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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老师们不叫汪尔淼“汪老师”，皆称他“汪先生”。
我们几个男生也便不约而同地称他“汪先生”。
一日下课后他说：“男同学都留一下。”
我们就没往起站，互相看着，哪个心里都犯嘀咕，不知我们是否会集体挨训。
教室里再无别人时，他将门关上，自己也不坐下，交抱双臂伏于讲台，看着我们说：“想必你们也知道了，咱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新生，男同学的比例逐年减少。这种情况肯定不好，起码对本专业是不好的。课堂讨论内容，一旦听不到男生的声音，没有了男生的观点，结果必然不尽如人意。因为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事，几乎都与男性的关系密不可分。当然，反之也是如此。社会是由两性构成的，缺少了另一性的观点表达，真理也将不成其为真理，连所谓常识也会大受质疑。今年挺好，毕竟有你们七名男生，这令我很欣慰。你们呢，又都喜欢发言，积极参与讨论，我很高兴。我首先要告诉你们，我喜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本专业就如同女性专业了。只面对女生，老实交代，我的讲课情绪会大受影响……”
他苦笑起来。
我们也都笑，笑得也都有点儿苦涩。尽管他表扬了我们，高度肯定了我们的存在作用，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他又说：“你们为什么也称我‘汪先生’呢？我郑重要求你们，以后再也不许称我‘汪先生’了。”
王文琪问：“老师们可以称您‘汪先生’，我们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他说：“目前，在排了课时的老师中，我是最年长的。中青年老师那么称呼我，表达的是同事间的敬意，中国是一个特别尊老的国度嘛。在大学里，老师是泛称，先生则意味着前辈的意思。虽然我在本校的教龄已经很长了，又是本专业的创办者之一……”
我忍不住说：“我们也是出于对本专业前辈的尊敬啊……”
他将目光转向我，眼里满是亲切，却摇着头说：“那不一样。我还是更愿意你们称我老师。在我和你们之间，老师是我很享受的称呼，会提醒我要努力教好你们，提醒我时刻别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你们别郁闷，这件事得听我的，就这么定了。为了回报你们的理解，我要支持你们创办一份学生刊物，创办费我来出，我已经跟校领导打过招呼了，刊名你们想……”
我们顿时欢呼起来。
后来我们之间谈到他时，其实仍称他为先生。
我们是越来越爱听他那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漫谈式的讲课了。
在一堂讲到“文学即人学”的课上，他问同学们“人”是什么，包括我们七名男生在内，一时都被问蒙了。
“是动物！”
片刻的肃静中，徐冉的声音从后排响起，声音特大，听得出语调中有种恶作剧的成分。
几名女生笑了。
汪先生严肃地说：“第一个回答问题的同学应该受表扬。不过呢，这一回答更适合于一万年前。那时，人还吃人。其他动物也有同类相食的现象，比如蛇、狼、灵长类，但却是在食物极其匮乏的情况之下。而那时，人是将人当成美味佳肴来吃的，故所以言，人类当时虽已比别的动物进化得高级了，本质上却还是接近于动物。到了五千多年前，情况开始不同了。人吃人已不再是常态现象，人类的社会已现雏形，最初的城邦开始出现，这是地球上任何物种的能力所不及的。从那时起，动物是动物，人是人了……”
汪先生认为——人首先是欲望的宿主。随着人由小到大，欲望会越来越多。一个成年的人，不论男女，都必然是地球上欲望最多的生命个体。有的欲望属于本能欲望；有的欲望属于后天欲望，主要是物质文明作用于人性的现象，比如对锦衣玉食的欲望，对珍稀之物的占有欲望……
汪先生认为——人同时也是理性之摇篮。不论男女，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自己的理性。理性也可以说是人与自身欲望博弈的思想武器。人类最初的文化现象之一是宗教，宗教最主要的社会功能是针对欲望的，与盾的作用相似。
于是人是文化的盛器——人往自身这个盛器里装入什么文化，装入多少，往往决定一个人是怎样的人。此盛器有弹性，能扩能缩。经常往里装，就会保持弹性之良好，容量就会日愈扩大。反之，会逐渐失去弹性，容量萎缩、固化，再往里装也难了。自从文化形成，其实世上便再无没有文化的人。因为文化不仅体现在学校里、书本上、文字方面，还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体现在民间。比如“有钱能使鬼推磨”“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这样一些所谓老话，也会以民间文化的方式影响人，或曰“化人”。一个人是文化的盛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无形的时代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有自卑性，一个时代拜金媚权的文化特征显然，那么大多数人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侵蚀。
人是社会关系之和。小孩子的“和”小，成为大人以后，与社会的接触面大了，其“和”自然也就变大了。机会在这个“和”里，挑战在这个“和”里，幸运和不幸都会在这个“和”里。此“和”小的人，人生的擦痕、伤痕便少。同样，机会也少。古代的所谓“隐士”，乃是一些自动缩小其“和”的人，图的是人生简单。而所谓“社交学”或“情商”指南之类的书，不过是教人既能扩大其“和”，又能免受挫伤的常识而已。
人是本能地有责任意识的“动物”。这种本能具有先天性，这种先天性是连其他高等动物也有的，比如对下一代的责任。人也罢，动物也罢，对下一代的责任是由基因决定的；对上一代的责任，比如“孝”，却主要是由文化使然。
少数人的责任，会上升为一种“使命”。“使命”意识已与本能不可相提并论，绝然是文化在人身上的体现。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感谢少数具有使命意识的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可以视为使命意识的注脚。
使命意识是唯有人才具有的文化烙印，于是使人类成为“超高等”动物。
人是好奇心最强的——于是产生了科学。
人是娱乐渴求最多样的——于是产生了文艺，产生了美学；于是人成为有欣赏要求的崇尚文艺的动物。
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理解人。但总而言之，人是希望本身继续进化的“动物”，这种希望主要体现在心性方面。人的智商告诉人，我们在肢体方面已再无进化的可能。而人对自身心性继续进化的希望，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因为归根结底，人主要和人生活在一起。心性之继续进化，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
