从下关码头返回城内阻击日军的中国陆军装甲兵团战车第 3 连两名装甲兵驾驶着一辆德国I号A型坦克突然从半路杀出，加入到了对日军的作战中。在与第 16 师团所部日军步兵的激战中，两名中国装甲兵利用德制坦克上两挺MG13 车载机枪的迅猛火力，将日军打得瞬间哑火，在击毙数名日军后成功地掩护了沈咸等人的撤退。尔后，一路边打边退，至傍晚时分，退到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楼附近时，因油料耗尽、弹尽粮绝，最终战车被日军所俘，车内乘员英勇战死，真正做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

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正式全面爆发后，在同年 8 月至 12 月的“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中，中国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首次与侵略中华大地的日本陆、海军发生交战。在此国家危难的时刻，中国装甲兵们在与日寇的勇猛作战中，涌现出了众多英烈以及他们的英勇事迹。然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战车第 1 连、第 2 连装备的英国“维克斯”六吨坦克（“维克斯”MK.E型轻型坦克）于“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被击毁击伤多辆，战车第 3 连装备的德国“克虏伯”一号坦克（I号A型轻型坦克）于南京保卫战中悉数尽失。

此外，日军还在南京中央军校内掳获了多辆淘汰为教练车的法国“雷诺”FT-17 型轻型坦克、英国“卡登·洛依德”VI超轻型坦克及国造装甲汽车（“福特”卡车改）等，仅战车营第 1 连与第 2 连的英国“维克斯”水陆两用坦克未有任何损失地退至湖南湘潭地区。

至 1937 年 12 月中旬，中国装甲部队于该年的对日作战全部告终，而退至湖南湘潭的陆军装甲兵团在同年 12 月中、下旬在湘潭集中完毕后，将团部驻于湘潭县城内，其余部队除搜索营驻浏阳外，均驻防在湘潭附近及云湖桥等地进行集中整训。

由于中国自清末以来造成的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较低，无法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所以，对外购进现代化军火装备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国民政府也于战前特意派遣了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前往欧美诸国寻求外交、财政信贷及军事等方面的援助。

同年 8 月 17 日，正值上海的中日“八·一三淞沪”会战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的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公开宣布了德国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与日本合作的原则不变，但目前必须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并声明只要中国用外汇或钨砂等原料抵偿，德国对华军售中已经签约的武器装备仍然继续供应，并尽快运送往中国，但无法提供进一步的军火供应。撤销了部分计划订购中的军火，如一百二十辆德国轻型坦克（德国一号坦克）全套、十五辆德国中型坦克（应为德国二号或三号坦克）、四百台“迪塞尔”重油发动机、一百九十辆两轮、三轮摩托车等。无奈之下，中方对德订购武器清单进行了调整，撤销了一批远期及重型装备，增加了陆军方面所急需的枪、炮弹药，而未取消的货品如，钢甲侦察车四辆（德国“豪须”Kfz.222 或Kfz.223 装甲车）、钢甲车用 2 公分炮弹四千八百发、战防炮炮管十架、战防炮炮弹五万发等，于同年 12月起运。至翌年，在希特勒为了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益驱使及日本方面的压力下承认了伪满洲国；并在访问罗马时，与意大利及日本两国政府达成了三方合作协议后，马上电令德国国防部宣布停止一切对华的军火输出，并勒令以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以及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回国，中德合作及军事贸易至此宣告终结。

另一方面，在 1937 年 8 月希特勒明确表示，拒绝进一步对华军火供应的同时，中国代表团还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与外交支持，但西方的法、英、美诸国均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仅有当时的苏联政府考虑到了日后的威胁，而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接见国民政府代表时表示，面对不稳定的欧洲形势，苏联不能卷入远东的战争，但是愿意在物质上尽力援助中国。

同月 21 日，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缔约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国家集团对彼此作任何侵略。1938 年 1 月，国民政府派遣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孙中山之子）为特使，率团前往莫斯科争取苏联方面的贷款，同年 3 月，苏联与中国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协议规定有偿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给中国，以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向苏联购买所生产的武器装备、燃料及其他军用物资等，中国则以皮革、茶叶、桐油、丝绸、棉花及锑、锡、锌、钨、红铜等农矿产品供应苏联，分期偿还贷款。另外，苏方也同时派遣苏联红军陆、空军事顾问来华指导教学。

其实，在中苏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前，国民政府就已派人员前往莫斯科洽商购买军火了。“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向苏联驻华代表鲍格莫洛夫提交了一份军火供应合同草案，要求苏联方面提供 350 架飞机、200 辆坦克与 236 门火炮，其中 300 架飞机、200 辆坦克及 136 门火炮应在合同签字后一个月内提供。尔后，中国方面便派遣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苏联实业考察团”团长，驻莫斯科负责办理购买武器装备的事宜。苏联方面在与代表团商议后，为了应中国抗战的急需，在对华借款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从苏联红军现役装备中紧急抽调转让，分批经由海、陆、空三种运输方式将物资输送到中国。其中，中国购买的 82 辆坦克为苏联T-26B/1937 型轻型坦克，均附有无线电装置，每辆价格 21302 美元，共计 1746764 美元。另配坦克备用发动机、备用零件及修理车等共计374076 美元。火炮弹药及坦克、枪炮、弹药共计 3178810 美元。此外，苏方于 9 月 17 日正式向中方通报了伏罗希洛夫元帅允诺的来华教练及技术人员数目，其中包括坦克射击与战术教官六名，驾驶六名，修理技师五名，共十七名，都在第一批来华军事技术人员名单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12 月 6 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在莫斯科向蒋介石汇报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告以苏联不能出兵之理由及愿尽量以物质力助我电》中指出： “（丁）苏政 府欲给第八路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 18 集团军）野炮廿四门、防战车炮廿门、机关 枪六十架、战车十五辆、飞机十架，如钧座 许可，即赠予”。 但该提议未被蒋介石所允许，随后一直拖到 1938 年 9 月，苏联方面只能取消提供给八路军武器的计划。

第一批苏联援华物资于 1937 年下旬开始从苏联起运，其中飞机以空运方式，经新疆至兰州，在苏联境内由苏方备油；在新疆境内则由新疆督办盛世才垫款，向苏联购油；过安西以东后，由中央政府备 87 号油接运。

坦克、战防炮及高炮等军火则由苏联“科克列林勋爵号”等货轮从苏联敖德萨港口于1937 年 11 月 28 日起航，经达达尼海峡、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及中国南海至广东、香港等地接货，航程共约二十五天。之后，假道法属印度支那的港口（越南海防）入境。但货轮于 1938 年元旦到达法属印度支那海防准备转运时，由于苏援坦克和火炮等大件装备在运抵时要交付部队使用，所以途中未做装箱，在海防码头卸货时被日本间谍发现 ：日本政府据此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禁止将援华物资运入中国境内。迫于压力法方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阻止了中方物资的运输。而当时仅有坦克、战防炮及小部分弹药已装上火车（约 2000 吨），其中坦克和预备零件总共 129 车皮，原拟运至同登卸车后，再经公路运入广西。但中国接运人员（兵工署研究专门委员陈修和及中国政府驻苏大使杨杰等）在得到法属印支当局禁运的消息后，紧急从同登将原车折回，改经滇越铁路开往昆明，而等到法殖民当局正式命令到达时，运输火车已离开越南境内。

因为，物资提前运到了昆明，接收保管均无人负责。于是，在电告重庆后，陈修和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及航空学校校长陈庆云等人商洽后，将该批物资暂由当地驻军和航空学校代为看管。数日后，兵工署才派接收人员到达了昆明，开始办理接收。

仍然被扣留在法属印支海防港的两千多吨剩余弹药装备，法方既不允许通过也不允许转船运走，于是在中方的严正抗议下，法殖民当局不得不提出了表面扣留，暗中许可中方走私转运的权宜之计。在经过路线考察和接转地点准备后，中方开始将滞留在海防港的物资分批装上木船，用小火轮拖带，沿海岸线转入芒街内河，此时港外已有日本军舰准备拦截。

剩余的物资装备险象环生地运到广西东兴上岸后，最终运到昆明。整个转运过程持续了近一个月。至此之后，除为数极少的法制武器弹药外，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就再也不能通过法属印支进行转运了，只能靠香港和滇缅公路艰难运输，以支持国内战场的苦战。

首批运抵云南昆明的苏联援华物资中包括T-26B轻型坦克 82 辆（每辆坦克配炮弹1500 发，机枪弹 45000 发）及T-26 坦克的备件 568 箱、T-26T坦克修理车 5 辆、“共产国际”履带式牵引车 30 辆、ZIS-6 载重卡车 10 辆，二轮、三轮摩托车 30 辆、1931 型76.2mm高射炮 20 门和炮弹 40000 发，另外还有高射控制仪部件 207 箱、对空探照灯 4 台、对空听音器 2 台，众多的航空器材和步兵武器等。其中飞机用的弹药、坦克及炮兵器材的轮船海运费共计 40253 美元；坦克及备用零件的铁路运输费用（合计一百二十九节车皮）共计 12967 美元。

另一方面，孔祥熙于 1937 年向意大利订购的 94 辆“菲亚特”CV35 超轻型坦克（又称“菲亚特”L3/35 型）与备用零件（首批 54 辆于1937 年 12 月到达，第二批 40 辆于 1938 年 4月到达）、德国“豪须”装甲车 4 辆、德国“奔驰”柴油卡车 100 余辆、美国四汽缸“福特”卡车以及美国“哈雷”摩托车等也于 1938 年1 月至 3 月，分批运抵了广州。由国军装甲兵团团附蔡庆华负责接运至云南昆明后，再转运至湖南湘潭。同年 6 月，国民政府考虑到国军装甲部队修理上的便利，又向苏联订购了 9 辆PARM-1 坦克团/营用野战修理卡车和 12 辆PARM-1 B型坦克连用野战修理卡车。1940 年中方特使贺耀组于 1 月 20 日面呈给伏罗希洛夫将军新的洽购军械表里，第一类第三表中指出 ：战车之拖车及装甲汽车等 需求表，价格概计 2236130 美元， 驻苏大使邵力子提出的修正总表中 ：第四批向俄订 货种类、数量及价格概计总表（三、战车用 之拖车及装甲车等 2236130 美元）， 8 月底中方第四次向苏方提出的洽购军械案（最后一批）中，仍有 “战车用之拖车及装甲车等， 小计 2236130 美元” 的内容，但这些订单最终都未能实现。

（一）苏联T-26B轻型坦克

1930 年春，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于英国伦敦举办的博览会上推出该公司设计生产的“维克斯”MK.E型轻型坦克，引起了参加展会的苏联采购委员会官员的兴趣和重视。同年 5 月 28 日，苏联政府正式与维克斯公司签署了订购 15 辆“维克斯”MK.E轻型坦克的双机枪塔A型（出厂编号：VAE214-228）的合同，并取得了该坦克在苏联国内的生产许可证。随后，苏联订购的这批未完全装配完成的“维克斯”MK.E轻型坦克于同年秋全部运抵苏联，被委托给列林格勒市波利修比克工厂（第 232 工厂）试制技术部的主任、设计师基斯布鲁克，由他负责领导组装工作，最后于当年全部完成装配，被苏联方面命名为“6T坦克维克斯V-26 型”。

