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入殿堂

回忆起从事了六十多年的文艺工作，许多人的身影还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不同阶段的恩师，有的是我的好友，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亲人。再有就是那些曾经给过我一两句忠告但我现在又难以说出他们的姓名却让我受益终身的人。

我家祖辈和亲戚之中至今唯我一个做演员的，父系家族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以种田和做小生意为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有不少人闯关东，我的爷爷就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俄国人的船上当伙夫，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我的父亲十六岁就到了哈尔滨同乡的厂里当学徒，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娶了一位北京四合院里的落魄小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我与文艺结缘的概率可能就微乎其微了。

晚年的母亲，由于一只眼睛失明，整日戴着一副茶色眼镜。可是你如果看一看她年轻时的照片，那神情与气质绝不亚于当年的阮玲玉。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爱看书、爱看戏，结婚以后除了相夫教子之外，这就是她最大的两个嗜好了。我小的时候跟着她看了不少戏，她最爱看的剧种是京剧、评剧和越剧，于是这也成了我至今最偏爱的三个剧种。而母亲不多的藏书成了我文学的启蒙老师：左拉这个名字大约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印在脑海里了；矛盾、巴金的小说也被我翻来翻去地胡看八看。那时候没有电视，晚上睡觉之前的时间只能在灯光下消磨。回想起来这些书的内容当时我不可能真正地读懂，但潜移默化的作用总是有的。从小学到中学，我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应该说母亲的两大嗜好给予了我终生的影响。

而我对电影的痴迷要追溯到小学一年级。我所在的小学是天津一所极为著名的学校——耀华学校。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地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津的“富人”区。记得当时很多同学都是被黄包车送来再接走，我去过的一些同学家里大部分都有钢琴。记得我去过一个叫陈克温的同学的家，他们家的建筑格局几乎就和话剧《雷雨》中周朴园家的布景格局差不多。而这时我的家只能维持在一般的温饱水平，在当时的班集体里属于贫下中农。

这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同学叫王矛。他们家里也有钢琴，他本人口才也非常好。（这里先顺带一个小插曲：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虽先后病逝在南北两地，却巧合地葬在了北京的同一个公墓，成了地下邻居。）

几十年后，当他作为一名歌舞剧院钢琴演奏家与我巧遇重逢时，我发现他绘声绘色讲故事的能力更强了。

在小学期间，每个星期一早晨上课铃打响之前，以王矛为中心的几位男同学就会围着讲台，在那里口沫横飞、手舞足蹈地大侃特侃星期天刚刚看过的电影，时不时地还要扮作电影中的不同人物模仿着表演上一段，自娱自乐好不痛快。直至上课铃声响起，才余兴未尽地回到各自的课桌前。在那群同学中王矛是我当时最崇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我们巧遇重逢时，我很快就能认出他来。他那种绘声绘色的表达能力再加上略带沙哑的喉咙，真让我难以忘记。

正是受王矛等同学的影响，为了能和他们搭上话，也为了能和他们“平起平坐”，每个星期天我也开始看电影了。

没有钱买票怎么办？我只能开始“缩食”。

我从上小学开始，午饭都是固定在天津南京路大教堂前的一家小餐馆里吃烩饼。所谓烩饼，就是把烙好的大饼切成丝用水煮一煮加上点菜叶和调料而已，当时的价格大约是一角二分钱。这种午餐我一直吃到小学毕业。原因是我的父母那时都工作，早出晚归无暇顾及，所以给我来了个定点包饭。饭费由他们每月和小饭馆单独结算，这钱不经我的手，我要想“缩食”，只能在早点的五分钱里“做手脚”。那时父母每天只给五分钱，这五分钱说不清是早点钱还是零花钱。在我没“缩食”之前，往往是早晨从家里揣着一个凉馒头或凉窝头在街边就着二分钱的热豆浆或豆腐脑；余下的三分钱夏天可以吃一根冰棍，冬天可以吃一小包花生米或其他什么零食。在为了争得周一早晨上课之前的话语权而决定“缩食”之后，我的早点就是干啃一个冷馒头或冷窝头了。一周节省下来的三毛钱，可以让我周日在劝业场一带看上两场电影。有日本的《暗无天日》、苏联的《夏伯阳》、国产的《平原游击队》，等等。这样一来每到周日的晚上，躺在床上的我都会激动不已。周一的早晨我都会起得格外早，兴奋地赶到学校，投身于一场精彩绝伦的“电影回顾展”之中。

电影是能让人上瘾的。从开始为争“尊严”、为争“话语权”而看电影，到后来的每周日不进电影院就魂不守舍，以至于若干年后把自己“发配”到新疆去放电影。再后来索性演起了电影，真应该感谢少年时代与我同龄的那几位电影“启蒙者”。

不久前我还与王矛通过电话，他那副沙哑的嗓子更沙哑了，但热情不减当年。小学毕业之后他就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钢琴专业，他于2004年先后在武汉、北京创办了“王矛钢琴”学校。

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家庭生活的一个偶然变化，使我对艺术的涉猎更加广泛。当时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妹妹投奔外地远亲，我一个人在天津寄宿在父亲的朋友家。那段时间一日三餐给我五毛钱，全部自理，这一下我可就海阔天空了。那时我寄宿的地方离天津的“三不管”（相当于北京的天桥）很近，隔壁是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堃）的搭档赵佩茹的家。当时常见到高英培等年轻相声演员出入他家，几十年后才知道，高英培是赵佩茹的徒弟。