“方才，徐冉同学说人是动物，有同学笑了。其实她说的也没错，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依然是动物，只不过少数人身上仍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时还甚为明显的动物性……”
汪先生将话题落在徐冉身上时，那堂课离下课只剩十来分钟了。
他从讲课桌上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投影屏缓缓降下来遮住了黑板。我们校虽然只是省重点，电教设备程度却已很高。斯时，教室里静悄悄的，静得仿佛后排并没坐着三十五名女生似的。又仿佛，她们全都伏在课桌上睡着了。我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却见女生们一个个坐得都特端正，表情也都异乎寻常的庄重。
我收回目光时，汪先生已将最前边的窗帘拉严了，投影屏上出现了一具雕塑。
他说那是罗丹的作品“人马”，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喀戎”。
“这件作品在罗丹的作品中算是小的，知名度也不高。我第一次见到时，心灵却受到了震撼。大家看——它那人的上半身，竭力向上伸展，扭动着，呈现出一种挣扎的痛苦。它意欲何为呢？分明的，它要摆脱马的下半身和四蹄，以双足站立，成为纯粹之人，彻底之人。在希腊神话中，‘人马’有好坏之分。这一头‘人马’显然不属于坏的一类，否则它干吗那么痛苦地企图分身呢？那么，它是一头有着进化意志的‘人马’。我们说一个人是坏人，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该人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虽然该人已经靠双足站立了，但是该人的基因却没怎么进化，仍处在动物性为主的半进化时期。大学是什么地方呢，首先是一个提高人的知识结构的地方。文学专业是一个什么专业呢？首先是一个了解人性进而了解自己的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大学之魂。没有点儿人文气氛的大学，不可能是一所好大学……”
下课铃响了。
我们几名男生聚在教学楼后边的小树林时，都对汪先生掌握时间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也都表示收获很大。
郝春风走到了我们跟前，关心地询问我们创办学刊的情况，说自己也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她居然说她上大学前，将学生字典抄了一遍，绝对可以胜任校对。
我们当然一致表示欢迎。
汪先生在小湖那儿吸烟斗。我望向他，他向我招手。我站在他面前时，他将钱包给了我，让我去买饮料和糖，强调饮料要人人有份，还要多买几种。
我转身离开，他又叫住了我，嘱咐：“再买些饼干和面包，也许有的同学没吃早饭，现在准饿了。糖最好是奶油软糖，巧克力更好。”
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全班四十二名同学，只饮料就得买几箱。
于是另外几名男生都陪我去了。
第二堂和第三堂课他没再讲什么，给我们放了一场投影电影《出租车司机》，一部“老美”的获奖片。
“大家可以伏在桌上，血糖低的同学，不妨含一块糖。这是一部有一定思想深刻性的电影，欣赏之事，应该怎么舒服怎么来。我已经看过了，就不再看了。大家要认真看，下周的课上咱们讨论这部电影……”
他说完走出去了。
汪先生每周上一次课，有时两节，有时三节。还有时，在能容纳二三百名学生的阶梯教室上公共课——不但别的专业的同学可以听，外校的同学也可以听。
《出租车司机》有一小段枪战场面，从类型上分，属于文艺片，没有任何显然是为了迎合市场的桥段。即使放在文艺片中来比较，也不属于故事性很强，情节一波三折的电影。它是那种写人物的电影，进言之，是着重从心理层面表现人物的电影，一切情节细节都是为从心理层面刻画人物而设置的。演员的表演特到位，有些神经质……
尽管电影很有吸引力，但我还是会一次次分心。每次分心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汪先生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这样一部电影？每次这么想时，都会进而猜测他此刻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我估计他不会远离教学楼，肯定是在楼后的小树林里，坐在小池旁的长椅上，一手握烟斗，身子靠紧椅背，脸微微仰起，又在思考什么问题——那样的他，是我们常在课间见到的他。
在我们心目中，他已经是我们的思想导师了——不是指人生方面的，而是指文学欣赏和评论方面的。在人生方面，我们这一届“八〇后”似乎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完全够格当自己的人生导师。如果谁宣称要当我们的人生导师，即使并没那么宣称，只不过内心里存有那种念头但被我们看出来了，那么他也会被我们认为有毛病。我们都仿佛孙悟空，用金箍棒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避魔圈——企图充当我们人生导师的人不但根本近不了我们的身，而且在我们看来有几分类魔。幸而汪先生还没跟我们讨论过人生，否则，我们的关系早不是现在这样了……
电影尚未结束，汪先生进入了教室，收起了投影屏——我已起身拉开了教室前边的窗帘，正要去拉开后边的，有一名女生那么做了。
汪先生说：“女同学可以走了，你们男同学留下，把纸盒什么的全部收走，最好再把地扫一遍。”
有几名女生主张干脆放完算了——显然，她们比我们七名男生心急，巴望看到结局。
汪先生想了想，说那就会耽误大家吃午饭，进而会减少大家的午休时间，又进而可能影响大家下午上课的状态，还是下周看完好。
“下周咱们不是还要讨论吗？那时再看完结尾，有益于大家的回忆，于是也会有益于讨论啊，听我的吧。”
他这么一说，坐着不动的女生们才纷纷起身走了。
那在她们是头一回的事，以往她们都争着离开教室，仿佛第一个走出教室会中奖似的。
王文琪是省城的干部子弟，他父亲是省政府秘书长，正厅级。可想而知，同样的正厅级干部，省政府秘书长在官场上的地位无疑更高一些，因为是直接为省长们服务的人嘛。
他以前并没跟我们说，虽然我们看出他是干部子弟了，虽然有次他请我们在校外吃饭时，有同学借着几分醉逼问过他，他还是没告诉我们他父亲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别搞得像审问似的，大学生对官场之事那么大兴趣干什么啊？俗啦！再刨根问底的，下次不请你们吃饭啦，喝酒喝酒！……”
他说过那种话以后，我们中就再也没谁问过他了。
我们一起商议办刊之事时，他说主编谁当他不参与意见，但必须给他一个副主编当，由他负责印刷、发行以及面向外校的组稿。
“哎你老兄凭什么啊？”