随即V-26 坦克在与苏联仿制法国“雷诺”FT轻型坦克的T-18 型坦克进行对比测试后胜出，苏联方面考虑将该坦克作为“轻步兵坦克”进行大量生产，广泛配备苏联红军摩托化师部队。如其名所示，该坦克主要担任直接支援步兵部队的攻击任务。其适度的机动性能（30 公里/小时）和装甲防护力、火力（两挺机枪），可与苏联同时生产的仿制美国“克里斯蒂”T3 快速坦克适合作为“装甲骑兵”，担任敌军阵地突破、机动、迂回攻击后方地区，并与敌军坦克进行战斗任务的BT快速坦克一起肩负不同的职能。此后，V-26 于莫斯科近郊的演习场在苏联军政干部前公开进行了冬季运用测试，于 1931 年 2月 13 日通过苏联革命军事评议会（RVS/国防阁僚会议）正式作为苏联红军的制式化轻步兵坦克，并定名为T-26/1931 年型轻步兵坦克。

T-26 坦克除两个机枪塔外形和装载的机枪与“维克斯”不同外，其他基本相同。而T-26 最初的生产型所装备的发动机均为苏联从维克斯公司购买的“阿姆斯特朗·西德尼”水平并列四缸气冷柴油发动机（80hp）。装载机枪采用两挺 7.62mm M1928 车载型DT机枪，坦克全重约八吨，最高时速约为 28.4 公里。该坦克的性能及生产因得到了苏军高层的喜爱，国防人民委员部于 1931 年 8 月 2 日制定的《坦克量产·装备计划》中，决定生产并装备四万辆左右的T-26 坦克。但该决策在经过苏联内部“大清洗”后对内容进行了修正，改为计划装备约三万辆较弱的坦克及装甲车辆。

T-26 轻型坦克的总体布置采用动力装置后置、传动装置前置的设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制造坦克采用的传统布置方式。动力装置则为T-26 系列坦克专门设计的风冷式四缸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 91 马力。变速箱为机械式，有五个前进档和一个倒档。悬挂装置则仿效英国“维克斯”MK.E轻坦克采用的台车式悬挂系统。双轨构造，左右各四对，每对承轨连接两个路轮，左右边各两对路轮装有弹簧结构的设计方式。最大速度为 30 公里/小时，最大行程 200 公里。早期车体采用铆接结构，主要部位的装甲厚度为 15mm。后期生产型则采用了焊接结构车体，使整车的防弹性能有所提高。尽管如此，T-26 轻型坦克的防护力仍然较弱。

自 1931 年至 1939 年间，苏联工程人员为将T-26 坦克进行广泛运用及强化武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1932 年型为了让T-26 用于扑灭敌军机枪巢，将右炮塔换装了一门PS-1 型 37mm坦克炮。从 1933 年型开始将原先的双炮塔设计摒弃，改为采用单炮塔设计，并换装一门 45mm 坦克炮，后为作区分，便将双炮塔型T-26 称为A型，单炮塔型称为B型。至 1939 年设计的T-26 C/S型（1939 年型）后，T-26 坦克未再推出新发展车型。其中，T-26B型为普通式单炮塔结构，安装一座跟当时苏联制造的BT-5型快速坦克与T-35 多炮塔重型坦克一样的通用型炮塔，装载一门M1932 型 45mm坦克炮，即T-26B/1933 年型。是T-26 系列轻型坦克中产量最多的一个型号，先后共生产了5500 辆。

T-26B/1933 年型定型之后，每年都有其不同的改进型号出现，小到武器搭配的增减及辅助设施（增加照明灯的数量、车载指挥电台及天线）的安装，大到更换车体的结合方法（早期为铆接，后期为焊接）及火炮防盾的制造方式（早期为铸造式，后期为焊接式）。中国政府购买的 82 辆T-26 均为单炮塔的B型车（早期普通型及加有指挥塔的防空型），大部分是苏联于 1936 年下旬到 1937 年生产的款式。与较早批次的单炮塔T-26 相比，主要特征包括：行走机构——全部负重轮均采用外覆橡胶轮缘的新式钢轮（而非与“维克斯”Mk.E相同的旧式实心全钢轮），托带轮的橡胶轮缘也改为可拆卸式更换更加便利，而诱导轮的结构也进行了适度的增强；车体——战斗室的侧装甲由铆接式改为焊接式，车首中央的车大灯加装了可开闭的装甲护罩；炮塔——顶部环绕TK-71 型坦克天线框，铸造式火炮防盾上装有一对夜战探照灯并在炮塔后舱门上加装后射机枪，车长舱门上加装一个凸出的圆形舱门和高射机枪架，炮塔顶部靠前位置设有两个潜望镜，而安装高射机枪的型号则只保留一个炮手潜望镜；动力系统——发动机的功率提升为 95 马力；其他方面安装一台 10-RK型无线电台（苏军采用的为TPU-3 型）。与当时日军新装备的“九五”式轻战车相比，除其机动性略显贫弱外，T-26的火力和车内外的通信设施可是日军“九五”坦克无法比拟的。另外T-26 轻型坦克是原苏联第一款大规模生产和装备的主力坦克，也是中国人装备使用的第一种苏制坦克。

（二）意大利“菲亚特”CV35（L3/35）超轻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通过总结战争经验，发现其战争中所使用的坦克虽然战力强大，但因车体笨重、速度缓慢，短途突破敌人的堑壕阵地尚可，但对于军队长途奔袭作战则略显捉襟见肘。于是一种能被部队快速运输，体积轻便的新式小型坦克的设计思想，便在西方各国广泛流行起来。轻型快速坦克（又称超轻型坦克tankette），于公元 20 世纪 20 年代诞生了。它们造价低廉、易于生产、机械简练、操纵方便，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兴趣。几乎当时每个略有经济实力的国家，都将这种坦克用于训练本国装甲兵和研究新战术。英国卡登·洛伊德公司（后与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合并）设计制造了多种超轻型坦克，并成功出口到世界上许多的国家，作为此种思潮的发起者。尔后，德国、法国、苏联、意大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日本等国都在其设计的基础上改造研发出了适合本国的同类型号。

1928 年，意大利军方首次提出了一种轻型快速坦克的需求，可以用来完成侦察和伴随步兵作战的任务。这种要求主要基于三点，一是，意大利坦克部队主要作战范围是在其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轻型的车辆更适于崎岖狭窄的山间地形行驶；二是，意大利军队的战术仍然停留于旧式的阵地战战术阶段，虽然有少数将领提出并有限地试验了机械化合成作战，但意大利陆军仍然是一支观念保守的传统军队。坦克只是被用来提供对步兵的支援和完成类似侦察之类的骑兵式任务，而最重要原因则是意大利的财政经济不景气。翌年（1929 年），意大利从英国维克斯公司购入了五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VI型超轻坦克。在经过试验和研究后，与英国人达成协议，在意大利仿制生产该型战车。安萨尔多公司使用菲亚特公司（Fiat）的发动机和变速器，生产了 25 辆，称为CV29（CV是“carro veloce”的简写，意思是“快速坦克”），1929 年投产。该坦克装备武器为一挺“拉维利”式M1914 型 6.5mm水冷重机枪。和其原型车一样，CV29 也是采用顶开式乘员舱门的两人坦克，战车全重仅有 1.7 吨，最高速度 40 公里/小时。此型坦克未正式列装，但凭借所获得的经验，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在 1931-1932 年，由意大利陆军进行试验通过后正式投产，命名为“菲亚特”CV-33 型超轻坦克。

1935 年，CV33 的最新改进型号研制完成，新车体的装甲采用易于生产的锥头螺栓进行连接固定，取代了CV33 原有的焊铆结合方式。并将改良的新型号称之为CV35 型。而该型车又被细分为早期的I型和之后生产的II型，两者主要区别在于：一、I型战斗室的侧装甲上仅有几个简单的观察孔，而II型则加装了用于增强防护的凸型护板；二、搭载武器方面，I型装备同轴并列式、两挺较短的“菲亚特”35型 8mm机枪， II型则装备两挺枪管较长并装有火帽的“布雷达”38 型机枪。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938 年，意大利陆军采用了新的分类命名法，以“L”为轻型坦克的代号，因此CV33 便被称为L3-33 或L3/33（3 表示其吨位大小），CV35 被称为L3-35 或L3/35。

1937 年春，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孔祥熙偕中华民国特使团陆军武官徐庭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访问。在中国驻德大使馆协助商务参赞谭怀远进行德制坦克和火炮订购的耿耀张，提出购买廉价的意大利坦克以加快装甲兵部队建设的提议，得到了孔祥熙和徐庭瑶等人的赞同。

耿耀张又名耿光翟，山西右玉人，原骑兵将领。是首位赴英学习坦克技术的中国人，耿耀张于 1934 年发表的《军用汽车学》后用作国民革命军防空学校和交辎学校的专用教材。

先前，耿将军已向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提议过，从意大利订购一批较廉价的“菲亚特”坦克，以迅速建立起有示范意义的装甲战车团，俞大维对此表示支持。之后于 1937 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从意大利订购了 94 辆CV35 超轻型坦克及其配套备件。同年底，总共有 54 辆CV35 运到中国，其余 40 辆于 1938 年 4 月相继运到，车型全为其CV35 的II型型号。但机枪部分配备的是CV35 的I型样式，车载武装采用的是两挺使用二十发弹夹供弹的“布雷达”7.92mm 30 型轻机枪与意大利同时使用的武器型号不同。这批CV35 超轻型坦克是以防空学校名义订购的，当时该校在越南（法属印支）海防港驻设有一个工作组，由留法工程师杨达三任组长，专门负责接收由欧洲运往中国的各种物资，并协调各方部门将其经由镇南关运回国内。之后，其中的坦克及其他相关装备物资便由陆军交辎学校进行接收。

但陆军交辎学校在对坦克进行拆解维修时发现，这些意大利的廉价CV35 仅是徒有其表，除外部迷彩油漆是新的外，车内机件竟然都是旧的。因此在教练时常会出现故障。曾在陆军机械化学校任研究员、战车工场主任、教官等职的杨植回忆：“该校一度曾有教练与演习用坦克 17 辆，其中有三辆CV35，七辆‘维克斯’和七辆T-26。其中，CV35 最容易发生故障，发动机机件及车身钢板的质量均不及苏制和英制坦克的质量。苏制坦克的发动机机件和车身钢板质量最佳”。