不记得是胡同儿里的哪位大哥曾带我去了一次“三不管”，让我一下子就对那个地方着了迷。

由于我寄宿的人家对我疏于“管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下午放学之后，到晚上九点之前都是在“三不管”那里度过的。那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相声、评书、北方越剧、评剧、曲艺、杂技等，门类繁多。在那不足一平方千米的地盘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演出的质量随意转换场地，因它收费是以观看十分钟收二分钱为标准。当时我真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不仅在“三不管”看，有时周日除了在劝业场一带看电影外，晚上也会买一张后排的票到剧场里看评剧、京剧、河北梆子、越剧；听小彩舞的京韵大鼓、常家的相声、石慧儒的单弦、王毓宝的天津时调，等等。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这样天马行空的日子过了有半年多。后来与爱人回忆起这段生活时，常暗自庆幸：一是那时社会治安比较好，一个没人管的半大孩子，天黑了还在外面野来野去没出什么意外；二是由于少年痴迷于“艺术”，没被坏人引诱教唆走上歪门邪道。

在这一段生活中，没有母爱也没有父爱，唯一让我感到一丝温暖的是每天晚上我回到寄宿的人家，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陪我睡在一张床上，他是男主人的父亲。他有着一副非常慈祥的面容，我努力地把他想象成我的亲人，以排遣老鼠给我带来的恐惧。这一家的老鼠特别多，夜里常常会爬到我的脸上，咬我的鼻子和耳朵，让我在睡梦中惊醒。这时候那位老爷爷会拉开灯呵斥老鼠，安慰我几句。这样一段同床情谊在我的记忆里难以磨灭。

半年多之后，当我到火车站去接久别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时，母亲一见到我，眼泪夺眶而下，原因是她看我瘦得不成样子了。而我当然不敢告诉她，我把每天的五毛钱伙食费大多挥霍到“三不管”和剧场里去了。为了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母亲还强制我拜了一位师父练了一段时间太极拳。但是母亲后来很快就发现了我消瘦的原因，她从我那些脏旧的衣服里发现了许多电影票和戏票，于是我受到了母亲怜爱的呵斥。

我在小学阶段算不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有两位老师却对我格外青睐：一位是教语文的王老师，另一位是教音乐的魏老师。也许是母亲那不多的藏书，使我在童年就吸收了一点中外古典名著的文学营养，加之自幼随母亲在剧场里受到的熏陶，增添了对电影、曲艺的兴趣，使我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成了班上作文的佼佼者。王老师经常将我的作文拿到课堂上朗读和点评。此外，可能是由于我们班口才最好的王矛同学声音有些沙哑，使我有机会被王老师指定为代表，作为我们班在全校大会上的“代言人”，朗读一些决心书、挑战书之类的东西。我成人以后，经常听到别人夸赞我的声音有磁性，可在那小小年纪的时候声音是否也有磁性，如今已无法考证了。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的第二位恩师——魏老师。

魏老师是音乐老师，而我当时对音乐和唱歌都没有多大兴趣，比起那些家里有钢琴的、会拉小提琴的同学，我可以说是一个乐盲。但是魏老师却偏偏带着我一个人去参加区里的唱歌比赛，结果是我居然力压群芳地得了第一名。我当时唱的是一首苏联电影插曲《猎人之歌》，这是魏老师单独给我开了五六次小灶的结果。以后他又把我举荐到天津少年之家合唱团，成了一名合唱团团员，参加过不少次的业余演出。

由于魏老师的引导，我似乎又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向母亲提出学习小提琴或二胡的要求，母亲还真带着我去劝业场私人教授小提琴和二胡的老师那里进行了咨询。鉴于学费和购买乐器的费用比较昂贵，最终不了了之。于是我把“膨胀”起来的音乐兴趣寄托在了一根小小的竹笛上，我记得好像当时是花了五毛钱买了一根极为普通的竹笛。我那时完全是“自学成才”，自己摸索着吹出了哆、来、咪、发、唆、拉、西几个音。那一阵子竹笛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夜里我经常会一个人跑到墙子河边去吹一通。这根笛子对我最大的贡献是让我有资格参加了学校的小乐队，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经常随着上街游行的队伍吹奏一首叫《社会主义好》的曲子。

1958年恰是我要由小学转入中学的阶段，在放暑假之前我鬼使神差地跟着王矛等几位自幼受着音乐熏陶的、家里有钢琴的同学去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本部在天津）。报名处的老师听说我要报名“学唱歌”，就告诉我要等变声以后才能报考。从此我就离开了王老师和魏老师的呵护，告别了王矛这些小伙伴，于1958年9月1日进入我短暂的中学阶段。

在耀华小学期间，还有一项有关体育运动的爱好是不能不提及的。耀华小学与耀华中学合起来称为耀华学校，在校区内拥有一座漂亮的礼堂和一座设备完善的体育场。我曾站在那座礼堂的舞台上代表班集体朗读过决心书，这应该算是我“登台”的最早记录。而在那座体育场的足球场地上，足球成为我少年时代最喜爱的运动，为此我还从“缩食”的钱里买过一个小足球，放学后在胡同里和邻居的孩子们踢野球。我至今算不上是一个球迷，但每当有国内国外重大的足球赛事时，我都要通过电视屏幕来过过眼瘾，《足球报》也成为我最爱阅读的报纸之一。

进入天津市第61中学以后，我生活中的最大变化是不再吃“烩饼”了，因为学校里有食堂，所以又有了省吃俭用去看戏的余地。写到这里我想要说的是，那个年代一般的家庭都会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所以对孩子不娇惯。再有就是父母都工作，不仅晚上要加班，星期天也要加班，因为父母除了工作还要参加各类名目繁多的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早晨父母还未起床，我已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了（学校离家较远），晚上睡着了父母都还未下班。在我的少年时代，母亲还好，父亲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这样虽然带来了弊端，却也给孩子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得以张扬自己的个性和天性。再加之那时的课外作业不多，每个孩子都有充分的业余时间去形成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些爱好完全是出于孩子自己的兴趣天然形成的，不像现在靠父母的主观意志和大量金钱的堆砌。从另一个角度人们可能会说家庭教育不够严格，孩子容易走上邪路，而我们兄妹四人（我、国明、国城、国忠），至今虽然专业不同，却都是在勤勤恳恳地做事、本本分分地做人，没出过什么事。