“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先要官当呀？没你这样的啊！”
“虽然你请我们在校外吃了几次饭，那也不能成为你要官的资本。在办刊这件事上，我坚决反对不正之风！”
有几名男生板起脸来训他——反正大家已经挺哥们儿了，训他的人都不怕他生气，也明知他不会生气。
他确实没生气，脸也不红，谁训他他看着谁，嘿嘿直笑而已。这是他的一大优点，也是我们其他六名男生喜欢他的方面——不论谁，熟悉的，不熟悉的，男的或女的，长辈的或同辈的，㨃他，呵斥他，他从不生气，总是一笑了之，可谓是一个大肚能容之人。
某日我和他陪另一名男生到校外的邮局取件，往回走时见一学龄前儿童坐在人行道上踢蹬着双腿哭闹，穿着圆领汗衫、大裤衩及拖鞋的爸站一旁，吸着烟冷着脸干瞪着儿子不作为。
“小朋友，这样可不好呀，叔叔拉你起来吧……”
文琪一边说着哄劝的话，一边往起拽那孩子。
不料却惹那父亲大光其火，扔了才吸半截的烟，一掌将文琪推得倒退数步。
我们三个都愣愣地看对方，不明所以。
那男人朝文琪吼：“你拽我儿子干什么？经过我允许了吗？”
文琪赔笑道：“他坐这儿不是影响行人经过嘛，哭哑了嗓子你当爸的就不心疼？”
“你谁呀你？我认识你老几呀？影响你走过去了吗？你那脏手怎么就那么贱啊？！”
那男人不肯罢休，手指都快戳到文琪的鼻子上了。
文琪仍笑着说：“算我不对算我不对。不过请放心，我们都是大学生，我没什么传染病，手也是干净的……”
“大学生就了不起了？大学生在我眼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滚！滚！……”
那男人骂骂咧咧起来。
我闻到他身上有酒气，忍着没发作，挽着文琪便走。我们三个没走几步，另一名同学让我替他捧会儿纸箱。
我刚捧过去，那同学猛反身往回便走，同时气愤地说：“我可忍不了这口恶气，今天非跟那王八蛋理论理论不可！”
那同学高且壮，一旦发生肢体冲撞，吃亏的肯定不是他。
文琪赶紧拽住他不松手，劝道：“他不是有点儿醉了嘛，咱们何必跟醉了的人一般见识啊？何况咱们是大学生，胸前都戴着校徽呢，当街与一个醉了的人吵吵嚷嚷的，多让人笑话呀！”
我也说：“他是醉了，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
幸而我和文琪都比较理智，我们三个那天才没给大学生丢人。
取邮件的同学在路上嘟哝：“我真搞不明白了，他为什么看着咱们大学生不顺眼啊？”
文琪笑道：“他也许是一个当年有过强烈的大学梦，却怎么努力也没考上大学的人；或虽有学习实力能考上大学，却因家庭困难不得不放弃大学梦的人。在有几分醉的情况下，面对三名看起来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大学生，嘴里说不出好话来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你这么一想气就消了。”
那名同学问：“咱们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吗？”
我们三个就站住了，互相看，都默默笑，也都点了头。
我们毕竟都不是徐冉，考入本校的英语都刚及格，而人家徐冉已在入学前就考过了六级。成为本校的新生我们没她那种失落，我们入校前也都是文学青年，报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自哀自怜的情绪。特别是，听了两个多月汪先生的课，我们也都很庆幸能成为他的学生，专业自豪感油然而生，日常表情上，自然也会带出来几分……
还有一天晚上，我们集体出动，到校外去买西瓜——买了一个大瓜由我捧着，都刚转身，又来了五个买瓜的小青年，看他们那样子，全是些惯于无事生非的小混混。
其中一个小混混问摊主：“我们刚才选中那个大瓜呢？”
摊主说：“你们放下这个拿起那个的，到了也没真打算买啊，我怎么能记得是哪一个呢？”
另一个小混混看着瓜摊说：“没了！”
第三个小混混看着我捧的大瓜说：“是这个，我认得这个带蔓的瓜！”
于是他们偏要摊主将我们已经买下的瓜再卖给他们。
摊主为难地说：“我已经收了他们的钱了，瓜已经属于他们了，没你们这么买瓜的吧？我的瓜个个保甜保沙，我替你们另选一个？”
为首的小混混却说：“用不着你选，我们要定那个了！”
于是他们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摊主感觉要出事，一时噤若寒蝉，惴惴不安。
世上哪有这种道理？！
尽管他们是小混混，我们是大学生，但当代的大学男生也有别于古代的文弱书生啊，都一双拳头两条腿，谁怕谁呀？何况，他们五人，我们七人！
有同学往一边推我，并对我耳语：“你只保护好咱们的瓜就行，由我们几个修理他们，今天我们非打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威风不可！”
另外几名同学都开始解衣扣，要脱衣服。
王文琪起初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忽然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将瓜从我胸前捧过去，主动向一个小混混送，还说：“既然你们非买这个，接着好了。你们先选的，凡事得有先来后到，归你们了。”
那小混混反倒愣了，犹豫。
“接着呀！”王文琪笑着催促。
“接着就接着，谢了！”小混混终于接过了瓜。
“走！”为首的小混混一挥手，他们扬长而去。
摊主喊：“哎，钱……”
他们嘻嘻哈哈笑着走远了。
摊主看着我们说：“这……钱……是你们送给他们的，可不能算我卖给他们的啊！……”
王文琪笑道：“是啊是啊，当然不能算您卖给他们的。那么，有劳您再为我们挑一个吧。”
我们听他那么说着，看着他那无所谓的样子，都因没能大打出手而郁闷。
在宿舍里吃瓜时，我们议论起了买瓜时遇到的生气事。
“文琪，我认为你那种做法等于姑息养奸！”
“你以为你那么做，他们以后就会变好了吗？”
“扯！鬼才信！要使那类小混混变好，教育是根本不会起作用的，起作用的方法只能是教训，要靠拳头，或者当众施以鞭刑！”
“同意！文琪，以后我不跟你一块儿到校外去了，免得再遇到不该表现窝囊的事儿，高高兴兴地出校门，憋一肚子气回来！”
“你给我听着王文琪，你愿意窝囊那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别连累我们也陪你一块儿窝囊！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大学生就应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除了我，其他几名同学轮番对他展开了大批判。
与郝春风和徐冉一样，我与王文琪也是上下铺。在日常小事方面，他这人处处表现得很贴心。比如我上铺时，他总是提醒：“小心哈晓东，稳点，别摔着。”下雨了，他会替我和别的同学将晾在阳台上的衣服收进来。如果干了，会替我们叠好，放在我们各自床头。上下铺的关系，自然会使我俩相处得更亲密一些。虽然别的同学对他的批判半真半假，那我也不愿再加入我的火力了——万一他恼了呢？并且，我暗自觉得自己还应该学习他那种能容善忍的性格。以那两件事而论，多亏有他在场，多亏他表现得冷静。如果他率先发作，真不知会以怎样的后果收场。