二 国民革命军陆军机械化第二〇〇师（装甲师）

（一）西方装甲师理论的构想

1926 年 10 月，英国《皇家炮兵》杂志发表了英军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约翰·富勒上校所编写的《论理想之机械化陆军》一文。富勒上校曾于一战康布雷战役中，成功指导了世界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装甲战。该文，综括了其历年关于坦克战术的言论，并首次提出了“重装甲师”之编制，但此划时代的名文在当时的英法等国并无实际反响。而富勒上校所拟定的理想英国陆军编制稿案中，认为英国在其国防预算可能范围以内，应编有此类装甲师。如此的话，在参加未来陆地作战之际，可立即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同年 11 月，时任英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的富勒上校，调任英军新编机械化试验部队担任司令，其所著的《机械化部队战术论》，则由理想的假设成了实际的建议。后来，由于他对机械化部队的地位和看法与上级存在差异，进而发生了冲突。于是，很快他便辞去职务，转入普通步兵部队担任少将旅长。

1933 年 12 月，富勒将军退役，随后将精力全部用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并编著了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本系统研究机械化部队作战的专著——《野战条令（三）讲义》（1943年美国再版书名为《装甲战》）。但该书依然没有引起英国陆军的重视。自此之后，英国参谋（本）部与富勒将军的理论就完全背驰了。

在富勒退役后的翌年（1934 年），法国圣西尔军官学校战争史教官夏尔·戴高乐上尉发表了其著作——《未来之陆军》，书中阐述了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提出法军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力及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够出奇制胜的装甲师理论，并对装甲师的编制进行了假设。但戴高乐上尉的设想，在当时以守势战略为主的法国来说，自然是不足以取信，仅仅得到了右派议员保罗·雷诺及菲利普·塞尔的认可和支持。

夏尔·戴高乐《未来之陆军》：

“重装甲一旅，装以中口径炮五百门，小口径炮四百门，机枪六百挺，以高速行进，堑壕、山炮、生篱、障碍，均不足以阻碍其进展，此种威力，果为如何？旅辖两团，重坦克与中坦克各一团。另以快速坦克及装甲车组为搜索营，并改善其观测与联络之手段，此种重装甲旅，既是全师之主力。摩托化步兵一旅，附炮四十门，战车防御炮（反坦克炮）四十门，轻重机枪六百挺，编为二团一营，担任占领、肃清并巩固装甲部队已经攻克之地区。唯在坦克火力与步兵火力之外，所有攻击准备、直接支援、远程射击以及对炮兵战等各项任务，对炮兵之要求，也较繁剧，所有应该有炮兵一旅，辖轻重野（榴）炮各一团，另配防空炮队，能够于十五分钟内发射一百吨之弹药，控制十公里以上的纵深。此种炮兵部队，应急成为全师之骨干。以重装甲旅、步兵旅、炮兵旅为相互完成之三种主要因素，另配以工兵、通信兵各一营，以及相当之后方勤务部队，并利用飞机以为全师之耳目，或协同地上部队从事突击，或以之延伸炮兵之射程，则装甲师全师战斗力如何，并不难想象。法军倘若能经常维持此种全部摩托化、履带化之装甲师六个，就算有强大的邻国，又有何惧？”

虽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法等协约国的军事思想界如富勒、戴高乐等少部分人对装甲部队的运用概念已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但在当时始终都未能获得本国军队高层的认可。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却应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在没有自由建立装甲部队的情况下，却不遗余力地接受了英法军事思想界的成果。其中德国魏玛防卫军慕尼黑第 7 机械化运输营的实习军官海因茨·古德里安中尉，系统地研究了如富勒、戴高乐、李德哈特等在装甲战上具有前瞻性的军事思想家著作。他认为，在各兵种的组织中，坦克应居于主要地位。把坦克编在步兵师里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这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装甲师。一切支援部队都应确保坦克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最强战斗力，并确信装甲兵未来的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主体，进而组成装甲军。

至 1929 年，德国国防部机械动力（摩托化运输兵）总监部成立了未来建立德国装甲师的过渡单位，由使用摩托化运输的兵种武器组成连级单位，混编成为“机械动力营”（第 3 摩托营），并由古德里安担任该营营长。后来，国民政府于 1937 年组建的陆军装甲兵团，就是以这个机械动力营的编制为蓝本。1933 年，阿道夫·希特勒担任了德国国务总理后，撕毁《凡尔赛条约》，重整德国军备。并在库莫尔斯多夫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由兵工署主持的《近代兵器发展表演会》，并大肆赞赏了古德里安所展示的机械化部队最新发展。终于在 1935 年 10 月 15 日，德国成立了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三个装甲师，即德国国防军第 1 装甲师（师长马克西米利安·魏克斯）、第 2 装甲师（师长海因茨·古德里安）、第 3 装甲师（师长费思曼），幸运地将此理论化为现实。

海因茨·古德里安《1935 年 10 月 15 日德国装甲师编制表》：

“第一装甲师”（例）

第一装甲旅（辖两个坦克团，每个团辖两营，每营四个轻坦克连，每连包括 1 个指挥排和 3 个坦克排，每排装备 1 辆二号坦克和 4 辆一号坦克）装备 32 辆一号及二号坦克

第一摩托化步兵旅（辖一个步兵团，每团两营，每营辖一个摩托车连，两个摩托化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混合连；另有一个摩托车营，每营三个摩托车连及一个混合连）

第 37 战防炮连（辖三个战防炮连）

第四装甲搜索营（辖两个装甲车连，一个机车连，一个混合连）

第 73 炮兵团（辖两个炮兵营，每营三个轻野炮连，每连装备 4 门 105mm轻野炮）

第 37 通信营（辖一个电信连及一个无线电连，另有战车旅及步兵旅旅部各配属的通信兵一个排）

轻工兵连（每一个混合连包括工兵，战防炮，步兵炮等排）

（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〇〇师（装甲师）的编成

1937 年 6 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电令翁文灏向德国克虏伯工厂方面加订的 120 辆一号坦克及150mm重型榴弹炮的同时，也从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处，获知了德国方面已成立装甲师的讯息，并对成立装甲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向军政部提出研究组建装甲师或装甲旅，并计划在税警总团的基础上进行扩编。随后何应钦在与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等人商议后认为，中国欲筹建装甲师或旅所需的经费款项过大，中央陆军还没有建立装甲旅或师的实力，而目前还是先充实陆军装甲兵团为主，等待基础建设完成后再考虑进行扩编。何应钦向蒋介石呈报了一份循序渐进组建装甲兵师及培养装甲兵人才的具体计划，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未来组建装甲师时的编制大纲。

装甲师下辖一个步兵旅、一个战车旅，师部直属搜索营、炮兵团、战防炮营、通信兵营、工兵营、辎重兵营、警备连等。其中战车旅下辖两个战车团，战车团下辖两个战车营，战车营所配属的战车连每连配有三个轻战车排（5 辆）、一个中战车排（7 辆）。搜索营辖战车防御炮排、工兵排、迫击炮车连、机踏车（摩托车）连以及装甲汽车连。于是，国军以德国早期装甲师雏形的过渡单位“机械动力营”（第 3 摩托营）为模板，结合国军现状先行成立了陆军装甲兵团，为未来扩编为装甲师做准备。后因中日战争的全部爆发以及扩编工作尚未充分完成等原因，组建装甲师的计划未能于 1937 年实现。

何应钦《拟具装甲师建议意见书》：

一、关于装甲兵师建设程序之意见：

窃以机械化部队之建设，除需巨大财力之外，尚需大量之人才。就我国现今之财力及国力两者而言，关于建设经费之筹措即感困难，而对于大量人才之培育又为不易；故此时欲成立强大之机械化部队，恐非事实上之可能。兹为求逐渐筹措经费，逐渐培养人才起见，曾先以原有之战车营、战车炮营、机踏车连，及将次成立之装甲车队等编成装甲兵团一团，并拟予以器材上之充分之补充，切实整理，限期完成各部教育（明年七月一日以前），俟基础巩固后，再将其扩充成旅，由旅而师，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二、关于陆军机械化着眼点之意见：

窃以普通部队在武器充实，人员训练完毕后即可出动；而机械部队不然。盖机械化部队除上述两者外，尚有车辆之补充，车辆之修理，燃料之供应以及道路之建筑等问题在焉。故在此陆军机械化创办伊始之时，为求进行无阻起见，应同时拟具下列各项之着眼点。

甲、关于汽车之制造及修理者：

1.奖励汽车之制造。

2.促进汽车修理厂之成立。

乙、关于燃料之供应者：

1.进行油矿之开采。

2.实行燃料之研究。

3.人造燃料之研究。

丙、关于道路及桥梁之建筑者：

1.道路之宽幅须以陆军车辆之大小为准2.桥梁之载重抗力须以陆军军车之重量为准。

下略……

蒋方震《机动兵团之组织》：

过去互长久时日之阵地战已不能重见于今日。而东亚地域辽阔，尤无阵地战发生之可能。大机动性部队在运动战中因自转车、装甲汽车及各种战车之发动而益增高其价值。我国西北高原漠南四省及冀鲁平原，地势辽阔，运动容易，乘马兵、脚踏车队、机踏车队、汽车化及装甲化部队，到处可自由运动，需要此种大机动性部队较任何国家为尤急。我国过去内战多南方山地及水田地带，故不感觉机动部队之需要。他方面此种人才奇缺，致形成目前极端落后之现象，实宜及时矫正者也。

现代大机动性部队须具备极大之火力，运动力及冲力，已非单纯之乘马兵所能胜任，故多由乘马兵及机械化部队（更分之为摩托化及装甲化部队）混合编组而成。视地形、道路网、国家工业力之大小、其机械化程度各国不同。德法两国已将一部分骑兵完全机械化名曰装甲师，我国汽油工业尚未发达，人财两缺，故宜以乘马兵力为基干，附以相当之机械化部队，以增加其运动力、火力及冲力。

大机动性部队组成之要素：

1.为远距离搜索部队，以最大速力进去，于前方任道路网之搜索，并封锁之，以防止敌轻便部队及装甲汽车之急袭。通常用机踏车队及远距离搜索装甲汽车任之。

2.为近距离搜索部队，任局地绵密之搜索，以掩护后方主力之行动。同常以乘马兵及轻快战车担任之。

3.为大火力部队，为机动兵之主干，负责战场上攻防之主要任务，普通由乘马及摩托化步兵及炮兵组成。

4.为冲击部队，用以掩护并支援步骑兵之攻击，用轻战车及中型战车组织而成。

唯上述各种部队各有其特长，亦有其不可弥补之缺陷。务须协同使用，使运动力火力冲击力三者密切联系，方可发扬最高之威力。我国大机动部队之组织，宜以旅为单位，务使指挥灵便，运动轻捷，威力强大，成立须经费较少。主要部队宜由乘马兵两团，轻快步兵一团、装甲部队一营、炮兵一营及师辎重队、通信队、工兵连、卫生连、修理所等后方勤务部队组建而成……名之曰机动兵旅。唯其独立战斗能力稍嫌缺乏韧性，如需负独当一面之任务，则须有两个以上，最好由三个机动兵旅集团使用，成立一机动兵军团，兼以一部分侦察及观测飞机、炮兵、战车及普通汽车装载之步兵直接附属于军团内，则不难横扫千里充分发扬现代机动兵种之威力！

