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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世界接轨，中文系已改成汉语言文学专业了。在别国的大学，并没有什么“国文系”——如英国没有“英文系”，法国德国也没有“法文系”“德文系”。门户开放，中国之大学与国外的大学交流多了，“中文系”继续叫“中文系”，会使外国教育界的人士觉得怪怪的，疑惑多也。但细说起来，我们“文理大”这样一所全省排名第三的所谓省级重点大学，在我们那届新生入学时，其实既无外教也无留学生。但那也得改呀，都得与时俱进嘛。地方看北京不仅体现在别的方面，同样也体现在教育界啊。相应的，全国重点大学多出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我们大学那时也有了。“对外汉”当年是香饽饽，或曰新式“蛋糕”，地方的文科大学当然也会难捺分一块的冲动——“对外汉”当年的招生广告比“汉语文”的招生广告吸引力大多了，主要因为那个“外”字；此“外”字会使高考的莘莘学子产生特别丰富的联想——外交部、各类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当年孔子学院也非常具有求职吸引力）；最起码可以教“老外”学汉语汉字吧？那不就成了“老外”们的老师了吗？对我们新生而言，若将来能成为“老外”们的老师，那是多大的出息啊！由于有了“对外汉”，便又有了“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课程是学中国早期汉语言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为吾国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培养新一代语言学家，即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与各国“汉学家”进行交流的汉语言学术精英。但——那基本是“北大”“复旦”“中山”“南大”“武大”一类名校的事，还是与我们“文理大”没什么实际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大学“对外汉”“汉语言”专业的学子在“中文”也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子面前，普遍还是会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傲气的，这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心理上备觉压抑。
总而言之，我那一届新生入学后，几个专业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文学院”。在“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分明成了边缘学科，在全校就更不消说了。从前的才子专业早已风光不再，性别比例上“子”少女多了。多到何种程度呢？全专业八十几名学生，总共才七名男生。不是说物以稀为贵吗？我们七名男生谁也没感觉到——我们感觉到的反而是同专业女生们的怜惜。那时学校已经流行一句顺口溜：“中文系，最大的筐，分数低的全都装。”在一般人与人的关系中，通常规律是友善产生怜惜；在我们专业此种规律反了过来，成了怜惜产生友善。事实确乎是，她们都对我们七名男生十分友善，但那种基于怜惜的友善，是我们七名男生心理上皆挺排斥的。她们都和徐冉一样，认为自己落入了“最大的筐”里，实乃三生不幸。有那极端的女生，甚至认为是自己的奇耻大辱。她们中有人的考分确实不低，因为不低而高估了自己，一心想要“跃龙门”，结果因志愿报得失策没考出省去，被调来调去，最终沦落到了“文理大”。徐冉则又不同，她是偏科女生，据说英语已达到了六级水平，几乎得满分，但数学拉下的分数太低，刚及格。
我们七名男生中有一名叫王文琪，情报特别灵通，经常向我们另外六名男生透露女生们的入学分数。其实无须他向我们透露，我们每每也能有所了解，因为在教室里上课前那一会儿，或者图书馆、食堂，我们几名男生每能无意间听到某几名女生凑在一起的窃窃私语、叽叽喳喳，互相排遣失意心理。入学最初几天，那是她们之间拉近关系的主要话题。而听到的男生，包括我自己，心理往往较为复杂——既自愧弗如，又因她们的失意而产生快感。
