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楚币问鼎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东夷宾服之后，周昭王决定挟胜逼楚。除了对久不入朝的楚人报以颜色，更让昭王心驰神往的还有灿灿如日的楚地黄金。

黄金是天地大块中掩不住的至宝，她是灿然的饰品、厚值的财富、尊贵的礼物。她被高置于庙堂之上的祭案，昭示着对宇宙、神明、先祖的崇拜和敬畏；她被郑重地装敛在椟匮，贡献给朝廷，代表着对权力的顺从和臣服；她被珍藏、秘藏于世俗的各种空间、角落，希冀着丰饶的资财和财富的累世传承。

我国发现的金器最早制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作为人体装饰品。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墓地出土的金耳环和鼻饮、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有金耳环。殷商以来，黄金出土渐多，开始脱离纯粹的装饰品，随拥有者下葬黄泉，为逝者之祭品。殷墟遗址有较多的黄金制品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形饰，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皆灿烂夺目、瑰丽莫测。西周后，黄金的使用量进一步增多，但仍作为贵族饰品和祭祀之用。

黄金作为货币，肇始于东周。《汉书·食货志》记载了姜太公创设的“九府圜法”，以黄金为货币（“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但这毕竟是汉人的想象。信史以来，《左传》中没有黄金的记载（“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中的“金”是指青铜），可见黄金在春秋时亦不常用。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在一定的区间内使用，是在战国时期的楚国。《管子·国蓄篇》说：“金起于汝、汉。”《战国策·楚策三》说：“黄金……出于楚。”《韩非子·内储说上》谈道：“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射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所谓“雍州出玉，荆扬出金”，楚国向来都是先秦声名最著的黄金产区。《战国策》记载，纵横家张仪即将离楚，临行前张仪问楚王：“王无求于晋国乎？”楚王回答：“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可见楚金之盛。近现代考古表明，楚地同时也是战国时代使用黄金货币的核心地区。黄金进入出土地的市场，作为直接的劳动产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的劳动产品相交换，执行货币的职能，这符合早期货币的一般规律。

不同于汉代常见的饼、马蹄等形状，楚国金币有一种特殊的“版”形，以“爯”字为文，因旧释为“爰”，故又名为“印子金”或“爰金”。爯，可能是楚国的重量单位，一爯即楚制一斤，约250克。从出土实物来看，整版的郢爯每件重250至260克，正面都有排列整齐的“郢爯”印记。因流通时按照需要进行切割，故出土实物大小不一。长沙楚墓出土过楚国的天平和砝码，砝码10枚为一套，其中最大一枚重251.33克，代表楚制一斤。安徽阜南、六安出土的5块金版，平均重268.8克，陕西咸阳出土的8块“陈爯”金版，平均重248.38克，正好是楚制一斤即一爯重。

在已发现的楚金中，有郢爯、陈爯、盐金、鄟爯、少贞、䣓爯、羕陵、中、陈铸等钤印，“爯”前之字多为地名。“郢爯”系在郢地所造，“郢都”是楚国的都城，除“郢都”外，楚国楚地以“郢”命名的城市很多，它们或为别都，或为重邑，或为楚王驻跸之所。主要的“郢都”有四地：楚文王熊赀元年（前689年），始迁都至郢（今湖北荆州北纪南城）；楚平王熊居十年（前519年），更郢城（今湖北江陵东北郢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即陈郢；楚考烈王熊完二十二年（前241年）“东徙都寿春（今安徽淮南寿县），命曰郢”，即寿郢。郢爯多出土于安徽、江苏，可判郢爯或为迁都寿郢后所铸，是楚国晚期金币，这也符合货币发展的规律，即越晚出现的货币面文越统一，存量越大。陈爯为楚顷襄王徙国都于陈后所造，鄟爯可能是楚国占有今山东郯城东北旧郭国地后所造。

