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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列车上认识了冉。
她成为我妻违背我的人生规划。
依我想来，成为我妻的女子，当以二字名为好——这是从生活常识来考虑的。
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领证没多久，反目成仇之事屡见不鲜啊。据说，我们“八〇后”的离婚率与上几代国人相比是最高的。当然，若与下两代人相比，那就另说了。
我这人比较传统，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美德。结婚了还继续拈花惹草的事儿肯定与我无涉，但我怎么能预见成了我妻的女子绝不会那样呢？就算两口子都非那种轻佻之人吧，然而蜜月一过，开始在一起过实在的日子了，磕磕绊绊，你㨃我、我㨃你的时候总不会没有吧？过实在日子，哪一对普通夫妻的关系能总是卿卿我我而从不吵吵嚷嚷的呢？蜜月还没结束，互㨃已成家常便饭，这样的现象也不少啊！
那么好了，如果徐冉不叫徐冉，而叫——比如叫徐×冉，互㨃时我就不至于显得太过弱势。
“晓东，你什么意思？！”
徐冉㨃我时，语势上一向占据优势。人家叫的只是我的名，没连我的姓也捎出来，所以那话就在得体的范围之内，使我挑不出理来。但是呢，语调却可以说出针锋相对的意味。想有几分有几分，分寸全由她自己拿捏着。
而需要一位丈夫固守己见的时候，我的话就难以说出她那么一种气势了。
“冉，你什么意思？”
怎么说语势上都有点弱对不对？
“冉……”单字之名，想不带出亲昵劲儿都不太可能。何况，往往的，我还总会不由自主地加上一个“呀”或“啊”；也往往的，话到唇边偏不想加，可习惯已成自然，还是加了。
某些习惯真难改呢。
“冉，你什么意思啊？”哪位说说看，这样的话能说出㨃的语势吗？连点㨃的意味也难以体现呀。但两口子之间，身为丈夫的一方，该㨃不㨃，那时说出的话弱弱的，使是妻子的一方听来似乎已甘拜下风，长此以往，一位丈夫的家庭地位和起码尊严又何在呢？
如果我妻子的名是双字名，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冉，你什么意思？”
这话是不是可以说出不怒自威的意味？因为她的名不叫“×冉”，而只叫“冉”，所以我㨃她的话后边才往往加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啊”——这种情况对于我似乎是“语感条件反射”。
“李晓东，你想咋样？！”
“徐冉，你又想咋样？！”
这时，只有这种双方互㨃时都将对方的姓带出来了的时候，我俩在语势上才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均衡局面。
但那种时候委实是不多的。两口子嘛，多了还行？而且，那种时候通常是我先压下自己的火去。男子汉大丈夫，该让得让，识时务者为俊杰。常怄气对谁都不好，容易引癌上身，这一点我俩都明白。不论是她还是我，谁得了癌对我俩不都是两败俱伤的事吗？
话说2000年，我考上了本省的文理大学。我是哪一省人，这我就不说了吧。某些隐私，我还愿为自己保留一下下。到哪时说哪时，保留不成再说。普通人的隐私那也是隐私，不能因为自己普通，就不把自己的隐私当成一档子事儿，那不更普通了吗？这年头，谁还傻兮兮地做“拉锁派”啊？
“拉锁派”是徐冉对无原则的坦诚人士的讥讽。
话又得说回来。我妻可不是不坦诚的女人，只不过她的坦诚讲原则，因人因事而异。
通常情况下，她对涉及自身利益之事表现得最为坦诚，维护自己利益的态度从不含糊。对于动了本属于她那份“奶酪”的人，据理力争起来也毫不含糊——正如我在包容她这方面一向做到了“无须提醒的自觉”。
“自己的利益得自己去争取！现而今，还有那种为了维护别人的利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人吗？”这是我妻对我的经常教导。当然，此后话也。