进入了中学以后，我不仅看戏、看电影的兴趣不减，居然还有了上台过把瘾的机会。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的联欢会上我和同班的一位姓郭的同学，把从“三不管”听来的相声上去学说了一段，不想这一来我俩居然成了第61中学的小明星。尤其对我感兴趣的是高中部社团话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其中具体找到我的是一位高二姓张的男生，他可以说是我进入表演领域的引路人。他们当时正在排演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话剧，让我在里面扮演了我一生中第一个戏剧形象——剿匪小战士。记得当时整个暑假都在排这个戏，我干脆从家里拿了一个凉席和一床被子，晚上就睡在课桌上，每天跟在高中同学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觉得很幸福。就这样很快进入初中二年级。

没想到初二只上了一个学期，就彻底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

那是初二寒假前期末考试的一天，当我交上试卷之后，老师通知我到教导处去一趟。我当时心里还真有点忐忑，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我走进教导处的时候，里边已经稀稀拉拉地站着几个其他班的男女同学。过了十几分钟，进来了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天津人艺”）要成立一个儿童剧团，在座的这些同学可以去报考。这时我才突然想起刚才在课堂上考试时，有两位气质和我们老师不一样的女同志，在我们的课堂上转了几圈，大概就是他们相中了我吧！因为我小时候属于浓眉大眼、虎头虎脑这一类，容易给别人留下印象。

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我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告知父母，自己一个人跑到了天津八里台平山道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所在地参加初试，那时我的年龄是十三岁半。记得当时我唱了一首歌，朗读了几句课文。几天之后看榜的时候，上面没有我的考号。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连初试都没有通过，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其实我原本并没有想过要终身从事表演事业，只是喜爱而已，但是经过这样一次突然的“事故”，我好像被别人举到了天上，又重重地摔到了地下，弄得我痛不欲生。

母亲大概突然发现我魂不守舍、郁郁寡欢，就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一下子泪如泉涌、泣不成声，那一刻真把母亲吓坏了。因为我自幼属于那种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突然的失态让母亲认为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我才道出了实情。母亲当时只是安慰了我几句，没多说什么。两天之后母亲告诉我：“明天上午我陪你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去，再参加一次考试。昨天我去跟他们说好了，他们同意再看看你。别难过了，今天晚上早点睡。”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非常心疼，就请了半天假跑到天津人艺找到了当时筹建儿童剧团的负责老师尹舒坤，述说了一番她的儿子多么喜爱文艺，多么有天赋，长得多么可爱，初试落榜后是多么的痛苦，等等，赢得了尹舒坤老师的同情，同意再看看我。母亲的这个行为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本我没有告诉父母是怕他们不同意我初中辍学去学什么演戏，现在母亲这样做，我当时的理解是“妈妈心疼我了”。多少年之后我才渐渐理解了母亲另一层心意，因为她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漂亮女人。而且我也见过她刻得一手漂亮的钢板字，因为母亲曾经有一段时间，用为学校刻写讲义挣来的钱补贴家用。母亲曾做过护士、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据她讲，结婚之前经常骑着自行车去香山、颐和园，在当时来讲可算得上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只是由于她父亲早丧，母亲与姥姥孤儿寡母寄人篱下，生活在北京东城一个落魄四合院的朋友家。这位朋友家的女主人是个戏迷，看戏时经常带着我母亲。我母亲大约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按照媒妁之言、母亲之命嫁给了我父亲。

我的父亲祖籍山东掖县，十六岁“闯关东”到了哈尔滨当学徒。他在一位老乡办的厂子里学做橡胶，后来随着工厂的迁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又进关落在了天津。所以母亲是从北京嫁到天津，我自然就出生在了天津。

父亲少年时代大概是仰仗着我爷爷在东北“闯关东”挣的钱，在家乡上完了小学，应当说文化水平不高。而他靠着学徒的经历，竟然在1956年就成为天津电线厂唯一的一名被正式任命的工程师。我们兄妹几个人经常取笑他是一位从来不看书的工程师。确实，我从来没见他看过书，家里也没有一本专业书籍，但是他在天津电线厂有过无数次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六十几岁退休之后，他受聘于天津王兰庄的乡镇企业，与村里一位叫郭宝印的年轻村主任一起带领着一群农民在农田上建起了一座电线厂。那时，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报告上必须盖有“鲍卿泉”的印章才会被批准，可见父亲在天津电线电缆界不仅有着技术上的知名度，同时还具有“诚信”的威望。他曾是天津南开区数届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比他们的厂长书记还要早地被揪了出来。父亲的性格宽厚、随和，在我幼年和少年时期，可能是因为工作和会议的忙碌，我很少见到他。同时在我的记忆中我也从来没有遭到父亲的打骂。再有一个传说就是旧社会胶东的男人，是从来不负责管孩子的。也许是因为父亲的性格使然，“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很早就被揪了出来，从技术科下放到车间里劳动，工资由一百多元减到了三十五元，但是他没有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一是他没有什么民愤，平日树立的对立面很少；二是造反派中很多工人都是他过去的徒弟，暗中给予了很多保护。我想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得的急性肾盂肾炎病被年轻的医生误诊为阑尾炎，未能得到及时的医治，可能是导致他晚年患上肾盂癌的原因。父亲八十五岁去世，因为随我在上海拍摄电视剧《如此多娇》，死在了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家里。父亲自幼生长在农村，虽说十六岁就离开农村进入了大城市，但他始终乡音未改，保留着很多非城里人的生活习惯。母亲属于文科型，父亲属于理工科型，因此以我的观察母亲和父亲的感情生活不是很和谐。由于各种的原因，母亲天性中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扼杀了，我想这是她之所以那么支持我去学演戏的原因。