郢爯金版含金量一般都在90%以上，最多者达99%，最少者为82%。以龟版为常见，一般有16个完整的印记，总量通常18至19个印记。此外还有饼状。目前所见最大的两块郢爯是汉朝瓦版，1982年2月10日于江苏盱眙出土。一块长12.2厘米，宽8厘米，重610克，上有54个印记；另一块长10.4厘米，宽7.9厘米，重466.3克，上有35个印记。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马蹄金、金饼、金银重络壶与金兽等，蔚为大观。瓦版源自金版，亦可从中窥知汉朝楚地对楚国葬俗的传承。有一种说法叫“汉承楚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楚人对汉朝尤其是汉朝楚地的影响颇深。陈爯的出土量仅次于郢爯，在河南扶沟、陕西咸阳、安徽寿县等地都有出土，最大一块有17个印记。1974年河南扶沟春秋战国古城址内还出土楚金版392块，大部分为郢爯金版，共170块，有陈爯7块，少贞金版2块以及其他金版2块和金饼、马蹄金197块。同时，还出土了18件铲形银币，战国时期银币实物资料仅此一例。

除楚国外，黄金在列国也充当货币。当时计算黄金的数量或重量，往往以斤、镒等为单位。焦循《孟子正义》根据《孙子算经》《五经算术》等书推算，认为“镒”是20两，一说为24两。战国的黄金聚集在朝廷、贵族、官僚和富商巨贾手中，多在国际礼聘、游说诸侯、国王赠赏、大宗交易中使用。

据《战国策》和《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当时千里马、象床、宝剑、狐裘等物都价值千金。人口买卖中，亦有以黄金论价者，《战国策·卫策》说：“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卫赎之百金，不与。乃请以左氏。”地主的地租收入，有以黄金论价者，《战国策·西周策》载温囿“岁利八十金”。地主、商人的家产估算，有以黄金论者，有“千金之家”“万金之家”，以及孟尝君“家富累万金”，宛孔氏“家致富数千金”，“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等。国君对臣下、官僚贵族间和国家间，用“五十金”“百金”“黄金三百镒”“金五百斤”“黄金千镒”“黄金千斤”来进行赏赐、馈赠和贿赂的事例，也大量存在。《韩非子》有“楚庄王使使赉金百斤聘北郭先生”的记载。大量事例表明，战国时黄金和铜币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

楚金从来都备受列国觊觎，倘若是侵略强夺，楚人免不了以牙还牙；要是诈术巧取，也避不过之后的再三牵扯；索性快意将楚国灭了，却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危局了。

此番周昭王南征楚国倒算是“明智”，竟失足溺死于汉江之中，自我了断了。

昭王以降，周室渐衰。周平王东迁洛邑后，昔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天子，如同倡优一般，为往来的霸主唱喏。

起初是郑庄公，这位周朝卿士封地不大，胆子不小。他把“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弟弟赶到共城，将生母置于“黄泉”之中。天子联军他敢战，五国征讨他能胜，最后他还要走了周天子的儿子当人质，好不威风。幸好这位同宗还算识趣，依样画葫芦地给周天子送去了自己的儿子，史称“周郑互质”。平时的贡品、朝见也都不见少，勉强算是维护了天子的颜面。

接着是位忠臣，谁对天子不尊他就打谁，天子不高兴谁他就讨谁。依靠着这棵大树，周襄王大张天子之威，时不时地还能把几十年不用的天子兵车拉出去遛遛。南方的楚国也被迫送来了“包茅”朝贡，算是了却了周昭王死于征楚的仇怨。周襄王找回了天下共主的感觉，投桃报李，他在葵丘赐给这位忠臣天子胙、彤弓矢以及天子车马，举凡《周礼》所载，能给的尽给了。后来这位忠臣被自己的儿子关了禁闭，活活饿毙，史称齐桓公。

贫者事哀。见辱于诸侯还未止，都城之内，周襄王的亲弟弟也造起了反。周襄王和先祖周平王一样开始逃难。这次襄助周天子夺回洛邑的不是护送周平王的秦人，也不是周襄王的老朋友齐桓公，而是一位长相奇特、肋部连成一整块的远亲，叫姬重耳。此公便是春秋时期的第二个霸主——晋文公。

历经战祸的周王室日渐式微，但还是极尽赏赐，甚至连临近晋国的周地都分封给了晋文公。晋文公没有令周襄王失望。城濮之战后，他不仅将战俘和战车献与周天子，还帮助王室修建宫殿，不久又召集列国朝拜天子，面子、里子一并还了。如此，周襄王与晋文公各自拥着王道与霸业的美梦，含笑九泉了。