我们那所“文理大学”某一年曾更名为“华夏文化大学”，结果被误以为是民办大学，考生骤减。第二年赶紧又改回原名，不再企图借“华夏文化”四个字抬高名气了。“文理大”的“文”字，也遭到了我们那一届女生的嘲讽，她们的说法是——“理大”还比较符合现实，这年头“文”凭什么“大”呀，“文”都快跌到萝卜白菜的价了，怎么还好意思冠在“理”的前边自以为“大”呢？这种话最刺我们七名男生的耳，也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可都是当年便已日渐稀少的“文学青年”，我们的第一志愿可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们校虽然只不过是省重点，而且排名第三，却也还是有名教授（起码在本省是有名望的），比如汪尔淼教授。
汪教授五十五岁了，教完我们这一届就该退休了。他出版过多部文学理论书，获得过文学理论方面的“鲁奖”，也是连续几届的“茅奖”评委——怎么样？即使与名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们相比，也不矮谁一头吧？他却低调得很，言谈举止都是特像“师长”的那类人。一过五十岁，就坚决不再担任专业的主任，只上课了。据说也很少写什么，打算从此“述而不著”。
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就令我们全班刮目相看了，连几名心高气傲的女生，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没听过那样一些关于文学的观点。
因为我们学校在省重点排名第三，有的同学包括我们男生说到本校时，每以“咱们小三”自嘲。
站在讲台上的汪教授首先说的是：“我希望大家以后再也不要自嘲为‘小三’了，用那两个字自嘲等于自辱，为什么，你们懂的。”
男生女生便都有哑然失笑的。
他又说：“自辱而以自辱为娱的人，是不太可能受到别人尊重的。都不拿自己当回事，别人还非拿你当回事吗？”
有的同学就低下了头。
汪老师并没就“小三”二字再多说什么，接着开始上课了。
他说近代的人类社会有一种最广泛的资源，是权力和金钱根本无法全部垄断的，那就是文化，而文学是文化现象生动鲜活的部分之一。普通人缺的正是权力和金钱，故所以然，文学从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余留”给普通人的可再生资源，几乎不需要投资。在人类社会的从前，文学也并非如此。近两百年，特别是近一百年以来，普通人才越来越多地享有了文学欣赏、评论和创作的文化福祉。新媒体时代使这一福祉的普惠性更加广泛，所以作为普通人家的儿女生逢此时代而又在大学里学“汉语言文学”，未必不是幸运，因为文学或能从多方面给予普通人家的儿女以不同的人生尝试……
我从没听人这么谈论过文学。其他几名男同学和我坐在同一排，我左右扭头，见他们一个个听得表情庄肃。于是我知道，他的话说到我们大家心里了。
“后排左边那名女生，别再看手机了。右边几名女生，请将与本堂课无关的书合上。是英语书吧？中文都没学得怎么样，英语考过了六级八级又如何？不愿听此课的同学可以离开教室，但必须向教研室指出我的课水平低在哪几方面……”
于是我知道，有些女生和我们七名男生的感受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汪老师说了那几句绵里藏针的话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文学”两个字，继续讲课。
“我写不好小说，散文写得还行。还行的意思就是署上我的名字不至于使自己难为情。所以我支持大家写写散文啊、随笔啊、评论啊，包括诗，咱们还可以互相交流交流心得。学中文而不勤于动笔，那种学就是骗自己。至于小说创作，我肯定是教不了的。但我也支持大家尝试短篇创作，以五千字以内为宜。我不鼓励大家在校期间写长篇，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何况本校也并非鲁迅文学院，我教的也不是作家班。我下边的话很重要，希望大家别当耳旁风，往心里记——评论是我们双方教与学的底线能力……”又转身在黑板上写出了“评论”二字，“文学评论能力，是一种具有延展性的能力。有这碗饭垫底，也可以评影视、戏剧、绘画，甚至评论建筑与园林之美。好比具有了一种丝弦乐器的演奏能力，转而掌握其他同类乐器的演奏，入门较快。并且，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评以上别种艺术，往往会所见独到……”
我们七名男生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听得聚精会神。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日薄西山的时代，他分明是在为我们七名铁杆学子打气。
“那么，评论有原则吗？”
汪教授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问题。接着看讲桌上的名册，点名请王文琪站起来回答。
王文琪引用了一句老套的话来回答——“一千个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意思显然是否定的。