等大家批判够了，也吃够了瓜，文琪才放下一块瓜皮，用纸巾擦擦手和嘴，若无其事地说：“这瓜确实好，下次还买那家的。”
我忍不住说：“就你吃得多，连句话也不接，他们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
他说：“我掏钱买的瓜我干吗不往够了吃啊？至于他们的批判，我岂敢当成耳旁风，一直在边吃边寻思嘛。你对我就没什么批判的？有也趁热打铁呗。”
我笑着说：“他们对你的批判我都有同感，不补充了。”
他一本正经地说：“那轮到我被批判的人发言了，咱们之间，这点儿民主还是得讲的。我先问你们，依你们看来，他们的平均年龄比咱们的平均年龄大呢还是小呢？”
我说：“肯定比咱们的平均年龄小，估计小两岁左右吧，看上去都是些愣头青小子。”
其他同学纷纷点头，接受我的看法。
王文琪又问：“你们能看出他们中有没有大学生吗？”
有同学说这不废话嘛！我们是大学新生，他们看去又都比我们小，其中怎么会有大学生呢？都该读高中了肯定没错，至于是否都考上高中了那可说不准了。也许其中有人连高中也没考上，成了中专生，或者成了根本无学可上的小青年。
文琪莫测高深地笑笑，一味接着问：“那你们估计他们是些什么家庭的儿子呢？”
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不知王文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个说也许是单亲家庭，比如父母离异了，或一亲早故，于是缺少父爱或母爱，于是性格养成其因不良……
那个说大约都是生活困难之家的孩子。虽然不是所有困难之家的孩子学习都不好，但普遍而言，影响学习是无疑的……
还有的说，某类孩子天生就不喜欢学习，和家庭贫富没什么关系，和家长怎样也没什么关系……
我等正议论得来劲儿，王文琪却起身去洗手，漱口了。之后躺在床上，从枕下抽出一期《读者》看起来。
关于《读者》，我们曾在宿舍里卧谈过一次，都承认自己在初中和高中时期是爱看《读者》的，也受益良多，但成为大学生后，有意识地敬而远之了，怕被笑话幼稚、浅薄。那时，我们大学流传着两句顺口溜：“没思想的看《读者》，装有思想的看《读书》。”《读书》也罢，《读者》也罢，都是我等所爱。为什么大学里居然会流行那么两句顺口溜，原因却是我等百思不得其解的。尽管不明所以，却不约而同地暗自与《读者》说“拜拜”了。是在汪先生的建议下，才又看起《读者》来的。汪先生有次在课堂上说：“《读者》是一份定价低而又内容丰富的好杂志，长文不过三四千字，短文才五六百字，而且每期既有古今之选，又有中外之编，实乃闲读佳刊。据我所知，本校还没谁视我为浅薄无思想的人，而我是每期都买《读者》看看的，我的文章也被《读者》选过，我当然绝不会引以为耻，那对我是很高兴的事。我曾向校领导建议过，如果本校某学生每年都有文章或散文、诗歌、小小说被《读者》选载，毕业时共被选载了四篇。或虽只选了三篇，每篇字数都在两千字以上，那么不论该生报考本校任何专业的研究生，都可考虑破格录取。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校方接受了我的建议……”
由是，王文琪为我们七名男生订了《读者》。连一半左右的女生，也开始重新青睐《读者》了。
我等见王文琪不理我们独自看起《读者》了，都觉得被轻蔑了，逼他非给个说法不可。
他反问：“什么说法啊？”
有同学说：“别装糊涂！你接连问了我们三个问题，我们也都郑重地回答了，你怎么可以没了下文呢？耍我们玩啊？”
他笑道：“还用我来告诉你们我为什么那么问吗？我认为，由我来告诉，反倒证明我太不尊重你们诸兄的智商了。”
这是什么话！
有两名同学遂将他拽得坐了起来，另一名同学夺去了他手中的《读者》，我等异口同声勒令他将“葫芦”里的“药”倒出来。
他往墙上一靠，双手抱膝，环视我们一遭，仍笑微微地说：“既然诸兄都承认，咱们比他们大几岁，咱们在受教育方面比他们幸运，咱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过程也许比他们顺利——那么敝人认为，当人与人发生冲突时，年龄大点儿的理应让着年龄小点儿的，哪怕只大一两岁；受教育方面幸运的理应让着那些不幸运的；成长过程顺利的也理应让着值得同情的。社会稳定当然首先要靠法制，但社会和谐却要靠一部分人自觉地让着另一部分人一点儿。社会也好比是无边无际的溜冰场，穿梭自如的必须理智地让着穿着破旧溜冰鞋经常会扭了脚踝摔得四仰八叉的人，这一点应成为社会溜冰场上的通识。诸兄觉得敝人的主张如何？”
听他说完那番话，我等一个个无言以对默不作声了。虽然，他的话是摆了一番大道理，但却摆得榫卯严实，合乎逻辑，令我等心服口服，一个个干脆放弃辩论权了。
那日以后，我等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话说研究创刊之事那会儿，郝春风和另外两名女生也在场，那两名女生高中时都办过墙报，自荐可以担任版面设计和插图。我们都是认真的主儿，各自都有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还正儿八经地让她俩证明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她俩“露了一手”，我们觉得还行。创办伊始，我们自知并无经验，对自荐者的水平不能要求太高。应团结每一个可以团结的人，将汪先生寄希望于我们的事努力实现，这一点大家还是明白并形成了共识的。
王文琪开口要一个副主编当，这是我们都没料到的。主编副主编当然必须有。副主编还不能只一位，负责创作和负责评论的理应有所分工，那么起码就得有两位副主编。我们都是以学为主的学生，不能因为办刊耽误了学习，分工细一些也可以将责任分摊一下，对大家的学习都是一种保障，这一点大家也心知肚明。但当时还没到讨论此类事的时候，王文琪迫不及待似的要官，颠覆了我们一度对他的刮目相看。
大家便都低着头沉默不语，气氛于是有那么点儿难堪。
我估计大家是会选我做主编的，因为我入学前出过两本小书——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曾让他们看过，虚心地请他们批评指正。包括王文琪在内，都认为我“有两把刷子”。而且，有时晚上“卧谈”文学的过程证明，我读过的文学作品显然比他们多。除了我和王文琪，另外五名男生分别来自县城、小镇和农村，家里的经济条件都不如我，他们的父母也非我父母那类父母——我没跟他们说我那两本小书是我老爸出面找的关系，并且出钱替我买书号自费出版的。他们又不傻，我如果实说了，他们自会得出结论，那至少也得花三四万元钱。所以我不说，怕他们心理不平衡，也怕破坏了我在他们心目中那点儿优上的文学地位。
不但男生们对王文琪不以为然起来，都不认识他了似的；两名女生也乜斜着他，眼神里满是讥意。
文琪却笑着说：“今天最好能把我的事也定下来。”
一名男生忍不住㨃他：“今天轮不到讨论你那事儿！”
气氛就更难堪了。
这时，郝春风幽幽地说：“还是给他个副主编当吧，我也认为今天最好能把这事儿定下来。”
另一名男生也㨃起春风来：“为什么？能给出个理由吗？”
春风脸红了一下，轻言轻语地反㨃：“非逼我给出个理由，那我只得替他说了——他爸是省政府秘书长，这理由充分不？”
教室里一时肃静异常。虽然我们都猜到了文琪准是干部子弟无疑，却都怎么也想不到他爸居然是省政府秘书长，那官可不小哇！