2000年大学新生入学期间某日，在列车上，她坐在了我旁边。车上人不多，开车后我俩那排座空着一座。她的座位靠窗，确切地说是我坐在她旁边。
她说：“我晕车，能换一下座吗？”
我求之不得。不论乘火车还是乘汽车，我都喜欢靠窗的座。惭愧，那年我还没乘过飞机。
我俩换了座位之后，我问：“你干脆坐边座行不？”
她反问：“为什么？”
我说：“那空座不就在咱俩之间了吗？咱俩的包都可以放中间了。”
不料她低声然而坚决地说：“不行。”
这我就奇了怪了，忍几忍没忍住，以虚心讨教的口吻又问：“何以不行呢？”
她面无表情地说：“边座是别人的座位，我不喜欢乱坐别人的座位，人家下一站有可能就上来。”
这话听着似乎挺有道理，但也太死心眼儿了吧？
我犹豫了一下又说：“现在不是正空着嘛，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到下一站，方便一个多小时也是方便啊。”
她却没再说什么，起身从架上取下自己的背包放边座上，又从背包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字典和一袋零食，边吃边看，不再理我了。
竟会遇到这样的人！而且还是位“美媚”！而且我刚刚满足了她的请求！我心里那个气。
一会儿列车驶入了一段挺长的山洞。我心里的气不是因为她死心眼儿不死心眼儿，也不是因为她只图自己方便却不肯让我也沾沾方便的光，而是因为她确实算得上一位“美媚”。不属于使人惊艳的那类，走在路上回头率未必会多高，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回头率；她属于乍看只不过是大众脸、平常人，往细了端详才挺经看，越看越能看出几分韵味儿那一类。
我这人吧，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男生，非属那种“傻多情”类型的“准二百五”。颜值甚高的窈窕淑女，我从不会主动搭讪着套近乎，那结果往往是自讨没趣，甚至可能是自取其辱。颜值和身材太一般的，我也从不滋扰人家，那干什么呢？岂不是等于无事生非吗？咱没早恋过，初高中时向女生“传纸条”那类事咱绝对没干过，一向一门心思苦读来着。如果我高考落榜，估计我妈会得抑郁症。复考之事，我想都不敢想，那可能会越考越糟，反倒一辈子入不了大学的门了。在我们灵泉那个地级市，高考竞争已近乎白热化，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手拿把掐能考上一所较好的大学的分数，在我们那儿往往连起码的“一本”都靠不上边。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一向是心无旁骛的用功学生，为的就是“一锤子买卖”式地拼分数。在灵泉，“一考定终生”还基本上就是那么回事。
好歹，没白用功，咱考上大学了，还是省重点。于是呢，精神和精力总算迎来了“双解放”的好光景，交交女朋友的事随之可以提上日程了。而徐冉彼女，相当符合我当时的择偶标准——我的既定方针乃是，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车厢黑下来后，车窗起到了镜子的作用。我侧脸看车窗，实际上也就等于在端详她——她的侧脸线条很好看，鼻梁直挺，上唇微翘，下颏端正，略尖；眉梢长，脖子也长，使她的侧脸看去有几分希腊女子的美感。我联想到了一幅油画，画名是《年轻妇女肖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委涅齐阿诺的名画。2000年，那幅画的印刷品镶在典雅的框子里，挂在我家我父亲的书房里。我父亲认为“她”比蒙娜丽莎美，我完全同意我父亲的看法。他是我们灵泉美协的副主席，本有资格当主席的，由于是油画家，就只能委屈他当副主席了。上级领导认为，美协主席还是由一位国画画家来当的好。对于蒙娜丽莎的看法……噢，扯远了。咱不说那位“蒙姨”了，接着说“徐冉同志”哈！