汪老师对王文琪的回答似乎早有所料，他在讲台上缓慢走动着，一手背身后，一手在身前，半截粉笔不停地在指间转动，语调缓慢地说：“你能引用那句话老师很高兴，证明你入学前已经是读书种子了。我们也可以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安娜·卡列尼娜、一千个涅赫留朵夫、一千个安德烈伯爵、一千个巴扎耶夫、一千个莫里哀主教、一千个冉·阿让、一千个沙威、一千个于连、一千个简·爱、一千个苔丝、一千个高老头，等等，不一而足。但我们所举之例，无一不是名著中的人物。那么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名著是怎么成为名著的呢？……”
他的目光望向了我。确确实实，完全集中在我一个人脸上，分明期待着我的回答，这使我有点儿激动。
我自信地回答：“评论家的肯定。”
他点点头，又问：“有谁补充吗？”
他的目光不再望向女生们，只扫视我们男生，仿佛教室中仅有我们七名男生。
王文琪说：“也得受到读者们认可。”
另一名男生说：“也要被时间所筛选。”
“那名举手的女同学，什么事？……”
他的目光终于又望向女生们了。
“去卫生间。”声音听来有几分难耐了。
他朝门那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徐冉随之走出去。
汪老师的思绪显然被打断了，望着教室门发愣。但那只是片刻之事，他又在讲台上缓缓走动，沉思地说：“情况往往是这样，某些作品虽受评论家们的好评，但广泛的读者并不买账，或一个时期内并不认可。某些作品虽受读者喜欢，评论家们却大不以为然。于是呢，只有交给时间去筛选。时间很厉害，在此点上从没错过。于是呢，不唯作品本身，评论家和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看法，也要受到时间的检验。那么，时间成了唯一的终评委。这说起来有点儿怪。时间非人，并无意识，依据什么来检验呢？归根到底，还是要依据人的看法来检验，只不过它将当时之评论家和读者的看法与后来的后几代的评论家和读者们的看法综合了。尽管，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一千个人心中的哈姆莱特肯定又是大同小异的哈姆莱特，而绝少有根本对立的看法。大同小异之‘大同’，便更是评论所持的诸原则或曰尺度的体现。我们这堂课先点到为止，以后再结合具体作品进一步讨论……”
直至下课徐冉也没再回到教室。
第二堂课汪老师讲得更从容更随意了。
他问《卖火柴的小女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意义吗？如果有是什么呢？
连我们七名男生都觉得这个问题太高大上了。
他似乎也不想请哪一名同学回答，只管旁若无人般自说自话：“在安徒生那个年代，欧洲的男人们都习惯于吸烟斗，当时没有打火机，大小城市里卖火柴的男孩女孩随处可见。一本安徒生的童话定价不低，精装更贵。可想而知，卖火柴的男孩女孩是买不起一本安徒生的童话书的。得卖多少盒火柴才能买得起一本啊，只有中产阶级及贵族之家的爸爸妈妈，才能为自己的小儿女来买安徒生的童话。大家想象一下，情况往往是这样——在寒冷的冬夜，外边下着大雪，富裕人家的小儿女躺在柔软的床上，或蜷在沙发上，或趴在壁炉旁的地毯上，也许自己在读《卖火柴的小女孩》，也许在听爸爸妈妈读；那孩子为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命运忧伤了，流泪了，小小的心灵里从此埋下了同情的种子。同情的种子会在儿童的心里发芽、长大，好的童书是水分，是阳光。后来，那孩子又读到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成为少年或青年时，读到了《苔丝》，读到了《悲惨世界》。那么，他成为警长的话，也许就不会是沙威；她成女议员的话，也许会特别重视慈善工作，使卖火柴的卖花的无家可归的男孩女孩受到关爱而不再被冻死……是的，我认为文学确曾起到过这么一点儿促使社会进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点儿一点儿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响着世道人心。所谓世道，社会准则也……”
“老师，能提个问题吗？”是女生的声音。
他似乎从安徒生的年代被唤回到了现在时，目光有些恍惚地望向后排，几秒钟后才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您的意思是，安徒生创作他的童话的时候，是怀着一颗佛祖般的想法，打算为天地立心吗？”
有轻轻的讥笑声从后排发出，呼应着那女生的提问。
他庄肃地说：“我没那种意思。安徒生当时怎么想的，他并没留下创作谈，后人无从知道。但是，对卖火柴的女孩的同情心肯定是有的吧？反正我读出来了，你一点儿没感受到吗？”
教室里比刚才更肃静了，我连那女生坐下的声音都听到了。