1938 年 1 月，国民政府购买的苏联T-26轻坦克（当时俗称为“俄式中型炮战车”）、意大利“菲亚特”CV35 特超轻坦克（当时俗称为“意式飞雅特小战车”）、美国“福特”卡车、德国“奔驰”柴油运输车、美国“哈雷”摩托车等装备陆续抵达云南昆明，其中T-26 坦克首批 50 辆先行与首批 54 辆“菲亚特”CV35 坦克运至湘潭，由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等人进行接收。同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正式命令以陆军交辎学校部分单位、人员及原陆军装甲兵团为基础合编为“陆军机械化第二〇〇师”，隶属于军政部。至此，中国成立了继 1935 年德国建立的三个装甲师后，世界上第四个装甲师部队。徐庭瑶在主持第 200 师成立大会上说： “200 师的成立， 是中国机械化部队由小到大的重要里程碑。 现在国难当头，国家花费大量外汇，购进这 样多的现代化装备，大家一定要爱护使用， 努力钻研技术，学好本领，平时练好兵，战 时发挥现代化装备之效用，多多歼灭日军， 为机械化部队创造声誉，创造更美好的发展 前程”。

而跟随苏联援华装备而来的首批苏联军事顾问，经阿拉木图乘坐TB-3 重型轰炸机到达中国，其中包括作为坦克兵顾问组长的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别洛夫少校，中文化名为高尚夫。当时负责翻译与协调工作的总翻译官为李修业。随后不久，相关顾问教员全部陆续抵华，立即展开了对第 200 师全部人员的训练工作，按兵种不同采取分班式授课，使该师迅速形成战斗力。为提高部队官兵的专业技能，第 200 师于 3 至 10 月在第1149 团的驻地，湘潭云桥湖开办了T-26 坦克的苏式战车训练班，技战术课程起初全是由苏联顾问负责教学，除坦克兵顾问组组长别洛夫外，坦克兵高级顾问还包括切斯诺科夫少校，其主要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是切斯诺科夫少校率苏联专家格罗博夫斯基、布拉托夫、齐甘科夫、加利钦、米哈伊洛夫等人进行负责的，另外还有 15-20 名苏联援华志愿教官归其调遣协助教学，对由第 200 师军官组成的坦克部队学员进行严格的强化训练，并对坦克及其技术装备等使用方法进行指导，使全部中方人员能够很快地将知识掌握并加以运用。

在技术方面，200 师的官兵们特别重视在各种地形条件下的越障驾驶，坦克枪炮性能、使用、故障排除、通信、维修拆卸和组装等方面的训练。在理论方面，中方发现苏联顾问带来的《机械化骑兵操典》实际上就是法军机械化骑兵操典的俄译本，曾留学于法国圣麦桑步兵学校和法国战车兵学校的郭彦早就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已由此前一同留法的军训部骑兵监督员蔡仁清审查后出版了。

（三）陆军第二〇〇师之编制

在第 200 师师长的人选任命上，原装甲兵团长杜聿明虽然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但因尚未受到蒋介石重用。所以，先由陆军交辎学校教育长徐庭瑶出任师长，而杜聿明只暂任副师长之职，可全师工作实际上是由杜聿明主持的。随后，当杜聿明已经完全掌握了全师工作之时，徐庭瑶便主动请辞，由杜聿明正式接任了师长之职。

200 师（本）部设于湘潭河东板塘铺附近的膏盐矿同业工会（后迁驻伍家花园）。此外，杜聿明还兼任湘潭警备司令，并在 2月l日的就职会上，进行了有关整饬市容、厉行新生活运动、严惩下属不法、整饬纪纲的演讲。第 200 师在湘潭驻防期间，保持了较好的军民关系。另外，邱清泉少将为第 200师副师长，彭璧玉少将为师参谋长，同年 3月彭璧玉调任军政部后，由廖耀湘接任师参谋长。师司令部辖设七个处及一个购料委员会（在香港等地负责采购有关物资的）等后勤单位；师直属勤务支援部队辖五个勤务营、一个修配工厂等保障单位；师作战部队及作战支援部队辖两个战车团、一个机械化步兵团、一个战防炮团、一个装甲搜索营、一个步兵炮营、一个通信营等作战单位。后于同年 7 月，第 200 师补充营和准备营奉命合编为技术补充团（下辖三个营及特务排），由原准备营营长担任上校团长之职。

1.第1149团（战车团）与第1150团（战车团）

第 1149 团（战车团）由原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与补充营为基础扩编而成，团长为原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营长胡献群上校，副团长为蔡庆华，团驻地位于湖南湘潭七里铺。该团辖三个战车营（第 1 营营长董嘉瑞中校、第 2 营营长马徹中校、第 3 营营长沈式琦中校）、特务连、卫生队以及修理工厂（主任周维新）。该团第 1 营、第 2 营均辖四个建制连，第 1 营的第 1、第 2、第 3 连为战车连，第 4 连为补给连（汽车连）。另有战车营直属单位：迫击炮连一个、特务排一个、摩托侦察排一个、修理所一个和医务所一个。

作为主力战斗部队的战车连，配备五辆意大利“菲亚特”CV35 超轻型坦克和七辆T-26或“维克斯”MK.E（不与T-26 混编）。该团第 1 营的坦克型号和配置具体为：第 1 连连部有“维克斯”E和CV35 各一辆，第 1 排和第 2 排各有三辆“维克斯”MK.E，第 3 排有五辆CV35；第 2 连情况与第 1 连相同；第3 连装备T-26 和CV35，配置数量与第 1、第2 连相同。第 2 营完全装备T-26 和CV35，配置数量同第 1 营。连、排长的T-26 配置无线电报收发机，其他T-26 仅有接收机；各车都装有无线电话设备，车与车之间可相互通话。另各营直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摩托侦察排及一个修理所、一个医务所。第 3 营辖四个连，包括两个运输连、一个工兵连、一个通信连、一个修理所和一个医务所。第1150 团（战车团）同样是以原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与补充营为基础扩编而成的，团长为原陆军装甲兵团准备营营长韩增栋上校，副团长为郭彦，原驻地位于湖北武汉，武汉会战后迁移至湖南湘潭七里铺。该团辖三个战车营（第 1 营营长刘介辉中校、第 2 营营长郭彦中校、第 3 营营长叶敬中校）。其次，该团编制内除没设医务所外，其他编制和装备均与 1149 团相同。

其中第 200 师配备的两个战车团的编制结构与德军 1935 年初建时的装甲师形制基本相同，但中国军队第 200 师战车团每个战车连的坦克满编配备数量仅 12 辆，而德军装甲师坦克连则配备 22 辆（满编时为 32辆）。中国 200 师的这两个战车团编制上共计有装备火炮的轻型坦克（包括 T-26 及“维克斯”MK.E坦克）84 辆和仅装备机枪的超轻型坦克（CV35 超轻坦克） 60 辆。作为最新式的主力坦克的 T-26 在火力和防护上略强于同期德军的Ⅲ号坦克早期型，但作为辅助坦克的 CV35 在总体性能上，要弱于同期德军装备的 I 号坦克，并且中国也因中德军贸断绝，未能购买并配备如德国 IV 号坦克一样担任火力支援的中型坦克。因此，第200 师总体战力因现实所限，仅与同期德军的一个满编装甲团规模相等。此外，第 200师战车团装备的 CV35 超轻坦克因缺乏无线电装置，无法进行有效的坦克通信联络，导致装甲部队不能完成高效的协同指挥作战。被称为“德国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认为：“装甲机枪车的作用仅仅体现于在重型坦克打哑敌方绝大多数防御炮火后，配合清扫步兵战斗地域”。另外，根据同时期苏军坦克的战术配置，其主要以 T-26 进行近距离步兵支援，配备的是被仿制“卡登·洛伊德超轻坦克”的苏制T-27 超轻型坦克，古德里安则认为这种坦克组合搭配方式的战斗力实在孱弱，难以突破较坚固的据点，更难歼灭敌军炮兵和反坦克防御力量。即便如此，对于此艰难时期的中国军队来说，这样的装甲力量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是达到了其自身的最高上限。

2.第 1152 团（机械化步兵团）

第 1152 团为机械化步兵团，由原陆军装甲兵团准备营扩编而成，驻于湖南湘潭。团长由原陆军装甲兵团补充营营长高吉人担任。该团在建立后得到了军政部增拨的各种运输车辆，以充实该团的装备。另外，杜聿明在1937 年初，筹组陆军装甲兵团时，便在外购军用车辆以外，派遣军政部军事交通机械修造厂的技术员童崇基等人，前往上海觅购大量老旧堪用的汽车、卡车及摩托车等，使其装甲兵团及之后的第 200 师装备的车辆成为“万国牌”。

该团下辖四个营（第 1 营营长谢蔚云、第 2 营营长戴戎光、第 3 营营长林栖、第 4营营长林乘熙）及修理工厂。第 1、第 2、第3 营为步兵营，均辖四个连，其中三个连为步兵连，另一个连为机枪连。第 4 营则为运输营，下辖三个连，每连约有载重卡车 40 辆。

3.炮兵第 52 团（战车防御炮团）

炮兵第 52 团为战车防御炮团，由原陆军装甲兵团战车防御炮教导队改编而成，驻地位于湖南湘潭易家湾，团长为原陆军装甲兵团战防炮教导队队长冯尔骏上校担任。该团下辖三个营（第 1 营营长刘俊生、第 2 营营长郑平、第 3 营营长熊笑三）及特务排。每营各辖四个战防炮连，每连辖三个战防炮排及一个补给排，每个炮排配有德国“莱茵金属”PAK 37mm战防炮两门及牵引车两辆。补给排配有载重车两辆，作全连弹药给养车用。另每连各装备三轮摩托车一辆，作为连指挥车及通讯联络车使用。

由于当时独立炮兵团部队不多，为了保密起见。就以番号的数目来代表火炮种类的分类。如炮兵第 51 团（装备“麦德森”20mm平射机关炮）、第 52 团（装备“莱茵金属”37mm战防炮）、第 53 团、第 54 团、第 55 团和第 56 团（53 团-56 团均装备苏制战防炮）等都是战车防御炮团，40 以上的番号则为高射炮团，如炮兵第 41 团、第 42 团、第 43团等都是高射炮。而 40 以下的番号均为野炮或重炮团。

第 200 师虽然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但最初仍由陆军交辎学校担任相关人员的训练工作。并且蒋介石对该师相当重视，命何应钦给装甲师（第 200 师）各部门聘用原英国（如维克斯公司的技师威尔斯、道逊、柯莱等）、德国（如皮尔纳、包硕特等）军事顾问进行教练，并赋予军事顾问管理行政的权利，包括自师长以下各级官员均须服从顾问的指挥训练工作。另外，蒋介石电示何应钦，苏联装甲武器（苏制T-26 型坦克）在湖北孝感或河南洛阳进行训练，而原先的英国装甲武器（英制“维克斯”坦克）则在湖南湘潭进行训练。之后，德国战车顾问皮尔纳等人在希特勒的强令下陆续返回德国 。苏联和意大利战车顾问适时的到达了中国，担负起新式装甲车辆的训练。第 200 师的新兵（装甲兵）于湘潭入伍后，被分发到各团（战车团）营连排接受训练，装甲兵的入伍受训科目是为期三个月的战车驾驶与射击的基本训练，随后进行分科教育。