第二天一早，母亲带着我又走进了天津人艺。因为头一次来时，人群嘈杂、排队叫号，鱼贯而入鱼贯而出，稀里糊涂地就离开了。而这次来，偌大的院子里只有我和母亲俩人站在收发室的门口，这才看清西边是一座四层楼，东边是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虽种满了花草，还有葡萄架，但时值元月份，植物自然是枯萎的。经收发室的王大爷（我们一直这样尊称他）与里边电话联系之后，片刻，尹舒坤老师出来带着我们穿过院子走进了正南的一座很正规的排演场。

当时里面有几个老师好像正在开会，尹老师让我一个人站到舞台上去。这时，我突然看见台下正中坐着一个令我既陌生又熟悉的人，我的心一下子沸腾起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王泉，他既是剧院的领导成员，又是导演兼主演。当时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我曾拿着父亲工厂发的票，看过两次天津人艺在人民剧场的演出。一次是话剧《红色工会》，另一次是话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而这两个剧目的男主角的扮演者都是王泉。他在《红色工会》中扮演的是一位林祥谦似的人物；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扮演的是地下工作者杨晓冬。他那挺拔伟岸的身材和极具感染力的语言令我痴迷，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成了我心中的偶像。万万没想到今天我们来了个零距离接触，怎么能不令我激动和兴奋呢！这种在考场上突然产生的心态变化会给临场发挥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得而知，我唯一记得的是那天给我出的考试题目是让我表演过独木桥，然后王泉老师（应该说这是我得以步入表演专业领域的第二位恩师，第一位自然是尹舒坤老师）跟我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的眼睛看着他，脑子里来回翻转着他那两个潇洒的舞台形象，直到跟着母亲走出排练场。以后的几天，我似乎对于这次考试能否被录取的问题并不忧心，因为它被能见到王泉老师而激动的心情所替代。

说句玩笑话，也许千里马就要等着伯乐来发现。经过王泉老师的审查，大约春节之后的一天，在我无数次站在胡同口等待邮差的过程中，接到了天津人艺的录取通知书。我记得上面写的报到日期是2月18号，这个日子在我一生中是个重大的日子。之后每当填写个人简历中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栏时，我都会郑重地写下“1960年2月18日”。

我出生于1946年5月5日，当时不满十四岁。我进入剧院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王泉老师和剧院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一样，虽然还年轻，却都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战争年代部队文工团的红小鬼。因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是以河北平山“群众剧社”为主，所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天津人艺”）门前的那条马路叫平山道。当时任天津人艺院长的赵路老师（电影《白毛女》中扮演赵大叔）和王泉老师进城之后，都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苏联专家班学习。在剧院里他们可谓又红又专，都是说一不二的权威。可惜王泉老师“文化大革命”之后，不知是不是因他烟瘾太大（我曾有一段时间和他一起开会时，发现他一上午要抽十几支香烟，只用一两根火柴），不幸患上了肺癌，六十岁左右便去世了。他患癌症之后，还参加过一次“中戏”的院庆，那时我已是“中戏”的老师了，我专门去看望了他，还一起吃了一餐饭。

1960年2月18日，带着母亲为我准备的被褥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我走进了心目中神圣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我的演艺生涯。这时我才知道剧院东面的那座二层小楼是专门为儿童剧团的小学员准备的。儿童剧团附属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是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丰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而建立的。我们的生活和学习都在那座小楼里，男同学十几个人一个大房间，都是上下铺，我主动地选择了一个上铺。我们那时统称为学员，学制三年。第一年每月发生活费十二元五角，以后逐年递增。三年期满合格后，将转为正式演员，评定为文艺最低的十六级，工资为每月四十二元五角。

我们当时男女二十几个同学，入院前都是从初一到初三不等的中学生，所以入院后要继续接受文化教育，主要课程是语文、历史和政治。

当时有一位叫高丽娟的专职文化教员，她好像是剧院舞美设计高喆民的妹妹。在这个班集体中我的作文依然经常被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文化课大约占整个学习课程的三分之一，余下的时间是专业课，其中包括表演、台词、形体、声乐。

我的表演启蒙老师叫付伯昕，广东人。他是一位治学严谨、一板一眼的老师，原来也是剧院的导演，刚刚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来担任我们的表演教师。他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作为教学指南，为我们做一些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也做过一些小品练习，同时每周一要向老师交课外观察笔记。他的爱人齐兆晋是剧院专职扮演儿童的演员，长得小巧玲珑，当时也兼任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形体老师叫钱学芳，是一位很漂亮的女老师。她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据说她与大科学家钱学森有亲戚关系。我们喜欢她又很害怕她，因为她上课时非常严厉，手里拿着根小棍，令人望而生畏。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的丈夫都会从北京来和她团聚。如果是别的什么人倒也罢了，而她的爱人恰恰是那位身高一米八几、在电影《回民支队》里扮演马本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里波。数年之后，他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扮演董卓，而我扮演的曹操刺杀董卓未遂，这是后话。

里波老师非常开朗，没有一点架子，每次见到我们这些小学员都有说有笑。若干年之后当我再见到已是年近古稀的里波老师时，他依然是个嗓门洪亮的侃大山高手。所以当初他每次到天津不仅钱老师高兴，我们这些孩子也高兴，他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每次他一来，钱学芳老师就要把办公室的桌子拼到一起作为他们团聚的临时下榻之处，因为钱老师平时是住在集体宿舍里的。