周道日衰，在铸币中也体现得分明，最为典型的当属废除子母相权、独行大钱一事。

子母相权最早出现于周文王时，《逸周书》记载周文王时“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春秋末期，周景王想要废除小钱，专行大钱。周景王的卿士单穆公（单旗）在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提出：“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乏）乎？”所谓“子权母而行”，是指在铸造轻币后，以原来流通的重币作为标准衡量轻币，把轻币作为重币的一定成数来行使；所谓“母权子而行”，是指铸造重币后，以原来的轻币为标准，把重币折合成轻币的一定倍数来行使。子母相权即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货币在流通中不仅同商品发生关系，而且在不同的货币之间也要确定一定关系。“子权母”和“母权子”的说法，表明先秦时人对流通中轻币和重币、小币和大币的相互关系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后来子母相权的含义不断扩大，从流通中两种不同单位足值铜铸币并行的关系，推广至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以及铜钱与纸币、白银与铜钱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长时期人们论述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问题时的一种货币理论。

单旗的苦谏未能改变天子的意志，周景王使用行政命令专用“大钱”，百姓使用不便，民生凋敝，国势维艰，最后竟到了向列国乞讨的地步。窘迫之际，周景王迁怒近藩同宗，以“数典忘祖”来斥责因忙于应付夷狄而难以资助王室的晋国。如此，赫赫大周不仅威严扫地，连尊严都荡然无存了。

北方的周人苟且着，南方的楚人到底是意难平了。

楚人本是火神祝融之后，却被商人、周人看作茹毛饮血的野人。即使是帮助周人收拾河山，楚人也只换来低微的爵位——“子爵”。他们自己穷得连祭祀用的“太牢”（牛、羊、猪）都凑不齐，仍不惜举全国之力给周天子献上楚地的珍奇之物，却依旧被周天子视作蛮夷，同处地偏远的酋长们一起在殿外看火。后来只因为疏忽了朝贡时间，楚国竟招致周天子屡次三番的征伐。

及至周天子势衰，崛起的霸主们也都头一个拿楚国开刀。每一次的尊王攘夷，背后都是楚人流不尽的血泪。

可是这个氏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蛮楚，恰如卧丘猛虎，伏爪忍受。一俟骨子里盗火者的血液波涌翻腾，便于狂风中怒吼：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说出这句话的人叫熊渠，中原诸国眼中的卑贱楚子，振兴楚国的一代豪杰。面对强大的周王室，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趁着周天子讨伐太原之戎的时机，偷偷地蚕食周围小国的土地，使羸弱的荆楚一跃成为江汉流域的霸主。更为“僭越”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封成王爵。他虽然后来迫于周厉王的威势，将王爵自行废去，但是依旧把不循成法、敢于突破的楚人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

一百多年后，楚君熊通即位，他开创两次先河：一是吞并权国后，设置权县，这是中国郡县制的开始；二是通过汉阳诸姬向周天子讨要高等爵位未果后，自立为王，称楚武王（非谥号），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楚国不顾中原大国的反对，屡屡吞并周天子分封的小国。在进逼中原的过程中，楚国终于碰到了硬钉子——晋国。当时的楚王是雄主楚成王，可惜他的对手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据说晋文公流亡时曾被楚成王收留，许诺晋楚两国若是开战，晋国必当“退避三舍”。后两国果然发生战争，遂有了以弱胜强的“城濮之战”。

此一役，晋国大胜。晋文公向周襄王献楚俘一千名、兵车四百乘，并被周襄王命为诸侯之长，匡扶江山，不在话下。战败的楚成王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儿子商臣逼迫自缢。

国势无常，真正属于楚国的荣耀，还在二十年后。彼时楚成王的孙辈楚庄王继承了楚人的剽悍刚锐精神，率领楚军走向了所向披靡的问鼎中原之路。

楚庄王性本昏聩。《史记》有载，一日，楚庄王左拥郑姬，右揽越女，佐以音律，活色生香。突然大夫伍举（一说伍参）冒死进谏：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听出了伍大夫的弦外之音，想起自己从政数年，或是飞狗围猎，或是沉湎声色，以致楚国江河日下，内有若敖独断之难，外有晋国蚕食之祸，国亡政息就在眼下。庄王先是沉默，继而思索，终而奋发：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