在训练过程中，杜聿明将重点放在装甲兵上，其次才是步、炮、工等兵种。装甲兵部队的训练，首先从驾驶技术和射击技术开始，之后再进行战场抢修及战车战术的深入演练。并每天前往七里铺营地进行督导。由于杜聿明本身并非装甲兵科出身，为了掌握技术，便穿着作业服与官兵一起进行驾驶和修理的学习，并钻到车下维修底盘，期间把新发现的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如战车和步兵联合战斗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之间的配合、战车射击和伪装、战车与炮兵协同等问题。逐渐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其治学、练兵、同部属甘苦与共，以及敢于负责的精神，使得第 200 师全师官兵大为感动。因而，全师士气焕发，形成了部队的练兵高潮，官兵们很快掌握了装备并能娴熟运用。由于第 200 师一部分装备原是苏联提供的。所以，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很关心第 200 师的训练情况，专程从重庆到湘潭视察。他们对于该师的勤奋训练，能够很快掌握运用其武器，深为满意，认为在中国军队中这是十分罕见的。重庆统帅部参谋次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也由重庆亲莅该师校阅。

4.第 200 师搜索营配备的装甲车辆

（1）“豪须”Sd.Kfz221 型装甲车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取消帝制，改由民选的魏玛政府执政（Weimar Republic, 1919-1933）。这段时期的德国军事装备发展可称为其史上最惨淡的一段时期，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战后的德国禁止拥有军用飞机、坦克战车、重型火炮等进攻性武器。整个陆军只保留十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仅有 700 余挺重机枪作为支援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当年的死对头法国，就连东边的波兰都无法与之抗衡。所以，机动防御就成为当时德国军队唯一的可行办法。于是，德国就以维护国内治安的名义，为其警察部队装备了四十多辆由戴姆勒公司制造，以DZVR卡车底盘改装的配有两挺机枪的Sd.Kfz3 又称MTW（Mannschaftstransportwagen，人员输送车，乘员 6 人）警用轮式装甲车。1920 年 12 月，又为其德国国防军装备了 105辆。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德国开始秘密发展其装甲武装。1932 年，德国研制出Sd.Kfz13型与Sd.Kfz14 型四轮装甲车，广泛装备部队，用于其装甲部队的训练。1934 年，随着德国的“克虏伯”I号轻型坦克大量装备部队。其轮式装甲车辆也作为辅助坦克部队进行作战的协同武器得到了大力发展。担任其装甲部队的警戒、搜索、侦察及通讯联络等任务。此后，德国不断开发出新型的重型轮式装甲车辆。除四轮装甲车外，还开发出 6x6，8x8等多款轮式装甲车，并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其陆战武器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Sd.Kfz221 装甲侦察车又称“豪须”（或霍斯）式 221 型装甲车。是德国人于 1934 年设计的一款采用四轮独立悬挂、液压制动器和新型冷却系统的全地形四轮越野装甲车，初期装备一挺MG13/34 型 7.92mm轻机枪，后期为了适应战场需求，换装了一门 28mm反坦克炮（sPZB41）。另还有一种是除原有MG34 轻机枪外，为加强火力，又加配的一支PzB39 型反战车步枪。Sd.Kfz221 在防护上，比之前的四轮装甲车有更好的避弹外形，车体前方装甲使用 14.5mm硬化装甲板，车体两侧为 8mm装甲。Sd.Kfz221 采用可旋转敞开式机枪炮塔，炮塔正面装甲厚 8mm，其战斗全重 4 吨。动力采用德国豪须（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原四个合组公司其中的一个）公司生产的 3.5 升V8 汽油发动机引擎，最大马力为 75匹，时速可达 80 公里/小时，最大行程 320公里。乘员两名。是一款设计相当成功的四轮装甲战斗车辆，同时为其后续型号的发展与自身的改造留有相当大的空间。自 1935 年开始投产到 1940 年 5 月停产为止，共制造了221 型共 339 辆。并发展出Sd.Kfz222 型装甲火力支援车与Sd.Kfz223 型装甲通讯侦察车在内的多个后续型号，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四轮装甲车族，在世界轮式装甲车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

1936 年 2 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成了以顾振为团长的赴德访问代表团，通过前任德国驻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将军的引荐，会见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军政高层，磋商了中德之间的经济贸易事宜，并确定了以易货为主体的主要贸易形式，而且还商讨了具体的交易规则。于是，德国政府开始向中国方面贷款一亿马克用以进行易货贸易，同时签订了相关贷款协定。并于同年 4 月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及第二批对华军火出口订单。当时的订单中编号为“10020”的项目是I号A型轻型坦克；编号为“10030”的项目是“豪须”Sd.Kfz221/222/223 四轮装甲车，其数量一共 15 辆，分别为 221 型 12 辆，222型 2 辆，223 型 1 辆。国民政府购买的德制“豪须”Sd.Kfz221 型四轮装甲侦察车均为该型装甲车的前期生产型，质量和成本远不及其本国使用的同级型号。与德军广泛使用的“豪须”221 型主要区别是：一、均采用简易单层钢板制造的乘员观察舱门；二、没有在机枪炮塔侧面安装可开启式观察舱门，只以一条观察口代替；三、轮胎使用的是德国轮式车辆的早期标准轮胎，同批次的德军配备的 221型已基本不使用这种型号的轮胎了；四、武器方面德方提供的是最早型号中配备的MG13型 7.92mm轻机枪，而不是其德国军队使用的MG34 型通用机枪。

（2）“豪须”Sd.Kfz222 型装甲车

“豪须”Sd.Kfz222 型四轮装甲车是“豪须”Sd.Kfz221 型四轮装甲侦察车的一款改进型号，主要用于配合坦克部队和步兵的快速火力支援任务。主要武器换装成 20mm战车机关炮（初期的A型采用KwK30 型，后期的B型采用KwK38 型），辅助武器为MG13或MG34 型 7.92mm轻机枪一挺。并装备了一台用于短距离联络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为此扩大了战斗室空间，车内乘员增至 3 名。1936-1939 年生产的为Sd.Kfz222 型的A型车，1940-1943 年生产的为Sd.Kfz222 型的B型车。A型与B型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其装甲和动力系统方面，其A型车的装甲防护与动力系统跟Sd.Kfz221 型基本相同；波兰战役之后所生产的B型车将其正面装甲厚度提高到 30mm，又将其原有的 3.5 升发动机更换成3.8 升，使其之前的 75 马力提高到 90 马力。自 1936 年投产直到其完全停产，“豪须”Sd.Kfz222 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总共生产了989 辆，被德国军队广泛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国民政府于 1936 年订购了两辆“豪须”Sd.Kfz222 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配备给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搜索营 3 连与其 221 型搭配使用。国民政府向德国进口的“豪须”Sd.Kfz222 型装甲车与德军使用的同款型号略有不同。第一，是在外形方面的区别，中国进口的 222 型，其车体战斗室顶部装甲结构未做加高，与其车体顶部装甲持平，可能是基于亚洲人身材没有德国军人高大的原因；第二，车体驾驶室的所有观察用舱门均采用单层钢板制成，未做加强保护处理；第三，炮塔装甲四周也没有使用任何可开启式舱门，只在左右两侧各预留一条狭窄的缝隙作观察窗使用；第四，另外一个最为不同的地方出现在其车载武器的放置位置上，中国进口的这些型号均将原来放置在 20mm机关炮左侧的车载机枪，换到了右侧，使其所有武器系统均为车长一人控制，原来在左侧的机枪射手及供弹手则简化工作，改成只负责为车载机关炮更换弹药的供弹手，并取消了炮塔左侧的机枪射孔。第五，在武器方面，中国军队当时使用的是其 222 型采用的最早型号所配备的KwK30 型 20mm机关炮和MG13 型 7.92mm轻机枪，和当时德军已换装的KwK38 型 20mm机关炮和MG34 型 7.92mm通用机枪相比，这些武器就略显过时了。

（3）“豪须”Sd.Kfz223 型通讯装甲车

“豪须”Sd.Kfz223 型通讯装甲车是基于“豪须”Sd.Kfz221 型装甲侦察车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款通讯指挥型号，其主要担负的任务是装甲侦察部队的通讯指挥工作，与Sd.Kfz222 型装甲车一样分为A型与B型，其改进的方面与 222 型的两种改进方式相同。为方便长途侦察，拆除了 222 型的 20mm机炮，安装了小型开放式炮塔，上部装设了可伸缩折叠的天线网罩。Sd.Kfz223 内部还在配备短距通讯的Fusprgera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台Fu10SE30 型远距离大功率电台（后期改为Fusprgerf型与Fu12SE80 型的搭配方式）用于部队的指挥联络。车上配备一挺MG34 型 7.92mm通用机枪作为自卫武器。“豪须”Sd.Kfz223 型四轮装甲通讯车于 1935年开始生产，到 1944 年 1 月停产，总共生产550 辆。1936 年，国民政府从德国订购了一辆“豪须”Sd.Kfz223 型通讯装甲车。主要用于陆军装甲兵团搜索营第 3 连的战场指挥联络工作。中国购买者与德军使用的同款型号大体相似，只有驾驶室的观察舱门有所不同，都是单层钢板制成，未加强化保护处理。车载武器也是采用早期的MG13 型通用机枪。

（四）西班牙内战——中国新旧坦克性能间的“角斗场”

1922 年西摩战争（又称里夫战争）时期，由西班牙陆军购买的十二辆法国“雷诺”FT–17 型坦克（包括 11 辆“哈乞开斯”机枪型及 1 辆TSF通信指挥型）及六辆“施耐德”CA1 坦克于同年 1 月运抵西班牙。随后，西班牙陆军将该批“雷诺”坦克编为西班牙陆军的第一个坦克连，连长由陆军上尉何塞·德·阿尔瓦罗担任，该坦克连下辖两个坦克排，每排五辆“雷诺”坦克（编号：INFANTERIA NO.2-11），连部一辆“雷诺”TSF指挥型坦克（编号：INFANTERIA NO.1）。此外，另编有一个勤务单位，装备十二辆“雷诺”坦克运输车、两辆“西班牙人·瑞士人”坦克修理车及一辆运输物资补给的“福特”轻型卡车。全连军官、士官，包括一名上尉、两名中尉、一名上士和八名中士，分别担任“雷诺”坦克的车长，另外四十名士兵中十一人担任“雷诺”坦克驾驶手、二十名担任卡车司机及九名担任勤务人员。