低着头的同学都抬起头来了，也都又以刮目相看的目光看着他发愣了——干部子弟是一回事，县级干部也算干部子弟嘛！可省政府秘书长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妈的怎么一个大官的儿子潜伏到我们百姓子弟中来了？！”我猜他们中肯定有人会如是想。
“可……与我们创刊的事有什么关系？”
说这话的同学，无疑就是心里那么想过的同学。
春风用胳膊肘拐了文琪一下，不悦地批评他：“你自己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明明该你自己说的话我总替你说，我就好意思吗？”
文琪的脸也红了一下，干咳一声，干部做报告似的说：“同学诸君，当前的形势，它不是这样的嘛！办刊物是需要钱的，将一份刊物办好就需要更多的钱。我们当然是要越办越好，半死半活的，那就不如不办。不错，汪先生说了每期都会在经费方面支持咱们，但咱们就忍心一直用他的钱吗？他又不是大款！学校是答应了每期批给我们点儿钱，可那点钱就够用了？我的想法是——要用好纸！印刷要精美！每期不少于两千册，向全省各高校赠送！还要发稿费，不低于正式刊物的中等水平。年底也要评奖，请省里资深的评论家做评委。并且呢，要设立一笔基金，即使咱们毕业了，有那笔基金在，后几届学弟学妹，也能接手咱们创办的杂志顺利办下去。一切愿望的实现都得靠钱，钱从哪儿来？得有人善于化缘。化缘这事，你们诸君善于吗？”
他最后这一问，问得大家面面相觑。此时的沉默，依然难堪。难堪的已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了。
春风又用胳膊肘拐了他一下，小声说：“你的话够明白的了，适可而止。”
他却说：“还没说透。最后几句才是关键。化起缘来，我的面子比你们谁都大。或者也可以说，我老爸的面子很管用。但我如果连个特殊身份都没有，化起缘来是不是也掉价呢？……”
文琪终于不再说下去。
别人的目光就全都望向了我。
我说：“那什么，反正我是理解文琪的想法了。我提议，也别副的了，干脆一步到位，就选文琪当主编得了！咱们今天先把刊名定下来，再选一位执行副主编，我觉得就可以散会了。”
大家都点头。
一名男生说：“执行副主编非你莫属啊。”
于是大家鼓掌。也不知是为我由主编候选人最终成了执行副主编而鼓的呢，还是为自荐担任副主编却竟成了主编的王文琪而鼓的。总之大家鼓掌鼓得都挺高兴。我也很高兴，并不失落。什么主编副主编的，不就是便于责任分工嘛。如果文琪能说到做到，确实将钱的问题给解决了，我当然也高兴啊。
我们为学刊定的刊名是“文理”——是为了体现汪先生的一种观点：文乎有“理”也。
那天晚上，我们又在宿舍里展开了“卧谈”。插到大二学兄们宿舍的两名男生也来到了“大本营”，挤坐在我们的床上。大家谈的却不再是文学话题，而是官场话题了。
在当年的大学校园里，特别是在男生之间，“反腐”也是“地下”话题。当年之“反腐”，远不像后来那么严厉，基本上是口号。故所谓“反腐”话题，其实往往是指证腐败现象的话题而已，“反”不过是义愤情绪的表达。
一名同学对王文琪说：“文琪，关上门呢，咱们就好比是自家兄弟在一起，对不？”
文琪说：“对。关系已经在那儿摆着了嘛。”
那同学又说：“我接下来要问的话，深了浅了的，你可别见怪啊。”
文琪说：“OK，你只管单刀直入地问，我保证开诚布公地答。”
那同学果然问得单刀直入：“你老爸，是属于两袖清风的好干部呢，还是习惯性以权谋私的那一类呢？”
大家都觉得这话问得太不像话了，有人扑哧笑了。
我怕文琪翻脸，赶紧打圆场：“文琪你可以不理他，有权保持沉默。”
文琪却没生气，兀自笑道：“这话问得太撮火了，哪有这么问的。君子无戏言，我既然表过态了，那就得言行合一，否则岂不影响我新任主编的形象了？这么回答你吧，我老爸肯定不属于后一类干部。习惯性地以权谋私，那成什么鸟干部了？但人情往来之类的事，我老爸也往往是很识趣的。如果当官当到了根本不识趣的地步，那在官场上还有立足之地吗？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孤家寡人的，能将工作做好吗？何况他负责的工作又很杂，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必须处理好。否则，哪方面不诚心诚意地配合，自己会陷入麻烦不断又添堵的境地。”
他俩那一问一答，激起了另几名同学刨根问底的好奇心。
便又有同学问：“人情往来的事是些什么事？识趣或不识趣又怎么理解呢？”
文琪说：“比如吧，我奶奶八十多岁了，每年给她老人家过生日完全应该吧？我老爸当然不会逢人就主动相告我奶奶的生日是哪一天，这点儿矜持我老爸还是有的。但某些人就是想方设法地知道了，这能怪我老爸吗？我奶奶生日那天人家来了，带了份礼，也不多坐，或厚或薄，放下个红包转身就走，非拦住人家不许人家走？非拉拉扯扯地将红包揣回人家兜里去？非将人家那份礼放门外去？能那样吗？比我爸官大的也不会亲自到我家来表示那点儿意思啊，而出现在我家的，再小也得是副处级干部啊。更小的和我老爸之间也没法熟悉呀。这些副处正处，副局副厅级的干部，也得照顾人家的自尊心吧？一个红包，少则五千，最多一万，人家又没塞烟盒里，而是大大方方地当面相送，你笑纳了，不也等于给了人家一份高兴，使人家走得愉快吗？这就叫通趣啊。人情练达什么意思？我认为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通趣，通就可以理解为练达的意思嘛。反之，将该有的那点儿人情世故搞得拧拧巴巴的，很有必要吗？又如我考上大学了，叔叔阿姨们也替我高兴，人家那份儿高兴又是真心诚意的，抽空到家里来送我一个红包，我老爸非不许我接？你、你，还有你，你们敢说自己入学前家里就一个红包没接过？谁家没有几个亲朋好友呢？区别是，可能仅仅是，我接的红包多一些。但入学前一次出国旅游全花光了，否则够咱们出几期刊物的了。”
我们默默听完他那一大番话，一个个脸上的表情几度变化——起初是洗耳恭听之态；后来是羡慕；再后来多了嫉妒；最后连恨意都掩饰不住挂相了。
一名同学语调酸酸地说：“多谢你为我们补上了一堂社会学的课，长知识了。原来，同样是人情世故，在民间和在官场区别可太大了。”
另一名同学寻思着说：“我怎么觉得哪儿有不对的地方呢？就是那个，逻辑和概念上，好像他回答的和咱们所问的不是一码事儿嘛。”
还有一名同学沉着脸说：“哪儿不对劲我一时也搞不明白，但总之，使我联想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文琪将枕头朝那名同学扔过去，笑道：“少跟我来这套！怎么着就对劲儿了？难道我变成你，你变成我就对劲儿了？就算我愿意，我老爸也未见得愿意！你们非逼我回答，我如实回答了，你们一个个又酸鼻子醋脸的，太不厚道太不仗义了吧？”
其实我心里也觉得问与答之间有不对劲儿的地方，也一时想不明白究竟是逻辑上不对劲儿了还是概念上不对劲儿了，所以继续沉默。
一名同学向我发难，不满地说：“你别总在那儿装哑巴！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一味儿沉默是不对的！”
我想了想，不由自主地冒出了几句话：“人各有命，命由天定。同学之间，互相比爹没意思……”
“你这是什么鸟话！”
“他变相地挺文琪！”
“不爱听！”
枕头接二连三落在我身上。
就在那时，窗外传来郝春风的喊声……
她与《文理》编辑部的另两名女生站在我们宿舍窗下，非邀上我们去看晚场的电影。