还有一位和我们相处时间不长的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叫孙才华。其实她也是剧院的演员，长得也很漂亮，据说像她的名字一样很有才华。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被中国歌剧舞剧院在舞剧《宝莲灯》中扮演刘彦昌的演员付兆先相中。二人由互相倾慕到结为连理。当时她已有孕在身，挺着大肚子，这可能是让她做我们生活辅导员的缘故。也许因为她已经是一位准妈妈了，她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了她寻找做母亲感觉的对象，对我们说话总是那样柔声柔气。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她每天夜里都要巡视几次我们的宿舍，给我们盖被子。为此我们一位姓殷的同学为了享受这在家里都享受不到的母爱，在听到她的脚步声时，有时会故意把被子踢掉。我们那时真是一些孩子，儿童剧团就像一个大家庭。我记得我们班最小的同学金书贵，整天还流着鼻涕，夜里做噩梦害怕，居然钻到我的被窝里。有时冬天暖气不足，两个男同学会合睡一个被窝。有一个外号叫“毛桃儿”的小女生刘佩兰（脸上的乳毛都未褪干净），因为在一个戏里演过我的妹妹，就在生活中也整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喊“哥哥、哥哥”。

我们所有的老师对待我们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包括后来担任儿童剧团团长的齐玉珍老师（她也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作者曹火星）。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依然很清晰。

开学不久，我就当上了学习委员。可能是因为当初头一榜未被录取的缘故，为了给自己正名，比起当初在学校里的我，此时勤奋得好像换了一个人。我从小学到中学总体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游状态，进了剧院之后我的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居于第二名的时候都很少。当时台词课是我的弱项，老师时常指出我说话有“三连音”的毛病。所谓“三连音”即往往在说台词的时候，把三个字中间的一个字吃掉，实际上就是吐字不清晰，为此我很苦恼。于是我花了大力气做各种语言练习，有时走在马路上因嘴里念念有词而被别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也有时因慷慨激昂而撞上电线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之后我的弱项变成了强项，并使我终身受益。直至六十岁以后虽演戏不多了，但仍经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朗诵表演，并曾以朗诵的形式参加了很多国家级的大型活动。

写到这里差点忘了我的第一次“触电”。所谓“触电”不是电影和电视，而是无线电。当时河北省会是天津，省电台文艺部的一位编导请我们儿童剧团录一部儿童广播剧。那时我的声音已经又粗又厚，虽然才十五岁就光荣地扮演了赶大车的老爷爷。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触电”。而且因此我得到了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五毛钱，那是十几位同学平分后的数字。奇怪的是这之后，这位编导经常会给我打电话，给我寄来诗稿，让我去电台录制朗诵。这也是我的一位恩人。他不仅让我增加了经济收入（虽然每次的稿费也就是两三元钱），更重要的是又给予了我一个宝贵的艺术实践的机会，直至我离开天津。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因为我知道母亲爱吃西餐，每次得到稿费之后我都会给她打电话，约在海河边的一家小西餐馆里一起吃西餐，奶油杂拌和红烩鸡块是我们的最爱。

除了课程表上规定的学习之外，剧院还举办过不少讲座。文化课方面曾请过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讲历史和文学。这两座大学与天津人艺是近邻，同处天津八里台地区。专业方面曾请过天津京剧团、歌舞团、曲艺团的不少名家来讲课，我记忆最深的是京剧大家厉慧良和相声大家郭荣启。

记得厉慧良先生那天穿的是灯笼裤，一招一式都透着潇洒。他给我们讲的主要内容是戏曲如何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来刻画人物内心的变化。他边说边比画，形象生动。此后他还不断邀请我们去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观摩他的演出，因此，我对京剧的爱好上了一个台阶。

厉先生的戏我几乎都看过：《艳阳楼》《长坂坡·汉津口》《钟馗嫁妹》以及《十五贯》，等等。“文化大革命”时，我随天津人艺的某造反组织参加了在中国大戏院批斗厉慧良的大会。他双手被反铐着，被京剧团的造反派连踢带打地推上舞台。

说来也巧，“文化大革命”后的1986年，我在天津拍摄珠江电影制片厂（简称“珠影”）的电影《决策》时恰逢厉慧良先生的专场演出，我想方设法托天津的老朋友弄到了几张票，请剧组的同事一起去观看。那天中国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劫后依然健在的厉先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一出接一出地演了两个多小时，把他的代表作演了个遍。虽说表演依然飘逸、依然出神入化，但毕竟已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演到后来也有些力不从心，观众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中透着心疼。整晚演出让我感受到的是厉先生在呐喊：“我还活着！我没死！”那一幕真是让我难以忘怀！我不大明确厉先生的具体行当，似乎文武老生、长靠武生兼得。在我观看其他的演出中，除了高盛麟先生之外难有与其相媲美者。

为我们讲课的另一位名家是相声大家郭荣启。他以他的代表作《打麻将》为例，让我们一上午在欢笑声中感受到了以讽刺见长的相声艺术在刻画人物上的独特手段和魅力。

那时候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学唱一段京韵大鼓或单弦，清晨的院子里同学们面壁而立，“丑未寅初……”不绝于耳。

我们正规的专业学习其实没有进行多长时间。为了迎接当年的“六一”儿童节，同时也是我们儿童剧团正式成立的日子，我们从4月份开始突击排练一台多幕儿童剧《刘文学》。刘文学是当时的一位少年英雄，好像是四川人，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勇斗偷集体果园里柑橘的地主分子，被地主分子活活掐死。宣布角色分配时，竟然由我扮演刘文学，而扮演刘文学母亲的就是我的第一位恩师尹舒坤老师，“缘分”呐！一个本来初试就落榜的考生由一位母亲转给了另一位“母亲”，从此延续了一生的演艺生涯。从第一个角色少年英雄刘文学开始，几十年来我大多以第一男主人公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银幕上和屏幕上。