同年（1922 年）3 月 17 日，西班牙陆军将这支仅仅训练两个月的“雷诺”坦克连，配备给贝伦圭尔·福斯特将军的主力部队，投入到对摩洛哥北部里夫地区的贝尼·赛德部落的作战中。当时担任西班牙外籍军团第1 营营长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曾说道： “装 甲车和坦克都非常适合这场战争。如果时间 证明我是对的，我们应该可以亲眼看见。” 但在 3 月 18 日的战斗中，西班牙陆军坦克连第一次行动的结果却是很令人失望的。虽然坦克是先进的，而且冲在最前头。但西班牙外籍军团步兵被坦克较快的速度远远抛在后面，这个机会被里夫军给抓住了。他们将坦克连和西班牙外籍军团的步兵从中截断，对与步兵失去联络的“雷诺”坦克连展开猛烈的围攻。里夫部落民军战士在面对这些未曾见过的钢铁怪兽时，首先向其迅猛地投掷石块，在进行一番无用的战斗后，一些勇猛的部落民军战士攀爬上“雷诺”坦克，并用弯刀对炮塔上的观察孔乱刺，刺伤了车内驾驶手的脸部。这时“雷诺”坦克的车载“哈乞开斯”机枪由于弹药质量问题，不断发生卡壳和哑火等情况，西班牙军“雷诺”坦克连无奈之下只得突出重围，寻求步兵支援。在撤退途中，坦克连又遭到里夫部落民军的集火射击，一辆炮塔损坏被卡住无法转动，两辆因机械故障抛锚，由于缺乏后勤维修装备，这两辆抛锚的“雷诺”坦克被西班牙装甲兵丢弃在战场上，最终被里夫军缴获后用炸药彻底摧毁。

西班牙军首次坦克作战有几个明显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坦克并非无敌的圣器。即使是对付使用轻武装的作战人员，坦克也不能独立坚守阵地，必须有协同步兵的支持保护。而作为早期的坦克，坦克机械的可靠性、作战战术与当时各国一样都存在不成熟的问题。此后，西班牙陆军的“雷诺”坦克连参加了 1925 年 9 月胡塞马岛湾的两栖登陆作战，但在登陆过程中，输送“雷诺”坦克的登陆艇撞上了暗沙搁浅，直达第二天坦克连才在左翼滩头阵地登陆成功。虽然“雷诺”坦克在里夫战争中的使用，并没有吸引到外界人士的注意，但对外籍军团中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们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于是，在战争结束后，“雷诺”和“施耐德”坦克随外籍军团回到西班牙，激发了西班牙制造坦克的兴趣。

1926 年，西班牙陆军上尉路易兹·托莱多以法国“雷诺”FT坦克为蓝本，在经过数次试验后研发出了西班牙的第一种坦克——“特鲁维亚”坦克，坦克武装为一门“阿雷诺拉”40mm火炮及两挺“哈乞开斯”机枪。西班牙陆军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向意大利购买了一辆“菲亚特”3000 型坦克回来进行研究，1931 年“特鲁维亚”坦克在经过数度改良后，最终定制为“特鲁维亚A4”型坦克，前后共生产了四辆。1934 年，西班牙军为镇压阿斯图利亚斯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起义，路易兹·托莱多上尉又在拖拉机底盘的基础上，加装钢板结构及火炮机枪，将其改装为简易坦克，并命名为“兰德萨特”坦克，但总共只生产了两辆。由于西班牙陆军坦克自产能力不足，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利用大量卡车加装非装甲钢或铁板，装载上小型武器而改造成简易的装甲汽车，也就是“毕尔巴鄂”装甲汽车，用以配备准军事警察部队。另外，在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前，西班牙又从法国购买了五辆装载“施耐德”75mm榴弹炮的“雷诺”FT 75BS自行榴弹炮。

1936 年 7 月 18 日，驻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约 12 万人）以及摩洛哥人组成的“外籍军团”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等将领的策动下发动叛乱。至此，西班牙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领导的共和国政府军与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等组织爆发大规模战争，史称“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国民军指挥官弗朗哥在西班牙内战全面爆发后，派特使向德国和意大利两国请求军援。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在决定介入后，于同年 8 月率先派出第一批一个排的（五辆）“菲亚特”CV35 超轻坦克（与中国军队使用的型号相同）及意大利军装甲兵至西班牙国民军控制下的西班牙北部。最初，意大利政府禁止意军装甲兵直接参加作战，只对国民军进行坦克的培训，尔后该排“菲亚特”超轻坦克在国民军装甲兵的操作下参加了占领圣塞巴斯蒂尔的战斗。9 月 29 日，装备十辆“菲亚特”超轻坦克及三辆“菲亚特”火焰喷射坦克的意大利军坦克连也已到达，指挥官为奥雷斯特·福尔图纳。随即该坦克连自愿加入国民军步兵团参加作战，于 10 月 21 日首次参加了在马德里附近纳瓦尔卡内罗镇的作战，该坦克连的突然出现让共和军顿时陷入慌乱，继而溃败。此战后该连队被西班牙国民军方面称之为“纳瓦尔卡内罗的火炮兵”。

另一方面，鉴于德意两国不断向弗朗哥国民军提供军事援助，苏联斯大林也于同年向西班牙共和军方面提供大量军援，首先派遣了一支由五十一名“志愿军”苏联坦克顾问、五十辆苏制T-26 轻坦克（与中国军队使用的型号相同）及一些BA-3 轮式装甲车（当时的中国军队也有使用），10 月 12 日到达西班牙，并在阿尔切纳建立了坦克训练中心，专门训练西班牙共和军，操作苏制坦克及技战术，培训计划最初由谢苗·克里沃森准将制定。至 10 月下旬，在马德里的共和军陷入苦战，形势危急下，苏联莫斯科方面授权克里沃森抽调阿尔切纳的教练人员组成一些临时战斗编队。至少编成了三个战斗小队出动增援马德里前线。其中包括一个由A.诺瓦克上校指挥的第 1 特别坦克连，装备六辆BA-3装甲车和七辆T-26/1933 年型坦克；一个装备三辆“特鲁维亚”A型坦克的西班牙坦克排，由比亚堪萨斯少校指挥；一个由保罗·阿尔曼少校指挥的装甲加强连。前两个临时装甲小队随后参加了 10 月 27 日晚间的作战，但影响不大。

10 月 29 日晨，以阿尔曼少校的加强连一部分扩编而成，装备十五辆坦克的共和国军第 1 坦克营，奉命前往支援李斯特旅和布艾诺旅对马德里南方的塞塞尼亚村国民军步兵发动攻击。由于西班牙共和军步兵没有受过步坦协同训练，而阿尔曼也没有耐心等待步兵，于是指挥坦克于步兵之前快速前进，但在进村的道路上三辆坦克被意大利军的反坦克地雷所炸毁。随后，阿尔曼坦克营在避过村西的国民军野炮连阵地后，突破迫近至村中的国民军主阵地，在之后激烈的巷战中，其中一辆坦克被装满汽油的燃烧瓶所毁，这是莫洛托夫鸡尾酒瓶在西班牙被首次用于作战。

在国民军主阵地的强烈阻击下，阿尔曼指挥坦克营突围出村，并试图迂回打击国民军阵地的背后。在避过国民军一个野炮阵地后，阿尔曼坦克营的T-26 型坦克与国民军的三辆“菲亚特”CV35 超轻坦克发生遭遇战。三辆“菲亚特”坦克中两辆仅装备机枪，一辆仅装备火焰喷射器。由P.巴雷西指挥的“菲亚特”喷火坦克，在试图逼近共和军T-26 坦克，用火焰喷射器攻击时，近距离被T-26 坦克装备的 45mm炮当场击毁，另一辆则被比其大得多的T-26 坦克直接撞翻推进壕沟内，剩余一辆“菲亚特”坦克见势不妙后加速逃离。战至中午，阿尔曼指挥坦克营从村中国民军阵地背后发动突袭后从村西南冲出。在此次突袭战中，阿尔曼的三辆坦克被莫洛托夫鸡尾酒瓶和火炮所损毁，四名苏联人及四名西班牙人阵亡，六人负伤。阿尔曼声称其指挥的坦克突袭组共摧毁了国民军两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中队，十门 75mm野炮、两辆超轻坦克、二十余辆卡车、五至八辆汽车以及一些坦克运输车，并缴获了两门野炮。但此次共和军的反击，因没有计划坦克支援步兵进入村中，而宣告失败。

国民军方面，意大利“菲亚特”超轻坦克继续参加了之后几周的作战行动，在损失四辆战车后，于 11 月下旬退出了战斗。而在塞塞尼亚村的战斗后，被分割使用的共和军装甲部队在马德里郊外被重新统一编成由克里沃申上校所指挥的“阿兰胡艾斯坦克群”（装备 48 辆坦克及 9 辆装甲车）。在随后的战斗中，阿兰胡艾斯坦克群依旧被分散使用，以支援各个共和军的步兵旅。而共和军九辆一战老旧的“雷诺”FT型坦克被整编为一个“雷诺”坦克连，由D.伯格丁指挥，在马德里的保卫战中支援了克里沃森的坦克群。

1936 年 12 月，马德里被国民军围困时，克里沃申指挥的坦克群大部耗尽，不仅由于战斗伤亡，也因为坦克自身的机械损耗。T-26型坦克的发动机在使用 150 小时后就必须要到地区修理站进行中级检修，每 600 个小时就要进入工厂检修。当时的劣质汽油常常导致发动机结焦，火花塞结垢，或其他使坦克不能动弹的问题。履带和履带销在行驶五百英里后就快磨损坏了；侧离合损耗严重，在艰苦的越野行驶时动力传动系统逐渐被震离原位。

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阿尔曼坦克连至 12 月中旬，已积累超过了 800 个小时的战斗，远超过条令规定，这使得许多坦克无法再使用。而克里沃申的其他单位状况也差不多，缺乏经验的西班牙车组人员不能进行战场修理，他们对坦克驾驶的不熟悉导致经常性的离合器和传动系统故障。而在马德里地区没有现成的维修设施，几乎完全没有预备零件。克里沃申的坦克部队在直接支援保卫马德里的共和军的任务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已经无法继续参加之后的作战了，随后于1937 年 1 月，克里沃森和阿尔曼等人被召回苏联休养，并向苏联红军高级领导人汇报作战情况。

随着马德里的战斗愈演愈烈，1936 年 12月 13 日，墨索里尼同意在西班牙的意大利军队以“意大利志愿军”（CTV）的名义直接投入作战，并于 12 月下旬派遣了第二支意大利装甲部队，包括一个由八辆“蓝旗亚”1ZM装甲车组成的装甲车中队和两个由更多“菲亚特”超轻坦克组成的小坦克连。1937 年 1月合编为“西班牙海外坦克营”（OMS），于同年 2 月被编入包括机动炮兵、摩托化步兵以及装甲部队的机械化快速纵队（RRS）。

随着马德里战况的不断持续，苏联方面派出的第二批约二百名坦克顾问及装甲兵也于 1936 年 11 月 26 日乘船抵达西班牙，并由D.G.帕普罗夫上校指挥。11 月底，苏联方面又分两批运来了五十六辆T-26 坦克，在与原克里沃夫剩余装甲部队合并后，重组为共和军第 1 坦克营。