文琪拿糖地说：“那就又是我请你们看呗！讲清楚，革命是尚未成功呢，还是已经成功了啊？如果尚未成功，我没好心情请你们看电影！”
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成功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
一大早文琪就要求我和他一块儿外出，去为孵化之中的《文理》跑业务。他说事儿挺多，争取一天办完。
我俩先去的是学校附近一家门面小小的打印社，文琪说要先为我俩将名片印了，其他同学的名片以后再说。
我问：“有必要吗？”
他说：“当然有，肯定用得上。”遂展示出预先在纸上设计好的样式，问我中意不中意。
我一看，在那张A4纸上，我的头衔成了主编，他的身份成了副主编。
我说：“你搞什么名堂？大家经过选举的事怎么能随便改？”
他说：“但也只不过是咱俩之间的事儿嘛！咱俩决定改了，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我想了想，有个副主编身份足够用了，主编还是由你来当的好。”
我说：“那程序上也得先来一次郑重其事的民主告知吧？否则岂不是太随便了，也太不拿大家的选举当一回事儿了？”
他教训地说：“犯矫情是不？民主这事儿我比你懂，我老爸天天将‘民主’两字挂嘴边上，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民主也有民主的灵活性，你别那么认死理。有时是先民主，后集中。有时完全可以先集中，后民主，意思到了就行。咱俩是《文理》的一、二把手，有权先决定了再民主告知。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何况咱俩不是将，而是正副帅！”
我还想说什么，他却不耐烦地将我往外推了，边推边回头对柜台后的姑娘说：“就照纸上的样式印吧，各印一盒。”
路上他对我解惑，说如果由他来当主编，可能会成为《文理》的笑话。他承认自己看的书虽然也不算少，却多数是地摊儿文学，没认真读过几部文学价值较高的小说。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根本不具备当主编的判断水平。还说如果他当主编，对自己肯定是灾难。因为不论在本校还是在外校，他都有不少学子“哥们儿”。《文理》一旦办火了，认识他的学子“哥们儿”争相投稿，自己发还是不发呢？不发吧，那还不把“哥们儿”全得罪光了？来者不拒吧，那不成了关系刊物、圈子刊物了？
我就不再与他掰扯正副主编的事儿了，顺着他的话说：“看水平吧。”
他“嗤”了一声，以文坛老江湖似的语气说：“科学的水平，那是容易形成共识的事。文学的水平，那是往往随梆唱影的事。只要不太糟，中等水平以上，有些评论家乐于帮着吹捧、忽悠，再加上一批习惯于人云亦云、蹭热沾光的二百五跟着起哄，那也往往会被炮制成高水平之作的。”
我点头，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
他却又说：“跟你交个底儿，我报咱们这个专业，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毕业后，也根本不打算找与文学沾边的工作。我只不过觉得咱们这个专业好混，所以我也丝毫没有失落感。”
我不由得站住了，严肃地问：“那你还热心满满地参与创刊《文理》？”
他也站住了，看着我同样严肃地说：“出于对汪先生的敬爱嘛！他对专业有责任感，对教学有真诚心。他知识面广，讲课风格我喜欢。所以他对咱们的希望，我王文琪愿意也出一份力。如果咱们真将《文理》办好了，等于我在本校并没白混四年，还混出了名堂。我是《文理》的创始人之一，以后说起来我会感到挺光彩的。”
原来他与我的不同不仅是有着不一样的老爸，连对专业，对文学和对创刊这件事，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可谓异心而同求。
我一时感慨良多。
他拍着我肩又亲密地说：“咱俩的关系，与我和他们几个的关系不一样。我与他们是同学，是室友，四年之后，各奔东西，关系再如何，那就不一定了。人与人，有时缘深，有时缘浅。我爷做过咱们省的第一茬地委专员，是个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朋友的人。我爸继承了这一家庭传统，但凡省里有点儿名气的文艺界人士，他几乎全认识。估计也认识你父亲。你们那个市虽然是地级市，但你父亲毕竟是美协副主席嘛。我也要将我家的好传统继承下去，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文艺界人士的儿子，我希望咱俩的缘长一点儿再长一点儿……”
我内心里又是一番感慨，几分荣幸，几分激动，还有几分替另外几名男同学产生的惆怅——困惑地说：“不对吧？第一个应该是郝春风吧？”
他又笑了，边往前走边说：“我指的是儿子，刚才说得很明白。至于文艺界人士的女儿们，那我和她们必定是另一种关系了，要么彼此成了夫妻，要么一度成了情人。红颜知己是古人的说法，其实就是隐指情人关系。咱们男人比女人更需要朋友，可谁也没法与同代的女性长期成为好朋友。女人一结婚，做了别人的妻子，那就会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怎么能与另一个男人成为长期的朋友呢？……”
我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话就是有道理。
接着他带我去到了一家印刷工作室，说是省城印刷水平最高的地方，对质量要求严格的印刷品，都会首选此处。业务多时，忙不过来，得排期。
那工作室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门面颇大，窗子擦得一尘不染，透明到不存在的程度。
他说：“一般的小门面，只能叫印刷社，担不起‘工作室’三个字。省城仅此一家叫‘工作室’，一这么叫，印刷这活儿，就具有某种艺术气息了，对不？”
我望而却步地说：“对。可咱们一份自办的学生刊物，何必非在这里印刷呢？”
他说：“当然要在这里印刷。在哪儿印刷的，咱们会印在刊物上，而且要印在显眼处。别人一看是在这里印刷的，想往低了对待都不可能。”
文琪显然事先与老板约好了。我们一进去，人家就迎上前来。那老板四十几岁，中等身材，雪白的衬衫外穿件灰色休闲装。那种灰叫“高级灰”，那件休闲装是名牌。他分明是位精明练达的人物，微笑着说：“文琪，来得很准时嘛。”
文琪看一眼手表，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说：“抱歉啊叔，迟到了五分多钟。”
老板朗声笑道：“自家人，别跟叔说见外的话。又不是外交会晤，抱的什么歉呢，来，请到叔的办公室坐。”又对一名手下人吩咐：“我贤侄第一次光临，我们要好好叙谈叙谈，没重要的事别打断我们。”
我俩被请到办公室坐下后，老板亲自为我俩斟茶。茶案上摆着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茶已煮好，看来人家确实对我俩——确切地说是对文琪的到来很当回事儿。
文琪将《文理》决定在人家的工作室印刷的想法言简意赅地说了一下，将“决定”二字说出了强调的重音。
老板不解地问：“就印一份学生刊物？”
文琪说：“是的，两千份就行。”
老板又问：“贤侄，与你有什么关系？”