《刘文学》的导演是由剧院派来的尹一刚导演，这是我一生中合作的第一位导演。他很喜欢我，后来我又参加过几次他导演的戏。话剧《刘文学》于“六一”儿童节前夕公演了，我记得演出的剧场叫河西区俱乐部，同时正式挂出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牌子。《刘文学》的演出当时很轰动，我们经常要加演日场。当卸了妆走出剧场时，就会碰到等在剧场门口的小观众喊着：“刘文学！刘文学！”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做演员的某种快乐。当然，在排演《刘文学》的过程中被尹导训斥得不知所措而落泪时，也初尝了演戏的不容易。不管怎么说，算是进入了这一行。

那时候文艺界的各个院团经常要在一起开大会，各院团的学员队也要参加。孩子们很容易走到一起，我还真交了不少京剧团、歌舞团、曲艺团的小朋友。非常有意思的是，从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衣着和发型我就能看出每个人是什么剧种的学员：京剧团的男学员们一律剃了光头；歌舞团的学员们走起路来肯定是小八字脚；曲艺团的男学员们小小的年纪夏天手里爱拿着一把折扇，学说相声的自然谈吐不凡；而我们话剧团的学员更像是杂牌军——一人一个模样，没有什么整体的特征。

《刘文学》之后我的“麻烦”出现了——孩子的模样却发出了粗厚的声音，我变声了！这样一来，我既演不了孩子也演不了大人。在以后排演的《小足球队》《地下少先队》等剧目中，我只能客串一些没有台词的小角色。当时我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想办法通过服装和造型的变化，使自己客串的过场人物不断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将剧本中只标明“群众”二字的过场人物具体化、形象化。在内部审查演出的过程中，艺委会的领导和老演员们发现我没有台词而形象在那儿变来变去：一会儿是教授的模样，一会儿是个讨饭乞丐，一会儿是个报贩子，他们竟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不甘于“随波逐流”引起了剧院领导的关注，这也是后来儿童剧团解散，80%的同学转业而我被留在剧院成人队的原因。

儿童剧团仅仅成立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为了缩减编制，市文化局决定解散儿童剧团。大约是1962年7月，我正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住院割扁桃体，儿童剧团的一位叫陈耀华的老师到医院看我，告诉了我儿童剧团解散的消息。同时也告诉了我，我和曾经钻过我被窝里的金书贵两人被留在了剧院成人队。而儿童剧团其他同学都转业到了天津百货大楼、劝业场等服务行业。后来在这些同学中，也有重新考上部队文艺团体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原北京军区话剧团专职扮演朱德的王伍福和海军政治部电视中心原主任、著名编剧周振天。

2010年6月1日是那个仅生存了两年就“夭折”了的“儿童剧团”五十周年诞辰，当年的一大群“儿童演员”，如今都已变成了年过六旬的老头老太太。但当我们相聚在一起时，却又都“返老还童”了，欢声笑语、童心未泯！

前面说到住院，使我想起了在儿童剧团期间的两次住院做手术。一次是十五岁做疝气手术，另一次是十六岁做切除扁桃体手术。这都是我至今引以为豪向下一代进行“说教”的素材。那时我已享受了公费医疗，看病时只需拿着剧院开的“三联单”，到医院一切免费。这两次手术都是因为我的病情需要留院观察，手术前我都没有告知家里，直到手术后父母才闻讯赶到医院看望我。记得疝气手术后拆线出院回家休息的第二天，伤口感染，流脓流血，我一个人捂着小肚子，转了两次公共汽车，到医院复诊。说起小时候看病，我七八岁时有病发烧都是母亲给点钱，自己去医院挂号看病。十三岁参加工作之后，自己洗衣服、缝被子，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那时候想到将来长大娶媳妇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用自己洗衣服了，没想到真的娶了媳妇之后衣服反倒越洗越多。原因一是我的工作始终不坐班，时间比较灵活；二是从小洗惯了，还总怕别人洗不干净。不过我洗衣服有个特点，闷在屋里不张扬，洗好后都是夫人拿到院外去晾。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愿意清理室内卫生，当年我在天津人艺的宿舍，多次被评为模范卫生宿舍。这个癖好虽然延续了一生，但是周围邻居们却认为我是一个家有贤妻、从不做家务的大丈夫。

1962年的秋天，我正式调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二团。团长叫巨国玺，他人如其姓，高大而健壮，我叫他大巨老师。他是从业余工人话剧团转过来的，由于出身好又是党员，很快当上了中层领导。他虽然长得健壮如牛，但性格绵和、待人宽厚，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他属于“形象气质好”的工农型，经常出演男主角。

我调入成人队之后，不仅与王泉老师这一辈，甚至与其他青年演员在年龄上也有悬殊。我当时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都已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了，所以他们都把我当成孩子，当成一个小弟弟。而我也把这些三十岁以下的演员统称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则亲昵地称我为“小兄弟”。他们对我都很呵护，我也时不时地跟他们撒点娇。我在家里是长子，从小管着弟弟妹妹，到成人队之后，体验到了做弟弟的幸福。他们经常会弄点小恶作剧逗逗我，我也会咬着他们的胳膊不松口。更有趣的是他们之间产生了恋情会向我征求意见，有的离婚之后会向我诉说苦闷，就连我的“性启蒙教育”也是在这些大哥哥中间完成的。

那时外出演出，青年男演员一二十个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晚上睡觉时我一般会比大哥哥们睡着得快，睡得沉，一觉到天明。