纳粹德国方面，总理希特勒为了给日后发动战争做准备，并从实战中检验自身军队战术理论的可操作性和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实际性能。也异常积极的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国民军，除援助大量各式轻重武器及战略资源外，还派出了一支由德国现役空军以“志愿军”身份组成的“秃鹫军团”参战，并于1936 年 9 月 20 日抽调德军第 3 装甲师第 6 坦克团第 1、第 2 营人员（约 180 人）以志愿军的名义前往西班牙，代号为“养蜂人”，指挥官为冯·托马中校。随后，“养蜂人”装甲部队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冬季旅游团”的名义乘坐上前往西班牙的轮船，同船并装载了四十一辆德制一号坦克（包括 32 辆一号A型、7 辆一号B型及 2 辆一号指挥型）、辅助车辆及维修器具等。同年 10 月 7 日，“养蜂人”装甲部队到达西班牙后被编为“秃鹫军团”第 88 装甲营，下辖第 1、第 2 坦克连（两连各装备 15 辆一号A型坦克和 1 辆一号指挥型坦克），运输排，通讯排与战防炮排等，其中第 1、第 2 坦克连代号为“雄蜂”。尔后，“养蜂人”坦克营于塞维利亚港经铁道运输至卡塞利诺。该坦克营最初与意军相同，禁止前往前线参战，只能作为教官在卡塞利诺的训练基地培训西班牙国民军装甲兵的坦克技战术。首批西班牙国民军装甲兵在训练结束后，被编为“国民军第一坦克营”，装备两个连的德制一号坦克赶往前线作战。德国方面最终提供给弗朗哥国民军的坦克共有 122 辆，包括 96 辆一号A型坦克（与中国军队使用的同型）、21 辆一号B型坦克、4 辆一号指挥型坦克、1 辆无炮塔及上部结构的一号训练坦克。

装备德制坦克的国民军第 1 坦克营于1936 年 11 月开始以连级单位分配给各个步兵部队支援在马德里周边的战斗，并与共和军装备苏制T-26 坦克的第 1 坦克营发生的遭遇战中处于明显劣势。在整个 11 月的战斗中，国民军的德制一号坦克损失严重，其中六辆被击毁，十六辆损坏。虽然主要被用作支援步兵作战，但在 12 月至 1937 年 1 月各地的战斗中，接连碰到共和军的T-26 坦克和BA装甲车部队后，超过十辆一号坦克完全损失。

在意识到德制一号坦克对于苏联坦克的劣势后，德军坦克顾问制定了尽量逼近至近战距离，用一号坦克装备的两挺MG13 机枪进行近距离发射钢芯穿甲弹射击的战术。这是因为一号坦克装备的两挺MG-13/7.92mm机枪在发射硬芯合金穿甲弹时，需要在 120150 米的距离内才能够对苏制坦克造成一定的威胁 。共和国军装甲兵很快便识破了国民军装甲兵的战术意图，采取了在 1000 米距离以上的远距离射击战术，苏制T-26 坦克的45mm火炮在此距离上依然有着较强的杀伤力。而一号坦克上的MG13 机枪在此距离上，仅能将对方坦克的装甲板射出几个弹痕而已。

不得已，国民军的德国坦克顾问托马中校，只能给每个装甲连另外配属了五门 37mm战防炮，以防在遭遇到共和军的苏制坦克后，能提供一定的支援火力。但因国民军的战防炮手和坦克乘员协同训练不佳，导致配合作战效果不尽人意。1936 年 12 月，托马中校向柏林方面紧急报告，请求开发装载火炮的坦克，或者将装甲车上的KWK20mm机炮装于坦克上等。1936 年夏季，西班牙国民军方面在苏制T-26 坦克的压力下，擅自将四辆德制一号坦克在塞维利亚的阿玛斯军械厂进行了改装，将MG13 机枪换装为意大利制的“布雷达·莫德洛”M35 型 20mm高炮（与中国军队使用的同型），该 20mm火炮在 250 米的距离内，可以穿透 40mm厚的装甲板。这种应急改装在后续对装甲厚度仅 15mm的苏制坦克的战斗中，勉强抵消了一点劣势。但这样的改装让德国方面大为不满，认为这样的改造使得炮塔的保护性严重下降，炮塔极易受到集火，对于坦克内部的车长来说相当危险，并蔑称其为“濒临死亡的坦克”。

虽然苏、德、意等列强都将西班牙内战看作是测试其作战理论与装备的试验场。但苏联坦克（如T-26B型坦克）在火力和装甲防护方面确实要优于德国与意大利（如德制一号坦克与意制CV35 坦克），在西班牙的坦克战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结束了一切关于以机枪为主武装还是以火炮为主武装的坦克优劣争论。苏德两国也在此战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论断，西班牙的苏联装甲部队指挥官帕普罗夫认为： “坦克对于步兵而言， 纯粹只是一种支援性武器，而且应该将所有 规模较大的坦克旅或师全部拆分到步兵部 队中。” 西班牙的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官托马则认为： “像一号坦克与菲亚特坦克这样的 轻型坦克在未来战场上将毫无作为，如果德 国想要赢得未来与苏联直接的战争，就必须 生产出更重型、更加现代化且能对抗及超越 T-26 型坦克的坦克。同时指出在作战时应当 大量使用坦克，并使其与火炮和空中支援之 间保持密切的协同，在战争中坦克应该以大 规模集群的形势作战。” 而这些论断的对错，就在不久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明确的验证。

海因兹·古德里安（时任德军第 2装甲师师长）记述：

“最近坦克部队运用的实例，也就是意大利在衣索比亚的作战经验，在西班牙的战事则还在进行当中。在衣索比亚的作战中，意大利投入了约 300 辆的菲亚特·安萨尔多型坦克，这型坦克只配有机枪，也没有旋转式的炮塔。由于坦克机枪位置被固定了反而让意大利军队陷入不利的状况，尤其是在实际运用上没有办法很广泛，造成许多坦克组员在防护上的致命弱点。换句话说，坦克除了受天气和地形影响较剧烈外，如沙尘和不可克服的高山峻岭，一般而言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惜的是这种发展并未在欧洲的战争经验与教训上产生实质的改变，因为衣索比亚既没有反坦克的防御，更谈不上有自己的坦克。当我们看到意大利军队不同类型坦克的称职表现，如装甲侦察车执行侦搜任务、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多次的协同作战。总而言之，装甲部队协助了意大利军队迅速终结掉这场战争。西班牙内战则有更广泛的经验，就目前我们所知，苏俄军援的T-26 型坦克，配有 45mm主炮和 1 或 2 挺机枪，全装载的战斗重量为 8 吨，重要的是小口径的穿甲武器对它起不了作用。我国提供给弗朗哥将军的坦克，只是具有旋转式炮塔、配有两挺机枪的一号轻型坦克，对敌人机枪的火力在防护上还略显力不从心。”

三 陆军机械化学校（湖南长沙期）

（一）陆军机械化学校沿革

1933 年春，长城战役后，中国军队深知今后建军非于机械化方面努力不可，否则不足以御晦图存。所以，同年 6 月 1 日，由交通兵第 2 团在南京三十四标团部的交通器材库旧址，成立了汽车驾驶训练班，隶属于军政部交通司，由保定军校 6 期工兵科毕业的钱振荣上校担任训练班班主任，并由德国军事顾问皮尔纳主持教育事务。

汽车驾驶训练班设班（本）部，下辖行政组、教育组（下辖教官队）、学员队、练习队、实习队，麟选军校优秀学生入班受训。因为事属草创，设备较为简陋，人员及器材相当缺乏，致使其教学工作进展极为困难。汽车训练班第一期于 1933 年 6 月 1 日开课，共计三十名学员受训，于翌年 4 月 20 日提前毕业，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者为二十七人。第二期共计九十一人，于 1934 年 5 月 15 日入学，至翌年 4 月 20 日毕业，准予毕业者为八十八人。到第三期开始筹备时，因中央军校已无学生可以选送，导致生源紧张而无法开课。于是训练班便改为军官技术队，征召交 2 团汽车队现役军官进行训练，提升其理论基础，并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统一的培训教学，用以培养汽车部队素质全面的基层军官。至 1936 年 2 月第 2 期毕业后，因将要成立陆军交辎学校，汽车驾驶训练班及军官技术训练班均开办了两期就终止。而汽车训练班可谓是国民革命军装甲兵教育的肇基。

1934 年 5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以汽车驾驶训练班毕业学员为骨干，于南京三茅宫成立交通兵学校筹备处。隶属军政部交通司，进行办理专校，培养机械化干部人才，建立机械化部队的基础。交通兵学校筹备处下辖学校、工厂、装甲汽车、战车等四组，处长由前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邱炜中将担任，负责筹措建校事宜。同日，汽车驾驶训练班转隶属交通兵学校筹备处，班主任由李承恩上校继任。

1935 年 1 月筹备处主任邱炜病故，同年夏，陆军第 17 军军长徐庭瑶中将率军事考察团从欧美考察归国后，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交通、辎重、通信三个兵监、陆军通信兵学校及陆军交通兵、辎重兵学校筹备处主任，开展筹备建校工作。尔后，徐庭瑶又将汽车驾驶训练班的三十六名学员以及师资、设备、器材等全部人员一并接收，同时将校址从三十四标迁至丁家桥内，并将名称改为交通兵筹备处汽车驾驶训练班。教授二轮及三轮摩托车、各种汽货车、战车驶与保养课程。

1935 年 9 月底，在筹备处主任徐庭瑶将军不辞辛劳的筹备下，陆军交通兵、辎重兵学校建校工作基本完成。同年 11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能使国军机械化技术教育资源集中使用并统一，将交通兵学校筹备处撤销，把陆军辎重兵学校与交通兵学校合并办理，更名为“陆军交辎学校”。直接隶属于军委会训练总监部，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庭瑶出任教育长。

该校分为交通兵与辎重兵两科，学校本部直属单位由实习工厂、特务排、战车教导营及战防炮营组成。而此时在欧美各国学习的军事留学生也相继学成归国，学习相关专业者于交辎学校任职。交通科负责训练机械化部队的干部培养，教育处长为肖仁源。交通兵科下辖学员队与练习队两部分，学员队设有甲级与乙级两队。甲级学员队队长为李承恩上校，后由原第 17 军第 25 师副师长杜聿明担任。甲级学生队又分为学员班与技术班，技术班又分有汽车驾驶班以及机械修理班。汽车驾驶班第一期于 1936 年 4 月 30 日开学，教育时间六个月。机械修理班第一期于 1936 年 4 月 7 日开学，教育时间七个月。两队同时于 1936 年 10 月 22 日举行毕业典礼。乙级学生队首任队长由英国皇家桑德斯军校毕业的胡献群中校担任，后由留美步兵专科的吴家让上校接任。辎重科负责训练汽车和兽力运输部队的干部培养，教育处长为蔡宗濂。也分为学员队和学生队两队。交辎学校的师资力量有随“维克斯”战车一同到来的英国技师威尔斯·道森和柯莱，德国军事顾问皮尔纳父女、鲍硕特、德国物理学博士罗曼等外籍教官，还有著名翻译贾成瑄、朱和生。之后，朱和生在交辎学校担任汽车学专业主任教官，另外还有汽车构造学教官陈继唐，汽车修理教官吴公懿，汽车零件学教官方友鹤，汽车力学教官陈止戈，内燃机学教官蔡兆雄，以及曾任美国别克汽车公司工程师的石久华等中方教官。