从立下豪言开始，真正让楚庄王前后判若两人，甚至连轻佻的性格都为之一变的原因应该是楚庄王八年（前606年）的“问鼎中原”事件。

那时楚军饮马黄河，在大周王畿举行阅兵。彼时的大周早已沉睡在齐桓公、晋文公“编织”的太平盛世里。新任天子周定王在惊惧之下，慌忙派出大夫王孙满去犒劳楚军，以探虚实。

只见王孙满华车衣锦，缓步来到楚军营帐前，说道：楚子讨伐“陆浑之戎”，途经我洛邑。天子甚慰，特派外臣来劳师。

未等楚庄王开口，左右便不怿了：我先祖成王时，周天子赐胙，命我大楚镇辅南方，当时楚王就已是“侯伯”之尊。如今阁下见我王不行大礼，称之为“子”，难道符合周礼吗？

王孙满见楚人中计，回道：大人所言不虚，然天子让楚国镇守南境，勿侵中原。如今楚军陈兵王畿，却是谁先失的礼？

王孙满在楚营中口若悬河，将楚人批驳得直喘粗气。只听轰隆一声，楚庄王掀翻案几，将历代楚人的兴衰荣辱狠狠地“宣泄”出来：寡人今日就是想看看，天子的九鼎，能否大过我千里楚地，能否重过我万钧楚兵？

王孙满长叹，揖道：“楚王容禀，在德不在鼎。昔时大禹铸九鼎，以承天命。夏桀昏聩，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以德配天，鼎再小也重；暴虐昏聩，鼎再大也轻。如今周室衰弱，但是天命未改。江山有多重，九鼎就有多重！”

楚庄王怔住了，本已高高举起的发兵令信，被他缓缓地放下。或许他能扬鞭灭周，以雪前仇，起码也能赚几个鼎再归国。然而强晋在侧，周藩环伺，一时意气，奈何存亡。最终王孙满被礼送回洛邑。

自楚庄王三年（前611年）起，楚国先后战胜庸、麇（音同“君”，常误作麋、靡）、宋、舒、郑、陈等国，并于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在邲地大败晋国，成为天下霸主。

根据《左传》记载，邲之战后，潘党建议楚庄王将晋军的尸体筑成“京观”，来彰显武功。京观又称武军、阬，即是将敌军的尸体或者头颅堆叠在道路两旁，用土夯实，形成锥状土丘。

京观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虐尸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入土为安”的思想，往古只有惩罚元恶大憝时，才行此酷刑。

白起长平一役，坑杀赵军四十万，流血成川，沸声若雷，号曰“人屠”；秦皇诛戮“文学方术士”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千载之精粹，百家之鸣刊，尽煨秦火；项羽破釜沉舟，于新安城南坑秦卒三十余万，多少孤妻幼子，枯冢荒烟。此三人者，世称暴虐，其视人命，如艾草菅然。俟后身死国破，各以类至，报应之势，果共轧之。

楚庄王如是答对：“所谓武字，止戈为武。晋军为国而战，义胆忠肝，怎可筑成京观？”

悯恤忠义，止戈为武，千载之下，令人神往矣。是所谓：

赫哉庄王，仁德之主。

始不飞鸣，终能张楚。

窥周围宋，声威如虎。

践兹中土，败晋扬武。

虽为荆蛮，桓文为伍！

在问鼎之路上，楚庄王也曾废除小钱铸造大钱（“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果然招致和周景王时一样的困顿局面：“百姓不便，皆去其业。”与周景王不同的是，楚庄王善于纳谏。他听从孙叔敖的建议，恢复了旧制。

战国时代，列国的商品交易主要依靠铜钱。首先是以铜钱为价值尺度。战国初年，魏相李悝以钱估算农民每年衣服费用，“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五百”。秦律对官府向官奴发放衣服的费用也以钱为基准，“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卌钱。春冬人五十五钱，夏卌四钱；其小者冬卌四钱，夏卅三钱”。其次是以钱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睡虎地秦墓黑夫家信木牍中，秦国士兵惊与黑夫写信向母亲要求给与五六百钱以备添置衣服。《孟子·滕文公上》篇所谓“以粟易械器”和“以械器易粟”，并非物物交换，而是以粟卖钱后买械器，或以械器卖钱后买粟。楚国的贸易也主要依赖铜币，黄金作为上币，只在大额交易中流通。