他接着说：“我是尊重张载他们那样的古代知识分子的，他们对‘文以载道’的精神很坚守，但他们的思想表达太高蹈了。‘为天地立心’多难啊，果有佛祖的话，佛祖也没做到啊。天若有心，安知其心必然守恒，不会像人心那么容易生变？但我的阅读体会告诉我，古今中外，作家对文学所持的理念多种多样，但确有一类作家，相信文学影响世道人心乃是意义之一。我强调一下，是之一，不是全部。这使某一类文学，具有与宗教同质的属性。《红字》《悲惨世界》都不同地具有这种属性。《卖火柴的小女孩》有，《快乐王子》有，《海的女儿》也有。再提一个问题，哪位同学能举出一篇中国的古典小说，与《海的女儿》有异曲同工之处？……”
没人举手，没人说话。
“我提示一下，往清代去想——清代的短篇名家是哪位？给大家两分钟时间回忆回忆……”
他走到窗子那儿，面向窗外，伫立不动。
教室门无声地开了道缝，徐冉的头从外探入，见老师背对大家，做了个鬼脸，悄悄回到座位去了。
差不多就是两分钟后，他转过了身，看着同学们说：“那么，我来说吧，就是《聊斋志异》中《王六郎》一篇啊……”
于是他以一种平缓的与人闲聊般的语调讲起了《王六郎》的故事——有个中年渔夫，每次垂钓前，必向江中酌酒数巡，并言愿祝一概溺亡不幸者早日投生，其祈至诚，之后守竿浅饮。一日，江边走来一少年，自谓王六郎，居近处。邀同饮，不拒。多次复见，遂成友。六郎每至上游，言可为之驱鱼。所获渐多，由是脱贫，置宅娶妻矣。又一日，六郎告曰，今诀别际也，从此再难一见，受天神怜悯，明朝可“托生”。渔人方知其为溺亡之鬼，然已为友，不惧，虔贺惜别。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翌日潜至江边，暗窥究竟。但见一抱婴之妇，涉水自投，江波骤大，几番被卷至岸，终寻死不能，抱婴怅怅而去。隔日六郎又现，诘所以然，坦荡答曰：吾一命耳，彼两命也，以吾一命之生夺彼两命齐亡，不忍之甚。问下次投生尚待何时？答或数年，或百千年，或永无机遇；竟无憾意……
汪老师讲王六郎的故事时，白话夹杂文言，如自己便是那渔人，陈述似乎自历。
“安徒生与蒲松龄，前者为一八几几年之人，后者为一六几几年人，二者生卒年代相差一百六十几年，安徒生不知中国曾有蒲松龄是肯定的。‘海的女儿’甘以己命成人之美，瞬间化为涛沫；‘王六郎’舍生取义，虽百千年不得复生亦无憾意，其‘不忍’之仁可谓大也。不知诸位做何感想，反正我初读时是受到了震撼的，再读亦然。我不想过多做道德层面的评论，毕竟这并非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我主要想说的是——在相近的历史时期，思想同质化的文学作品出现在隔着半个地球的两个国家里，似乎能够说明，人类在心性上的进化愿望或曰理想，不但从未休止，而且经常是共鸣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上，或可曰之为‘思维雷同’。这一点，正是‘比较文学’之方法的重要意义所在。”
汪老师说完以上一番话，下课铃又响了。
不愧是资深教授，他对课时把握得极准。
走在校园里时，王文琪说：“他的声音像《话说长江》的解说员，我爱听。”
王文琪说出了我们七名男生的共同感受。
走在我们前边的一名女生站住了，转身问王文琪：“你不觉得他讲得太小儿科了吗？”
确切地说，她也是在问我们所有男生。
王文琪被问得一愣，也站住了。
我们七名男生都站住了。
我说：“小儿科不小儿科，那要看你自己有多满了。”
那女生也一愣。
她并非独自走在我们前边，另外两名女生与她同时向我们转过了身。
站在她左边戴眼镜的女生说：“两堂课规规矩矩地听下来却一无所获，你们几个男生似乎还都挺喜欢听似的，能告诉我们有什么知识点吗？你们高兴个什么劲儿吗？”
一名男生说：“那要看你怎么理解知识了。”
王文琪紧接着说：“她指的知识点是有助于她考研的那一类。”
另一名头发剪得很短的女生说：“从学历上讲，研究生文凭高于本科文凭吧？有助于考研的知识是有用的知识吧？在大学课堂上，没用的知识还叫知识吗？”
“嗨，嗨，路边是讨论的所在吗？继续讨论找个不妨碍别人的地方行不？”一位中年女教师从我们身边走过，同时说着批评的话。
我也是近视，度数不高，但上课是必戴的，不戴记不成笔记了。我忽然发觉眼镜盒忘在教室了，无心再参与斗嘴，转身往回便走。
王文琪喊起来：“哎你哪儿去？不许临阵逃脱！”
我大声说：“别跟她们瞎掰扯了！”
我在教室门口听到汪老师与人说话，没进。
汪老师说：“对我的课有什么意见，只管提。”
接着听到的是徐冉的声音。
她说：“没意见。我想告诉您，我是准备考研的……所以、所以我才选了您的选修课……”
她的话听来逻辑上有点儿不对劲，反正给我的感觉是那样……我不是宵小之人，从没偷听过任何两个人的谈话。那时竟我非我也，干起偷听的勾当来。
汪老师说：“刚入学就确定了考研的目标，证明你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这是优点，我能为你实现目标做什么有帮助的事吗？”