我从车窗上不仅能看到她的侧脸，当然也能看到自己的正面形象。很清楚，绝对比古代的铜镜清楚。不谦虚地说哈，咱的颜值那还是不错的，有几分像后来的电视剧《知青》中的一个人物，不是王凯，是叫尹键的那位。据编剧说尹键在《知青》中的戏份原本挺多的，由于在剧中爱上了一个“右派”的女儿，结果戏份几乎被砍光了。否则，兴许他也早红了。说到底是编剧对不起尹键——明知那样的情节不易通过，干吗非让人家孩子爱上那么一个“姐”呢？……
对不起对不起，又扯远了，也不说尹键了。我这人思维跳跃，但愿没给诸位留下饶舌的印象。从现在起，我要直线思维，不再东拉西扯了！
话说2000年的我，一米七八的个头，不高不矮，坐在前去大学报到的列车上，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试图与坐在旁边的徐冉主动认识一下，却遭遇了她的冷淡，内心里未免有点儿光火。
我主要还不是由于她对我的态度而光火，不就是侧面的样子挺耐看吗？有什么架子可摆的呀！实际上我是生自己的气，因为确实受到了几分诱惑而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一名大学新生太没出息了。从地级市考入一所省重点大学，怎么说也能证明我是有志青年啊，我的“眼眶子”理应高一点儿嘛！
列车钻出山洞时，徐冉合上厚书，放在膝上——却原来不是一般的字典，而是《汉字学入门》；我第一次见到那样的典书，不禁又对她刮目相看起来。她不吃零食了，用湿纸巾擦擦手，往后一靠，闭目养神。
我也往后一靠闭目养神，决定不再主动与她搭讪，这点儿矜持劲儿我还是有的，没有也装得出来。
她那本典书掉地上了，这使我睁开了眼睛——她从书中抽出一页折了两折的A4纸，展开呆呆地看。
那是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与我收到的一样；盖着同一所大学的校章，而且我俩是同一个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从前的中文系。
这使我想不与她搭讪都不可能，那也太难了啊！
我说：“恭喜你。”
她竟不拿好眼色看我，仿佛我羞辱了她。
我又说：“别误会，诚心诚意的。”
她冷冷地说：“既不是211，又不是985，有什么可恭喜的？你要说句同情的话我还爱听点儿。”一边说，一边将通知书夹入典书，并将书塞入背包。
这不等于㨃人吗？
我愣了愣，往回找补面子地说：“毕竟是省重点……”
“省重点的意思就是非重点，我不该落这么个下场。”
这叫什么鸟话！
我本想继续告诉她——我也是那所大学那一专业的新生，同乘一次列车，而且座挨座，缘分不浅……
但我的话还好意思说吗？
她又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
我也学她那样，不屑于再欣赏她的侧脸。外边阳光甚好，列车一出山洞，阳光又透过车窗照在我俩脸上，身上。
我拉下了遮帘。
她偏过身去。我也偏过身去，与她背对背。山洞颇多，车厢里一阵明一阵暗的。一想到以后四年里将与她这样一名女生经常在同一教室上课，我的心情不再愉快，晦气之感顿生。
我竟一次也没再看“镜子”——她的后脑勺也就是一般的后脑勺，没什么看头，不知不觉我睡过去了。醒来时，列车已到终点，旁边已不见了徐冉，车厢里只剩五六人还在往外走。
这人！叫醒我一下对她能有什么不利啊？！
我心里那个气。
我的东西不多，全在双肩背兜和拉杆箱里。下了车，遇到了特殊情况——滚梯发生故障，出站只能上台阶。台阶很高，分三段。虽有站台服务员协助某些老人和妇女，拉杆箱较大较沉的中青年却也都表情为难起来。
我发现了徐冉的背影——马尾辫、一身浅蓝色女式牛仔装，褐红色背兜；没错，正是她。她算是高个子女生，估计有一米七五左右。
她的米黄色拉杆箱特大，驻足仰望着高高的台阶。
活该！上本省的大学又不是上国外的大学，带那么大的箱子干吗呀！“世上溜溜的女子”满目皆是，我那所大学里的“美媚”肯定也不少，洒家何必对她情有独钟呢？
这么一想我又不觉得尊严受损，心情愉悦起来了。几步走到她身边，故作快活地“嗨”了一声。
她扭头看我。