有一次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喊“小兄弟”，我就应了一声。然后我就听他们说：“等会儿吧，还没睡着呢。”这时我突然清醒，意识到他们好像要说什么瞒着我的话，于是当他们再叫我时，我就不应声了。之后，在半睡半醒中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好像在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我似懂非懂，好像在说一些男女之事。他们说得既含蓄又风趣，你一段他一段，即所谓如今说的“黄段子”吧。我有时听得心里突突直跳，似乎从中明白了些什么。当时我虽已十六岁了，却从未接受过生理卫生教育。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和书籍上所能看到的也都比较“干净”，于是在这间大寝室里就算是完成了我的性启蒙教育。以后睡觉时再听到有人喊“小兄弟”时，我绝对不会再应声了。于是就听到有人会说：“没事，睡着了！”

这些大哥哥对我真好啊，如此爱护我，还会想到“少儿不宜”。

记得我第一次随团去外地演出，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远离家乡和父母，去的是沈阳。当时我们是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简称“辽艺”）互访交流，他们已先期到达天津。而当我们早晨从天津东站乘火车出发时，我突然透过车窗看见李默然穿着一件风衣立在站台上，他这时已是辽艺的院长，此次特来为我们送行。那时他的“邓世昌”已深入人心。

那一次我们在沈阳演出的是历史剧《钗头凤》和古巴话剧《甘蔗田》。我在两出剧目中未扮演任何角色（这两出剧目均无群众角色），我只是在《钗头凤》全剧结束前在幕后清唱一段岳飞的《满江红》，其余就是跟着换布景。那时的话剧演出特别红火，话剧更是东三省观众除了“二人转”之外的最爱。以李默然、王秋影、陈颖领衔的辽艺是当时全国话剧表演的十大剧院之一。我虽没有看过他们的舞台演出，但收音机里播出的由李默然主演的阿尔巴尼亚话剧《渔人之家》演出实况录音早已让我陶醉，我不知听了多少遍。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我才在首都的舞台上看到了李默然老师主演的《报春花》，一睹他在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风采。1997年，我作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与李默然老师同在文艺界的一个小组里，同年我们还在人民大会堂“抗洪赈灾义演”的晚会中同台朗诵《致抗洪前线将士的一封信》。当时这四人集体朗诵中包括国家话剧院的丁嘉丽和李媛媛，遗憾的是李媛媛不久罹患癌症离我们而去。这是一位长得很漂亮又非常敬业的女演员，不长的一首诗，她不时地来找我们对词，对词的时候她右手还模拟拿着话筒的样子，非常投入。那种执着近乎天真，令我们忍俊不禁。

辽艺的剧场在我记忆中很漂亮，每天演出观众进场前工作人员要在观众席喷洒香水，这是很独特的，而进入剧场的观众也都很文明。剧场的后台很大，有化妆间、餐厅、会议室、小舞厅，还有若干间宿舍，老演员可以两个人住一间，青年演员自然是住大房间了。

1962年年底，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黄火青曾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所以给了我们很多食物上的帮助，让我们“乐不思蜀”地在沈阳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不过两个多月的演出也是场场客满，观众反响不错。那时我毕竟年龄还小，吃饱了肚子后也还是会想家的，尤其是每个周末大同志们在舞厅举办舞会时我会一人在房间里偷偷落泪（不知为什么我对跳交谊舞始终没有兴趣，再说当时我还是一个未成年人）。领导发现这个情况，每当他们举办舞会的时候就会派一位大哥哥或大姐姐带着我去看电影或戏曲演出。我在二团的几年得到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和老师们太多的呵护和影响。那时话剧演出正值高峰期，什么《千万不要忘记》《年轻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个戏一演就是上百场。当时又赶上学雷锋运动，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大同志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排演场上精益求精，排演场下反复切磋，在艺术上“较真儿”的精神令人感动。许多演员都是角色一分配，就根据人物的需要穿上代用服装寻找人物的感觉，投入了全部的身心。而在正式的演出中更是一丝不苟、全力以赴。那时晚上演出七点半开始，要求演员下午四点就必须到达剧场后台，除了化装之外要总结头一天的演出，做演出前的动员。每个演员要把自己所有的演出道具仔仔细细检查一遍，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后台还挂着一个红旗栏，当晚的演出没有出现任何差错的才有资格在自己的名字旁贴上一面小红旗。我记得有一位中年女演员到剧场前先去百货大楼买东西，猛然抬头发现钟表指针指在六点半，居然吓晕了过去（其实是挂钟停摆了）。那时候大同志们的很多工作习惯影响了我一生，而“不迟到”的习惯更是渗透到了我的血液之中。我对自己和别人最不能宽容的就是“不守时”。

当年整个文艺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外埠剧团到当地演出必有一场招待演出，一般是日场。这就使得我们能经常观摩、学习各种不同的剧种，大饱了眼福。像川剧、吕剧、晋剧，我都是看了招待场之后上了瘾，又自己买票去观摩。各种地方戏在声腔和表演上的特殊魅力始终吸引着我，使我从中受益。那时还没有电视，观摩学习完全要靠去剧场。

除了地方戏曲之外，我也时常有机会看到首都的京剧团来天津演出。如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的《龙凤呈祥》，我都在那时看过。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袁世海和钱浩亮在天津大戏院的演出。在我记忆中当时钱浩亮演的是《伐子都》，他身材高大魁梧、扮相英俊，穿着高底靴从三张摞起来的桌子上翻下来，得到满场喝彩；而袁世海先生在《九江口》中的精彩表演更令我感到震撼，具体的细节我难以追记，因当时我只有十六岁，也不具有鉴赏能力，但是那种震撼感确确实实地留在了我的心头。今天回想起来，是袁先生透过京剧独特的程式化表演将人物的情感世界准确而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从而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审美快感。那绝对是大师级的表演！

当时我也有机会去听音乐会，主要是天津音乐学院赠予我们的观摩票。我记忆最深的一位指挥叫韩中杰，还有一位小提琴首席叫司徒华城。除了听一些名曲之外，好像还听过一首交响曲《武松打虎》。