楚国是唯一具有金、银、铜三种铸币和版形货币的先秦国家。楚国铜贝是除楚金外，楚国货币体系中的另一支柱。楚国铜贝因面文形似蚂蚁歇于鼻尖，又像是令人瑟缩的可怖鬼脸，故其又被称为蚁鼻钱和鬼脸钱。东晋时期葛洪的《抱朴子》云：“以蚁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钧。”淳钧是价值连城的宝剑，蚁鼻是说宝剑有细小的缺损，蚁鼻的细小之意，恰与楚贝小巧的形制暗合。楚贝常见的币文是“巽”和“夅朱”。其中“巽”字被初尚龄《吉金所见录》释为“哭”，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释为“贝”，还有多种释法，如“晋”“咢”等。“巽”原为重量名，楚国借为货币名。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银雀山汉墓竹简等楚地文物中都有相近的“巽”字，尤其是《古玺汇编》中“铸巽客玺”和上海博物馆所藏41427号印章“右铸巽玺”中的“巽”与楚国铜贝基本一致，可判为“巽”字无误。“夅朱”字贝有“紊”“各六朱”等说法，酓胐盘、陵君豆中都有“夅朱”，夅为降，意减少朱。此外，楚贝还有全、君、行、 （釿）、安等面文和面无文的样式。

如同其他诸侯国一样，楚国在使用楚贝前，有一个使用无文铜贝（仿生铜贝）的阶段，后来陆续演化成各具本国特色的铜贝，如齐贝、鲁贝和楚贝。1986年底，湖北省云梦县楚王城东周文化层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楚贝。其中，第四层（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中有无文蚁鼻钱、巽字贝、夅朱贝、釿字贝等，第五层（战国中期后）只有巽字贝。可判至迟在春秋末期、战国早期，楚国铜贝从无文铜贝（仿生铜贝）演变为楚贝，且文字多样（也有面无文的蚁鼻钱）。至迟至战国中期后，楚贝和楚金一般，从多样走向统一，只剩下巽字贝。从出土看，巽字贝涵盖了楚国各地，甚至流散到了周边各国；夅朱贝出土于河南南部、安徽地区；而其余楚贝仅出土于河南南部、安徽北部。这也和楚国春秋以来的扩张史是一致的。

除了楚金和楚贝，楚国还有仿三晋的布币，和与黄金兑换的铜钱牌，皆独树一帜。

楚国布币，形状为平首方足，钱的四周有郭线，通体狭长，钱首上有一圆形穿孔。楚国布币分大、小两种。大者为“楚大布”，通长9.5至10.4厘米。面文“殊布当釿”（桡比当圻），背文“十货”（七傎），面背的释读至今仍有争议。小者形制与楚大布类同，面文、背文合为“四布当釿”“四比当釿”，也有一种面文“殊布釿四”（桡比圻四），背文“一货三釿货”（一傎三圻傎）的小布。常见的有两枚“四布当釿”（四比当圻）小布足部相连的形制，称之为“连布”，一般通长8.1至8.3厘米。一枚大布的币值，相当于两个连布或四个小布。

楚国钱牌为铜制、矩形。根据币文可分为三种规格：视金一朱、视金二朱以及视金四朱，重量分别在35克、60克、120克左右。有学者认为视金一朱、视金二朱、视金四朱的含义为“视为黄金一铢、二铢、四铢”，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黄金兑换券。楚国钱牌地章布满勾连卷云纹，双面纹饰繁缛，线条绕曲流畅，与楚地出土的漆器纹饰类似，蕴有自由随性、浪漫洒脱的楚风楚俗。复杂的铸工、铸纹使楚国钱牌具有一定的防伪效果，足堪与真金相侔。楚国钱牌出土于楚国故地（鄂东南），币文使用楚系文字，且与之同出土的共存器物（青铜箭镞、蚁鼻钱等）均具有战国中晚期楚器的特征，可判其为铸行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币。

特立独行的楚国货币与敢为人先的楚人精神一脉相承。楚庄王的问鼎，与楚国货币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难以割裂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国的问鼎就是楚币的问鼎。

在诡异莫测的楚金、楚贝、楚布、楚钱牌上，歪歪斜斜地记录了楚国近千年的彷徨与荣耀。如今硝烟散去，行走在湖北武汉的街头，你偶尔还能听见当地人说着古老的方言——“不服周”，恍若隔世。

楚币图释举要

楚布

楚金

楚国有文铜贝

楚钱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