我说：“幸会，再见！”说完，拎起拉杆箱，迈着轻盈快捷的步子踏上了台阶，一步三级地往上蹿。我家离省城近，列车距离两小时多点儿。如果我愿意，每周可回家一次。所以我拉杆箱里东西不多，拎起来并不吃力。我站在台阶顶部时，忍不住转身朝下望，见一位手持话筒的协助员在对徐冉说：“这位姑娘请往一边站，别妨碍他人上。现在人多，过会儿人少了，站台工作人员肯定会帮助你。”
看徐冉推着拉杆箱走到了台阶旁，我心生出幸灾乐祸的快感。但仅是几秒钟的事，转瞬我就因自己的不良心理而羞愧了——她毕竟将是我的同学，而且是女生，我岂能因小小不言的别扭感觉袖手旁观她之为难？那我这个男生以后还怎么面对她这个女生呢？如果她在班上大肆宣扬起这一段儿来，全班同学甚至包括老师们将会怎么看我呢？我在众人眼里岂不是刚一入学就被涂上了“此人差劲”的色彩吗？即使她不说，我自己也会后悔呀！
我又拎着拉杆箱噔噔噔跑下了台阶。
我往下跑时她一直看着我。
我站在她跟前，将拉杆箱放下，拉起拉杆，以命令的口吻说：“替我拉着。”
我想我的表情肯定是庄重的，也很可能是严肃的。
她问：“我为什么要那样？”
她的表情几可用“反感”来形容。
我说：“我的轻。我替你把你的拎上去。”
她一脸不信任地说：“谢了，过会儿别人会帮我。”
我说：“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帮，我何以不能？”
“我再说一遍，不劳您大驾，谢了。”她说完一转脸，不再理我。
我说：“今天帮定了。”说完，拖着她的拉杆箱转身就走。
“哎你！同志！同志！那人把我的拉杆箱拖走了。”
她居然向一名站台工作人员求助，仿佛我是劫匪。
我站在一级台阶上朝工作人员笑着说：“别听她的，我俩认识，我帮她拎上去。”
她叫嚷起来：“我不认识他！”
我光火了，朝她吼：“住口！认识怎么？不认识又怎么？不认识就不能互相帮助了？毛病！”
工作人员也笑着对她说：“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拖着你那么大的箱子跑掉。何况在站内，往哪儿跑？我看人家是诚心帮你，你跟上去不就得了嘛。”
她这才做起了正确的事，拎起我的拉杆箱跟上了台阶。
我没料到她的拉杆箱会那么沉，上几级台阶就得歇一下。而她拎着我的拉杆箱一直跟在我身旁，似乎对我还不放心。似乎而已，只不过是我的感觉。
快上到第二段台阶的平台时，意外发生了。不知怎么一来，她那拉杆箱的拉锁失效了。我再往起一拎，拉杆箱像巨贝似的张开了，里边散落出来的东西令我目瞪口呆。竟是些土豆、红萝卜，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小倭瓜——都是圆的，总共二十多个；还有几本厚厚薄薄的书；还有一副可以围在小腿上的健身沙袋！我跑步时也曾往小腿上围过那种沙袋，里边不是一般沙子，是更重的铁沙。沙袋和书，只不过散落地上而已。土豆之类却一个个球似的从台阶上往下滚。
我不禁生起气来，冲她吼：“你上大学带那些东西干什么？想自己开伙呀？为什么不带上几斤肉？为什么不带上油盐酱醋？干脆连电炉子也带上得了！”
她也十分生气，冲我嚷嚷：“你冲我吼什么你？我求你帮忙了吗？我的拉杆箱原本好好的，是你把它弄坏了！”
“你！……”
还反过来怪我，我真想踹她一脚。
上台阶的人们受到土豆什么的妨碍，抱怨不止，有人说出了很难听的话，使我更加光火。
站台工作人员也朝我俩嚷：“哎你们两位，搞什么呀？别光在那儿互㨃，快收起来，绊倒了别人你们是要担责任的！”
这是肯定的。不但她将担责任，连我也逃不了干系呀！光傻站着生气那是没用的，我只得跑下台阶去捡那些“球”。捡得再快也只能一手捡一个啊，为了一次多捡几个，我用衣襟兜着。
而她，蹲在原处鼓捣拉杆箱的拉锁。
等我将那些“球”一个不少地全替她捡回来了，她也将拉锁修好了。
她又说：“就是你放一下蹾一下地搞坏了！”
我很绅士地忍气吞声，默默帮她将东西放入拉杆箱内。
等我俩都直起身，台阶上已无人了。
“谢谢谢谢，千恩万谢了，您请走吧，不用您帮了！”
当我要再次替她拎起拉杆箱时，她态度坚决地阻止了我，用身体挡住拉杆箱，还将“您”字说出重音。
我瞪着她发愣。
“辛苦您了，不成敬意，请收下。”