1932 年 2 月 26 日，“一·二八淞沪”战役末期，于上海南市救火会任职的汽车司机胡阿毛在虹口百老汇路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所截留，扣押于汇山码头。翌日，四名日本兵强迫胡阿毛将满载日本兵及武器的卡车开往公大纱厂，胡阿毛决心为民族尽忠，在途经黄浦江边时，突然开足马力横转车头，撞开江边栏杆直冲入黄浦江中，与满车的日军同归于尽壮烈成仁。教育长徐庭瑶有鉴于此，特于交辎学校门前竖立胡阿毛烈士像，意为中国军队汽车兵及装甲兵的楷模。

（二）陆军机械化学校成立与组织机构

1937 年 9 月，随着淞沪战局的不利，国民政府于陆军交辎学校内设立了“党务指导员办公室”，开始办理迁校的各项事宜，由交辎学校教育长徐庭瑶兼任办公室主任，幸华铁任书记长，负责该项工作。11 月 15 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分路向南京进逼的同时，交辎学校也开始兵分两路向湖南、长沙转移。其中，校内学员以 30 余辆老旧的教练车与卡车为交通工具，装上各种教学用具、器材及油料，每车两人，五车一组为单位，取道安徽、江西两省。由于学员车队车辆老旧，新手较多，路程漫长，路况生疏，途中技术学生队第一期学员张铸所乘车辆从山上翻落深谷不幸身亡。另交辎学校其他教职人员则于浦口乘火车经湖北，武汉后再转而南下，至长沙再乘汽车到达金井镇王家祠堂。各路人员于 1938 年初进驻长沙附近的岳麓山、金井、白茅田等地，安置妥当后便开始授课。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后，华北地区及平、津、沪、杭等沦陷区，各大专院校和民间公司纷纷流亡至武汉、长沙等地，因学校尚未在西南或西北大后方复校，以致无归宿之所。交辎学校教育长徐庭瑶于同月中旬在报准后，开始招收各院校机械相关科系的学生和进入交辎学校交通兵科所增设的技术学员队（队长陈止戈），因机校为公费性质，在此抗战时期，学生多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或因战乱无法继续就读，故有大量学生前来投考。尔后又成立了机械化军官班、战车机械工程班（后改为战车工程研究班），“奔驰”柴油车修理训练班。为中国军队迈向机械化，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而装甲部队与辎重部队的大量扩编，所需干部骨干较多，交辎学校的交通及辎重两科招收学员也骤增。由于两科任务性质不同，教育也各不相同，于是开始准备将两科拆分，各设专科学校。至 1938 年 6 月，国民政府正式将陆军交辎学校内的辎重兵科分离出去，迁至贵州龙里，另外成立了辎重兵学校。而原交通兵科之名已无法囊括战车、摩托车、机修、驾驶，战防炮等机械化的教育，徐庭瑶经上报通过后，于 8 月 13 日正式改为“陆军机械化学校”，校址仍在湖南长沙金井镇，其余部门则分散在长沙附近如岳麓山、水陆洲、韭菜园等地上课及培训。为保密起见，机械化学校对外称为“精是学校”，寓校训“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之意义。

机校成立后，隶属于军训部，校长仍由蒋介石兼任，同时军训部内设立机械化兵监，以徐庭瑶任兵监兼机校教育长，实际主持全校教务，修正编制。编制修正后，机校校（本）部下设教育处（处长萧仁源，后由钱振荣、章培、蔡庆华继任）、研究委员、总务处（增设）、工务所（增设）、会计室（增设）政治部及机械制造实习厂（厂长朱尧封）、警卫连，军医院及子弟中、小学。

机械化（装甲兵）学校校歌

建立国军 必机械化 始克有成

以铸以锻 实事求是 如琢如磨 精益求精

朝斯夕斯 坚我意志 健我心身 凭式飞轮 旋转乾坤

恪遵校训 实事求是 精益求精 实事求是 精益求精

（三）机校教育班队

机校成立后，徐庭瑶在长沙、武汉各大报纸上刊登了“机械化学校招考技术学员”启事，计划大量招考学生。在通过笔试、口试、体检等测试后择优录取。徐庭瑶为防止各地主考人员徇私，有时会另行派人举行复试，经过复试录取的还要经过徐庭瑶的面试后，方可作最后决定。

机校的培训主要由教育处所负责，编有学员大队、学生大队、技术学员队及试验大队。教育目的以养成受训学员兵，堪任实际工作为目的。同时学习进度迅速，以应抗战期间的需要。所以，对于各种专门教育与设备特为注重，凡是在书本重复讲解而不能明白者，悉使由实践彻底领悟要领为止。机校队学生对理工学识的培养十分重视。因此，除技术学识研习一般大学工学院课程外，战车队学生也需学习大学部分课程，如微积分、高等物理等，以符合机械化建军干部的需求。因此，机校教育设施力求完备，教具来源主要为外购，以及部队拨赠或自行在民间购买。教学用战车有早期的法制“雷诺”FT型坦克、英制“维克斯”MK.E型坦克、德制“克虏伯”坦克、1938 年初刚到的意制“菲亚特”CV35坦克、苏制T-26 型坦克及各种老旧装甲汽车等二十余辆。另有特种车辆如牵引车、越野车等数十种之多，以供教练、演练与实习之用。

1.学员大队：

汽车驾驶班（召训各机械化部队的现职技术军官）、战车战术班（是为适应现代战车效能，与部队军官急需研究战术而设立）、器材保管班（召训各机械化部队现职的管理人员）、机械修理班（召训机械化部队的现职技术军官）、战车防御炮训练班 及机械修造实习工厂等，每班学员一百人左右，训练对象为全国部队轮流保送的中、下级干部，受训期限视学术科的繁简和进度，六个月至一年不等，结业后回到原部队服务。

2.学生大队：

学生大队下设战车学生队与技术学生队。技术学生队辖战车、技术、维修，保管等区队，每区队六七十人。除技术区队规定招考标准为大学毕业生、肄业期三年外，其余各区队均招考高中生、修业期两年。技术学生队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班，程度较好的为甲班，程度稍差的为乙班。技术学生队是按大学工科一二年级课本授课，如大学物理、微积分、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等。甲乙两班课程相同，但甲班用外文原版课本，乙班用中文课本。课程由机校工程学院的教官负责。战车学生队除一般军事课程如典范令和四大课程外，着重于战车战术、战车防御战术（反装甲战术），以及与其他兵种协同动作的讲授，还有战车、汽车驾驶、车辆初级保养等。

3.技术学员队：

原交辎学校设置交通兵科时所增设，专收训北平、天津南迁的各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和大学三年肄业学生。第一期于 1937 年 9 月1 日开学，至 1941 年 5 月共开办了六期。各期招生数目及教育时间都不相同。该队第一期录取学员 27 名，在南京入学，训期五个半月。第二期录取学员八十一人（内有一名山东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四年级女学生桑纪霖），在长沙金井镇入伍，学员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工学院机械系或电机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其中清华大学居多。训期为六个月，前三个月为军事训练，后三个月为技术训练。技术学员队在受训期间按少尉待遇，国难薪每月法币三十元。结业后，一律分配到机械化第二〇〇师任中尉技术副连长或技师，职务主要为维护、保养、修理战车和其他机动车辆等。

4.试验大队：

机校经改编后，未来的教育任务，颇为艰巨，现行部队编组与战术课程的讲授，也均待研究与试验。于是，将原交通兵科的练习队（辖机踏车班、战车连、炮兵连、机枪连、步兵连）改为试验队，目的是让在学生队中受到一定程度训练的学生专作实际演练及战术试验。试验队辖第 1 连（摩托车搜索连）、第 2 连（攻击连）、第 3 连（防御连）、第4 连（机枪连）、第 5 连（步兵连）、消防排、修车排，通信排及特务排等。

5.机械制造实习工厂：

辖实习工厂（分钳工、修车与电工三个实习工场）、修车工厂（分小修工场、大修工场与修车排）、制造工厂（分机器工厂与铸造木模工厂）及材料库（分零件库、原料库与旧料库）。实习工厂配备全套幻灯，各种实习车、特种车四十余辆。修车工具与精密仪器，共五十余种。车房四座，配有一百五十余辆车与各式保养工具。电工实习场内有修理电气、制丹、制铅板与木隔板等设备，可容纳六十人共同实习。金工、钳工实习教室与配件工厂配备有自动车床、铣床、钻床、磨床等机器。另有基本学射击场一处、战车射击教室两座、机械设计教室、理化实验室、战术教室，图书馆与印刷厂等。

机校教练用装备概况：

乘车 54 辆：教练车 56，替换车，并包含试验队，战车排，装甲汽车排之附车在内。

载重车 36 辆：教练车 36，替换车 18，包含范围同上。

机踏车（摩托车）：三轮 24 辆，两轮 24 辆，内含教练车 16，替换车 8。

战车 15 辆：教练车 2，替换车。

装甲汽车 11 辆：教练车，替换车 4。

牵引车 9 辆：教练车 6，替换车 3。

合计 173 辆。

附记 1：本表教练车 173 辆，为节省经济与增进学者驾驶技能，尽量利用旧车。

附记 2：替换车是按辆定期检查修理之保养要领设置之，以便抵补应用，并使学者多得学习机会。

机校特种车辆装备概况：

克鲁伯式活动轴载重车：1 辆。

代木那本式柴油车：1 辆。

客本斯双活塞式载重车：1 辆。

林克霍夫门牵引车：1 辆。

维克斯两吨半牵引车：1 辆。

搭托腊牵引车：1 辆。

四轮传动车：1 辆。

三轮载重车：1 辆。

三轮乘坐车：1 辆。

维克斯五吨中牵引车：1 辆。

空气冷却车：1 辆。

道奇木炭车：1 辆。

大铁筒油车：1 辆。

马格濡斯消防车：1 辆，用以攀登高建筑物与通过沟渠等用。

空气压缩车：1辆，该车用以磐石、锯木铁、吹沙、打磨等。

野厨车：1 辆。

法国伦努尔式战车：1 辆。

水陆两用战车：1 辆。

一吨半唐克车：1 辆。

两吨半唐克车：1 辆。

通信唐克车：1 辆。

小型两吨半装甲汽车：1 辆。

起重车：1 辆。

合计车辆：24 辆。

附记 1：该表所列各种车辆，是供学员生见习、教官技术员研究之用。

附记 2：如有新式特种车发明，得随时呈请增购之。

附记 3：非常时期，我校之学员生当恒念物力维艰，对于车辆务必爱惜使用。 7f2B7qvpoxQsfynUynYZzw09semVPwMCTcSJVdfFVTO8Qce+Wd4tuAiF6Yb8Ww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