当时，不仅在天津有大量观摩演出的机会，剧院还规定每年有七天观摩假去北京观摩演出。1962年至1964年期间，我曾在北京看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文成公主》《降龙伏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的《伊索》《武则天》《年轻一代》《名优之死》，实验话剧院的《三人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北京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哥俩好》等很多剧目演出，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

更令我难忘的是我在看《武则天》和《三人行》的演出中，两次巧遇周总理。那天观摩《武则天》，事前我们没有买到票，因天津人艺和北京人艺的特殊关系，焦菊隐先生亲自把我们带到他的导演间观看。进了导演间坐定，待场灯熄灭之后，他才告诉我们今晚周总理也来看戏了。导演间是在观众席的最后面，我向前望去寻觅不到周总理的身影。中间演出休息的时候我去洗手间，突然见到周总理从侧厅的贵宾休息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方白手帕，随意地站到了大厅的一个角落。我马上跟过去站到了与总理近在咫尺的位置，奇怪的是当时也并没有什么警卫人员来阻拦我，周围很快围满了群众。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总理，总理也微笑地环视着大家，直至演出钟声响起大家才有序地散去。事后我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只会傻傻地看着总理，不知道问一声总理好呢？！

另一次与总理巧遇是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观摩《三人行》的时候。当时我坐在第五排右侧，舒绣文陪着周总理和邓大姐坐在第六排中间。整个演出过程中，我不停地把头扭向左边，贪婪地看着，总觉得似在梦中。演出结束后，总理登上了舞台，大幕关闭。在全场观众持续而有节奏的掌声中大幕才又开启，周总理向观众们挥手致意之后，观众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如今回想起来，当时人们都是挺有素养的，见了伟大人物崇敬而不狂热，激动而又有序。

说起焦菊隐导演，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1962年冬，焦先生应邀为天津人艺复排《钗头凤》。虽然没有我什么事，但我每天都去观摩学习。焦先生的香烟抽得很凶，几乎一根连着一根。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好的香烟是需要特供的。剧院办公室主任左道老师发现给焦先生预备的招待烟不够了，就把我叫了过去耳语一番，于是我就当了一回小跑腿，从当时的排演现场干部俱乐部乘公共汽车历时两小时，斜穿天津市，到我们剧院的人民剧场为焦先生取回一条香烟。

进入二团以后的两年生活，尽管我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在那样的成长阶段无论是人生观、艺术观还是道德观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似懂非懂中奠定了人生的基石。

那一段生活看似无忧无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苦恼与日俱增。我当时是成人的声音娃娃脸，除了“通讯员”“警卫员”之类的，演不上什么像样的角色。往往一百多场的演出，几个月的时间我几乎都是在搬布景。虽说我经常站在边幕条那观摩老师们的表演，平时看一些书，但都难以消除自己的烦恼。

其实剧院之所以把我留下来是相中了我某些潜能，作为储备。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考虑到了对我的培养，譬如1964年春天，北京话剧界的许多知名演员到天津举行朗诵会，邀请天津人艺选派一名演员参加，剧院竟然将未满十八岁的我选派了出去。后来剧院还曾准备保送我去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都体现了剧院的良苦用心。也许是剧院对我近乎宠爱的培养，让我变得有些自私，我未能很好地感受到这些关爱。

1964年10月的某一天，我们正在天津民族文化宫演出《豹子湾战斗》，突然在化妆室发现有一位女演员在哭泣。问了别的同志之后才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天津来征调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支援边疆建设，其中包括文体工作者。市政府向有关单位摊派名额，我们剧院将有三名同志调干支援边疆。不知什么原因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刻，灵魂就出窍地飞到了新疆，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新疆的美丽画面。20世纪60年代初也正是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热潮的前奏，“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我这个生在天津长在天津的十八岁青年一下子沸腾起来，产生了一种强烈要到异地他乡去闯荡一番的愿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就好像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后面推着我使我欲罢不能。当天在后台我就向大巨团长表达了自己想去新疆的愿望，我至今记得当时他用惊愕的眼神望着我，说了一声：“这个事我做不了主！”第二天一早我又迫不及待地去找院领导，党委书记刘鹏同志向我做了耐心解释，劝我在剧院安心工作。我思来想去回到宿舍提笔给当时的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要求支援新疆的决心。当天晚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要我回家一趟。回去以后我才知道，刘鹏同志用电话向母亲通报了我的动向，意在请母亲做我的工作。我向母亲又一次诉说了自己在剧院无戏可演的苦恼，希望母亲能再一次地支持我去闯荡。母亲落泪了，因为新疆伊犁距天津近万里之遥，那时交通、通信都不方便，如果去了何时能够再见面可是遥遥无期的。但我当时就像着了魔似的，根本不能感受剧院领导和母亲的苦心、爱心，一意孤行。几天之后，剧院人事处找我谈话。原来我给胡市长的信经文化局批转到了剧院，上面写着：“革命行动应予支持。”这几个字使剧院只能放人，再加上剧院指定的人员死活都不肯去新疆，也正好拿我“滥竽充数”。

二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一个个语重心长地千叮咛万嘱咐，我当时也落了泪。剧院还让舞美工厂给我做了一个大木箱，送我这个游子远行。这个大木箱和里面的半箱书籍伴随着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是自己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派出所办的迁移证，临出发的那几天我尽量地躲避母亲，偶尔见面都是用自己做作的欢乐和“雄心壮志”去阻挡母亲的眼泪。就这样我于1964年10月24日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海河，告别了那么多给予我养育之恩、对我寄托过殷殷期望而此刻又对我无可奈何的亲人！如今父母已经作古，当年天津人艺的赵路院长、王泉老师也已经去世，那些尚健在的大哥哥大姐姐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时光荏苒，往事如烟，那样一段情谊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