她从钱包里掏出五十元钱递向我。
那时我又想踹她一脚。
一名身高马大的男性站台工作人员走了上来，看看她又看看我，困惑地问：“什么情况啊，你俩还不走？”
她说：“同志，我不愿麻烦他，还是请您帮我拎上去吧。”
那位大叔爽快地说：“没问题，应该的。”
他拎起拉杆箱又说：“分量真不轻。”
我还有站在那儿的必要吗？
我才不是那么厚脸皮的人，拎起自己的拉杆箱昂然而去。
我在车站大厅遇到了表哥李彬，他是省报设在我们那个市的记者站的记者，常往省城跑。
他问：“跟什么人发生冲突了？”
我说：“没有啊。”
他说：“我不但是记者，还是你表哥，闷气都挂相了，能骗得过我的眼睛吗？”
我苦笑一下，淡淡地说：“小事一桩，已经过去了。”
他搂着我的肩又说：“往后是大学生了。要学会忍。不会忍，算不上成熟。人世间三分之一不好的事，忍一忍其实都是可以不发生的。”
我说：“记住了。”
表哥年长我八岁，我俩每次见到，他都像负有家族使命似的教诲我几句。
我与表哥说了会儿话就分开了。走出车站，一眼望到了学校接我们新生的横幅和大巴；同时又望到了徐冉的背影和她那制造麻烦的拉杆箱——我很奇怪她的拉杆箱是米黄色的，太少见了，真是什么人喜欢什么颜色——也许情商低的人才反而喜欢与众不同吧？我们说某人“各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紧走几步，跟在她后边。并非成心要紧跟着她，而是因为我看到大巴里已快坐满了人，不愿走得太慢让别人等我。但我也不愿与她并肩走，我干吗非与她并肩走啊？在人来人往的广场，那么走不是也妨碍别人吗？我俩在站内都妨碍过别人了啊！我更不愿走到她前边去，怕使她那种性格“各色”的人添堵——怎么，自己的拉杆箱小、轻，就噔噔噔超到我前边去，成心气我呀？发生了一连串不快之后，我料定她肯定会那么想。
她显然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感觉到了后边有人跟着，站住，转过了身。见是我，一愕，冷冷地问：“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冷冷地反问：“为什么认为我在跟着你？”
她说：“你明明在跟着我！”
我说：“我不可以走与你相同的方向吗？”
“我谢过你了，也给过你钱了，是你当时没接，如果你嫌少……”
她又一次掏出了钱包。
我又一次觉得被羞辱了，不愿再说什么，几大步走到她前边去。
大巴的座位几乎坐满了——只有最前边的两个座位空着，是有小桌的座位。那样的两个座位，显然是专供特殊乘客坐的，所以先上车的人都没好意思坐。
我放妥我的拉杆箱和背包，犹豫着不知该不该坐下去。一名负责接站的学姐请我出示录取通知书，我给她看了。
她说：“你可以坐那儿，谁都可以坐那儿。”
我便坐了下去。
这时，司机已经在车下帮着徐冉放她的拉杆箱了。拉杆箱太大，车上已没地方放，只能往车厢底部的行李层里塞。
等司机上了车，学姐在车门那儿也请徐冉出示录取通知书。
她却找不到她的录取通知书了。
学姐耐心地说：“别急，慢慢找。几所大学的校车都在接站，主要是怕你上错了车。”
“对不起，在站内出了点儿乱事儿，也许……也许丢了……”
她快哭了。
我只得替她说：“她肯定没上错车，是中文系新生，我看到过她的录取通知书。”
只要她上了车，车就可以开了。不能让她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我那么证明主要还不是急她所急，而是急大家所急。
学姐说：“那上车吧，丢了也没事，反正学校有电脑档。你俩都是中文系新生，正好坐一块也熟悉熟悉。”
她低头上了车，将背包往小桌上一放，一屁股坐我旁边，连个“谢”字都不说，继续翻找录取通知书。
我则一动不动，仅将目光从眼角瞥向她。
“找到了，在夹层！”
她叫起来。
坐在车头那儿的学姐回头朝她笑笑，那时车已行驶在路上了。
我转脸望窗外，决定在下车之前不再向她转过脸去。
她则像在列车上那样，干脆面向另一边车窗，以背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