文琪再次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说：“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就我俩一正一副两名学生是核心领导……”
老板点头说：“明白了。”
我说：“起初大家是选他做主编的，他谦虚，我拗不过他。”
老板笑了：“我贤侄从小就谦虚，这我了解。”
文琪说：“叔，我们希望能打点儿折。而我们呢，保证在刊物显眼的地方印上咱们的工作室，也算替叔的工作室做广告了。”
老板揉着耳垂说：“叔不需要你们学生来做广告。叔已经得过三届全国印刷奖了，再得就该得国际的了。现在的业务单都排到明年上半年了，不做广告我都吃不消了……”
我一听人家这么说，心里顿时凉了，踩文琪的脚，同时朝他使眼色，暗示他赶紧跟上句什么话，往回扳一下局面。
文琪刚欲开口，老板拍了拍他放在桌面上的手，制止道：“先听叔把话说完。喝茶，诚心为你沏的好茶，主编同学也请喝茶。”
我和文琪只得乱了方寸地饮茶——文琪双颊通红，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显出了尴尬。
老板不揉耳垂了，一手托下巴，一手点桌面，看着文琪说：“打折嘛，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多大点事儿，还给你打折的话，你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呢？……”
他这话使我俩都犯糊涂了，对视一眼，都不知说什么好。
老板的手拍了文琪的手一下，一脸庄肃地注视着文琪说：“文琪啊，这样吧，叔对你开一次‘三不’之例吧——一不拖期，二不出错，三不收费，满意不？……”
王文琪的脸红到了脖子，半由衷半不由衷地说：“叔，叔，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我爸知道了会骂我的。无论如何，您得象征性地收我们点儿钱！……”
老板笑道：“看你急成什么样了？脸都红了，跟叔还您您的了。干吗非让你爸知道呢？叔不是有自己的印刷厂嘛，不是有自己的纸库嘛，叔保证用好纸为你印。你们学生刊物能有多厚啊，才两千册，机器一滚，小半天不就印完了？……”
“可是叔，那我不是太不好意思了吗？……”连我都看不出来他的窘态是真的还是伪作了。
“你跟叔之间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
“我……”
“打住。小事一桩，如果是你的任务，你完成了。现在起，聊点儿别的……你老爸还喜欢唱京剧吗？”
“还喜欢。他又喜欢起书法来了……”
“见到他跟他说，以后好笔好纸包我身上了，我会定期派人给他送去。还要给他送几方好砚去……”
“别，叔千万别，你想他会缺那些吗？”
“那倒是。”
文琪和他“叔”就都笑了。
他俩聊了十几分钟文琪他爸，老板看一眼手表说到吃饭的时候了，要请我和文琪去什么地方吃午饭。一个执意要请，一个偏说早饭吃得晚，一点儿都不饿，还得去办别的事。最终老板遗憾地让步，将我和文琪送到了外边。
我问文琪：“现在去哪儿？”
他说：“吃饭去。”
我不解地问：“那为什么你叔请咱俩吃饭你偏告辞？人家是诚心诚意的，你那么不给人家面子连我都看不过去，怎么想的？”
他说：“今天中午我做东请别人，也是为咱们《文理》的事。甭再多问了，让我静静心。在那人那儿，他起初的话使我的心咯噔一下，以为手拿把掐的事儿碰了个软钉子，真那样在你眼里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文理》的印刷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他在背后竟将对他那么好的“叔”叫作“那人”，使我十分意外，一时找不到别的话说，只有一言不发跟他走。
他说那人的事业能有今天，起初全靠他老爸的扶持，说他爸是那人的贵人、恩人也一点儿不过。现而今，省委省政府两方面印各类宣传画册，也全都由他老爸交代给那人完成，等于让那人每年少说有七八万的进项。
“现在是一个全国各省争相自我宣传的时代，哪个省都很重视，自我宣传到位了，政绩才会广而告之嘛。我老爸是使他每年有笔固定收入的人，他为我出点血还不是太应该了吗？”
文琪那么说时，显得如释重负，心情舒畅了。
我俩来到了“鸿宾楼”，那饭店虽不算消费最贵的地方，却是一家老店，谁在那里请客都不掉价。
包间里已经有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士先到了，文琪叫她“乔姐”，向我介绍她也是位成功的商界人士，专门销售进口的高档红酒，买卖做得风生水起。
“乔姐”对文琪说：“姐今天中午也得做东，请的都是业务上的老友，不相陪肯定不妥。姐已经把押金放柜台了，足够你和你的客人们消费的。你批准姐不在这儿陪你们些个小弟弟小妹妹，行不？”
她的话说出了恳求的意味。
文琪理解地说：“行，行，当然行了！姐你快去忙你的，谢谢姐，抽空上我家去玩儿呗，我爸妈都想你了。”
“乔姐”笑道：“给他们带好，我也想他们了，忙过些日子一定去看他们。”
那女子说完，将脸一偏，文琪就与她贴了贴面颊。她走后，文琪让我点菜，并指示：“主要是硬菜要搭配好。我做东，硬菜少了不行。我的面子也是面子嘛！”
我点菜时，他打手机，问这个到哪儿了，那个到哪儿了。
不一会儿，客人纷纷到了，皆省城各高校男女学子，有新生，也有研究生。有文琪的“发小”，也有他朋友的朋友。文琪郑重地向他们介绍我，他们或朝我点头，或与我握手。我看得出来，自己这主编，在他们眼里其实无足轻重。如果说他们都挺高兴，主要是因为见到了文琪。
大家落座后，有人说：“省城大学的代表几乎全在这儿了。”
立刻有人跟了一句：“就差省党校的了。”
一名女生笑道：“咱们老爸们聚会，那就全是上过省委党校的了。”
于是他们笑起来。
而我听明白了，敢情来的个个是干部子女。他们的老爸，在省里市里肯定还都是不小的官，起码是与王文琪的父亲不相上下的官。
趁着还没上菜的工夫，文琪说明了将他们召集到一起的事由——无非是请他们在各自的大学替《文理》张贴一下组稿广告；刊物印出后，再帮着分发一下，并做做宣传。
有人问：“就这点事儿？”
文琪说：“能把这点事儿做到就多谢了。”
也有人问：“是只组学生的稿呢，还是包括一切在大学工作的人？”
文琪说：“能组到老师们的稿当然更好。”
还有人说：“一切在大学工作的人可不仅指师生。”
文琪就看我，我想了想，商议地说：“大学职工们的稿件应该也可以吧？你认为呢？”
文琪也想了想，果断地说：“同意。即使是保安和环卫工人的稿，只要写得好，一视同仁，照发不误！”
他们便都说明白了，于是就与文琪聊起了别的，一时聊得欢声笑语。都是他们之间才聊得起来的话题，我根本融不进去，便独坐一旁，乐得心静片刻。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喝了不少啤酒。
离开“鸿宾楼”，文琪请我原谅。
我发自内心地说：“你将两件重要的事都解决了，功劳大大的，我倒是原谅你什么呢？”
他说自从他成了大学新生后第一次与朋友们相聚，只顾与他们开心地聊，冷落我了，过意不去。
我说：“你想多了，我没那么觉得。”
他问：“真的？”
我说：“真的。”
他说：“那就好。”