徐冉说：“是的。如果您能对我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实际上就等于帮助我了。”
“噢？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儿糊涂了。”
“我选您的课，是因为听说您从不点名。我要考的是‘对外汉’的研究生，竞争很激烈。仅咱们专业这一届新生中，就有一小半要考‘对外汉’，所以、所以我得将精力用在正地方。如果我经常没来上课，希望您理解……”
“说下去。”
“期末我会按要求参加考试的，判分时也请您高抬贵手。我就是考得再差，您也不能给我太低的分，怎么也得在八十分以上啊。否则，就不是理解我、帮助我，而是难为我、害我了……”
“说完了？”
“基本说完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话表明了两点——一、你对文学一向毫无感觉，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你是很无奈的。二、所以，你发誓要考成‘对外汉’的研究生。为了不失面子，凑够选修课的分数，你同样不情愿地选择了我的课，但却并不想真来上我的课……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您理解的那样。”
“并且你认为，听我的课等于浪费时间，没将精力用在正地方，也是这样吗？”
“对不起老师，我用词不当……”
“你叫什么名字？”
“徐冉……太阳冉冉升起的冉……”
“我对是哪个冉不感兴趣！徐冉，你，你你，你怎么敢如此当面羞辱我？！如果我对你那样了，对别的同学公平吗？对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尊重吗？岂有此理！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我想我绝不能再听——不，再偷听下去了，尽管我特想听到徐冉接下来的反应，但如果我的偷听行为被别人撞见，那不是太有损我的形象了吗？即使没人注意到我的偷听行径，继续偷听下去，我自己对自己的行径也会厌恶的。
我正欲转身而去，教室门却在这时开了。汪老师一脚迈出后，看见我尴尬的样子一怔。
我不打自招地说：“老师我可没偷听。”
“我才不在乎你偷听没偷听，都是些什么学生嘛！”
他说完这么两句气话，一脸愠色地走了。
我呆在了原地。
这他妈的成了什么事！——我本是回来取眼镜盒的，却不料受到徐冉的牵连，也成了汪老师眼里不可爱的学生！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难道我与徐冉犯相？只要与她的事儿沾上点儿边，自己准会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徐冉出现在教室门口了，不出来，也不退回去，就那么挡着门口，斜眼看着我，像警惕性极高的家庭主妇在家门内看着一个浑身哪儿哪儿都可疑，并且刚敲过自家门的人。
我没好气地说：“请让开！”虽然说了一个“请”字，却说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偷听别人的谈话还有理了？你这人有没有点儿羞耻感？”
她的话虽不中听，却还是从门口闪开了，不是闪到了外边，而是闪到了里边。
我几步跨到自己坐过的课桌那儿，从桌膛里取出眼镜盒，看也不看她一眼，大步往外便走。
“就这么一走了之啦？”
听到她的话，我在门口站住，转身也斜眼看她，悻悻地问：“你想咋样？”
她故作高傲地说：“我跟老师说的话是完全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不少同学都有我那种想法，只不过别人没勇气当面跟老师说，而我敢于跟老师挑明了说罢了，没什么羞耻的。而你偷听别人谈话的行径，却是摆不到桌面上的事。”
都将老师气得连说“岂有此理”了，她还好意思说“没什么羞耻的”，还反而自认为勇气可嘉——她是脑子进水了呢还是天生猪脑子呢？难怪汪老师喟叹“都是些什么学生”嘛！
但那一个“都”字仿佛也包括了我啊！我偷听了她与汪老师的谈话也明明是事实啊！
我君子辩诬般地说：“你呀，太自以为是了，也太狗眼……”
她抢先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更想踹她。
她却笑出了声，紧接着说：“我骂你也是你不对！是你先要骂我的。如果你敢在同学间散布你偷听到的事，那我就在同学中散布你在列车站怎么对待我的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加上你刚才偷听别人谈话的行径，看同学们怎么评价你！”
她居然还记仇似的记着那档子事！好像我当时对她耍流氓了似的！
我正想这么说。
她嘴快地又说：“好好掂量掂量！”
话音刚落，人已扬长而去。
我心里那叫添堵，在教室里呆立着运了半天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