其实我心里挺有想法。不是那种对他有所责怪的想法，而是一种近似于失意的想法，那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在我看来很难的一些事，在文琪他们那儿，确乎可以用“多大点事儿啊”一句话轻描淡写地说。
是干部子女真好。
我内心里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成为大学生前我从没产生这样的想法。一经产生，难以挥去。
接着我俩又去了一家连锁宾馆、一家汽车4S店和省城最大的书店化缘——都有专人接待我们，各出两万赞助我们办刊；相应的，我们承诺在刊物中为对方印广告。我也看得出来，广告不广告的，对方其实并不感兴趣。但我俩也没直接把现金带走。人家说我们可以直接带走，文琪却说还是下次吧。说下次会由我们大学学生处的老师带上介绍信陪着来，涉及钱，正式些好。
办完那事，我不但羡慕文琪是干部子弟，还很佩服他办事考虑得周到了。
路上他关心地问我与徐冉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不快了，何以将关系搞得那么僵。
我也想向人倾吐一下心中的委屈和烦恼，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全讲了？”
“全讲了。”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也没听出你怎么就伤害了她呀。”
“无缘无故的，我一个男生，干吗伤害一个女生啊？”
“再问一句，你喜欢她吗？”
“不。”
我回答得特别干脆。
他站住，双手按我肩上，看着我又问：“真不？”
我说：“她到处散布我胸有城府，我干吗非喜欢她呢？世上又不是只剩下她一个女的了！”
他放下手，笑道：“她那人挺好的，春风认为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也没到处散布你胸有城府，只不过对春风一个人抱怨过一次。听明白了，是抱怨啊。这证明她对你是有想法的。否则，女性说到男性时，口吻就不会是抱怨的。人家抱怨你不无理由，你如果在列车上也给人家看看你的入学通知，你俩的关系肯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在车站内，你还不向人家亮明身份，你说你对吗？换了是我，我也会认为你胸有城府。你呀，处理与女生之间的关系太缺乏经验了！总而言之，既然春风和徐冉已经是朋友了，咱俩也是朋友了，那么我希望你与徐冉之间的关系起码要正常点儿，能往好了处更好。如果一味地僵而又僵，那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多别扭啊！……”
我有意岔开话题，问他与郝春风之间的关系何以会进展得那么神速。
他说他与郝春风小学时在一个班，四年级时她家搬到新区去，她调走了，以后就各上不同的中学了。但两家的父母仍没断了交往，国庆和春节长假，往往还互相走动，他俩也能见上一面。
“我们两家的关系，论起来算是世交。如今成了大学同学，自然会比一般同学之间的关系近一些。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他说得像郝春风对于他也只不过是一个“那人”似的。
我不由得问：“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吗？”
他不解似的反问：“进一步的发展？还怎么发展？”
我说：“你这是明知故问。”
他笑道：“不是明知故问，而是要先统一认识。有的事，在你那儿和在我这儿，理解是不同的。比如恋爱吧，在我这儿是充实大学时期感情空间的一种方式，不必非得与婚姻大事联系起来。结出了婚姻的果子当然好，没有也好，彼此都无怨无悔……”
我问：“那不等于白白浪费了感情？”
他说：“青春期，荷尔蒙过剩，感情外溢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满则溢，不浪费浪费，保留那么多干吗？又不是蓝筹股，又不是黄金，日后可以增值。对于我，也可以说对于我们，这是一种愉快的浪费。浪费并快乐着。我浪费，故我在。”
我又问：“郝春风在这一点上与你的认识是统一的？”
他说：“估计是吧。她虽然不是干部家庭的女儿，但人家父母都曾是省城名流。单论名气大小，一般干部还比不了呢！她小学以后，接触的也多是我这样的子弟。接触多了，耳濡目染的，当然就有几分像我们啰！这么跟你说吧，在中国，领各种观念和风气之先的，那可不是你们小城市青年，而是省城的我们！”
他最后几句话像一根针，在我心上深深扎了一下。
我不再问什么。
他又站住，看着我友好地说：“你可别受我那些话的影响啊，把你带坏了我罪过大了。浪费感情的游戏，那得有资格、有资本，你们小城市考上来的大学生玩不起的，非学着玩也玩不好。一不小心就玩砸了，弄出不良后果来。所以呢，你还是要认认真真地对待恋爱，并且，一定要将恋爱和婚姻联系起来进行。我的话你听着也许逆耳，话糙理不糙，我是为你好。”
我说：“谢了。”
心上又像被针深深扎了一下。
那一路，我觉得我们的身份倒置了——我不像主编了，他像主编了；我也不像副主编，只不过像主编助理了，被资深老主编所厚爱的新任命的年轻助理，而他在给我历练的机会。他也不仅仅像一位资深的老主编，简直还像一位武林中的老师傅，谆谆教导我切记某些江湖常识，以免日后行蠢事，自作自受。
所以我心里也有几分感激他，更觉得交他这样一位朋友是值得的——尽管他的某些话太伤我自尊心。
回到学校时，快吃晚饭了。
我告诉其他几名男生，我又成了主编了，是王文琪非那么“决定”的。
他们刚从足球场回到宿舍，一个个满头是汗，都急着去洗脸，对我的话半听没听的。
我说：“你们也得表下态嘛！”
他们中的一个说：“你俩之间的事，我们就不掺和了，怎么都行。”
宿舍里只剩下我和王文棋时，他笑道：“你干吗急着说那事儿啊？有必要吗？自讨无趣了吧？”
吃饭时，大家照例拼起桌子往一块儿坐，食堂的师傅对我们已经采取默许态度不加干涉了。外专业有些同学知道我们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了，都不往我们那两桌挤，并送给我们一个集体称号是“文氏七兄弟”。
文琪宣布我俩的成果时，大家倒是皆停止了吃饭看着他。
待他说完，有人评价道：“业绩可贺！”
也有人说：“你办事，我们放心。”
还有人说：“印刷、化缘，这是两件最难解决的事，你一揽子都解决了，使我等没法不惭愧，来来来，大家要为他庆功！”
于是都双手举起汤碗，对文琪表示钦佩。
那时我意识到——如果没有文琪，我这主编将一事无成，《文理》很可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或者，费力八叉地出了一两期便夭折了。并且还意识到，若论谁是我们“文氏七兄弟”的“老大”，那么真是非文琪莫属。他经常请我们“撮一顿”，经常买西瓜、水果和冰激凌给我们吃，为我们订《读者》和《杂文选刊》；如果我们提出，他会很高兴地请我们看电影；在省城，他有广泛的人脉，某事只要获得了他的支持，那就什么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这都是我们另外六个“兄弟”无法与之相比的。
他的凝聚力是明摆着的。
于是我也举起汤碗看着文琪说：“老大，敬你！”
从那天以后，文琪就成了我们另外六个“兄弟”的“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