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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虎铜
湖南博物院藏
在淇水之岸，隰地之泮，有一个风姿绰约的卫国女子，微倚栏杆，泣涕涟涟。她在顿丘送别来人，嗔怪他未寻媒人，生怕再也不见归人。
终于在桑之未落之际，他们再会于复关。他依旧呆呆蚩蚩，依旧“抱布贸丝”。
这是《诗经》里古老的爱情故事。有人认为，诗中“抱布贸丝”，有可能并非布匹，而是布币。否则先毋论力能逮否，单是这一怀的粗布，也不免太煞风景。
其实，沿袭自上古实物货币的麻布和谷物是先秦最主要的通货，《孟子》中记载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至少在战国前期，布与谷还是齐、梁之地纳税的凭借。直到唐末五代时，谷帛（布）依旧是不可替代的货币种类。
如同大多数原始货币一样，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的布币，起初也是用于生产生活的工具。往古之时，以铜为农具，其中一种用于耨草的田器，叫作镈（即布），它的别名更为今人所熟知——钱。
晋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若是累了，他们就放下手中的铲布，倚在田间地头，憩一刻蓝天青树。抬头凝睇时，看到桐叶婆娑的树影，他们会想起晋人立国的秘辛。
那是武王灭商后的大周，一切的善政还未及实施，雄主姬发却撒手人寰。年幼的周成王紧紧地攥着周公旦的衣角，好奇地张望着宫殿里大禹铸造的九鼎。面对四方传来的周公将要篡位的流言，成王不以为意。这位救乱克殷、践奄营周的王叔，从来都是周王室赖以为依的砥柱。
● 诸色布币
成王以裂土分封为童戏，照着父亲姬发分封诸侯的模样，用稚嫩的小手把桐树叶子撕扯成玉圭的形状，戏言把唐地封给幼弟叔虞：喏，我要给你分封土地，这叶子就是信物。成王此举换来周公对王权的绝对维护、对王言的绝对执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不仅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是王室公族的共主，更是国家共同体的象征，只见周公一边正色地说着“君无戏言”“出口成宪”，一边急趋趋地载史颂乐，分封叔虞于唐地。小成王泪眼盈盈地送别玩伴，终于明白国家公器不容儿戏，这才有了“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叔虞死后，他的儿子将国都迁徙到晋水之阳，定国号为晋。
分封制造成权力的层层分化，指向土地和劳力的分散，已经蕴含了土地私有的成分。随着土地结构的变化，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地权的松动，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公社开始解体，“工商食官”制度也被打破。“地”和“人”的解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形态各异的金属铸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有晋以来，原始的“布”渐渐丧失了农具的属性，变成了纯粹的交换工具。布的銎顶变得极短，突出的铲脊简化成了纹理，肩部和足部或弯曲，或尖耸，像只振翅的蝙蝠。这种銎顶中空的布币被称为空首布。
空首布多铭文字，有表示数字、干支、天象、事物、城邑的字或符号，如一、二、三、四、五、七、八、甲、丙、午、戌、辛、壬、日、云、雨、雪、土、工、行、金、贝、王、禾、公、古、益、白、行、上等。出土范围主要系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可判空首布的铸国有周、郑、晋、卫等。
● 原始空首布
空首布按年代早晚可分为原始布（春秋早、中期）、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春秋中、晚期）、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春秋中、晚期）、斜肩弧足空首布（春秋晚期、战国）、小型平肩弧足空首布（战国早期）、中小型耸肩尖足空首布（战国早期）等。
● 平首布利民
1982年山西新绛县横桥乡宋村发现了2枚空首布，两布銎部止于肩，微入币身，銎宽大、六棱状，布面有3条纵线，可判已脱离农具。1990年，山西翼城县天马村出土了2枚特大布，銎六棱状、平肩。上海博物馆藏有2枚大布，国家博物馆藏有1枚大布，《先秦货币通论》介绍了1枚嵩县大布，銎部皆为六棱状。一般将新绛大布、天马大布、上博大布、国博大布、嵩县大布这样的“币身大”“銎孔为六棱”“面背无文”“銎部微入币身”的大布认定为原始布，铸期在春秋早、中期。这些布大都是晋国故地出土，可判农业发展后，出现了一定的贸易行为。
周都洛阳为“天下之中”，西周成王时营建为京都，平王东迁后成为东周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城市。1970年12月，在洛阳以南的伊川县富留店村出土了一瓮空首布，计有大型平肩空首布604枚，斜肩“武”字空首布149枚。1971年3月，在洛阳以西的新安县牛丈村出土了装在陶罐内的空首布401枚，均为小型平肩“安臧”空首布。大型平肩空首布，一般认为属春秋中、晚期铸。斜肩“武”字空首布、小型平肩“安臧”空首布，一般认为属战国早期铸。伊川是洛阳通往南阳的门户，新安是洛阳通往关中的要道，这反映了空首布在城市贸易中的使用。平肩空首布钱文众多，多字类比单字类稀少。在单字类目前所见到的品种中，有些钱文成套，如五音类：宫、商、角、徵、羽；谥号类：文、武、成、共、亚等；天干地支类：甲、乙、丙、子、丑、午等；数字类：一、二、三、四等；爵位类：公、侯、伯、子等，另有一些为当时地名，如东周、安周等。但尚有一些至今还未能解释其含义的文字。至战国时期，少曲市（在今河南济源少水弯曲处）某类空首布的钱文或可证明当时这类货币已应用到市场交易中。
三晋的寿阳、侯马等地还曾出土不少耸肩尖足大空首布。1959年在侯马牛村古城可能是晋国都城新遗址的发掘中，就出土了空首布12枚，均耸肩，尖足，素面，无铭文。说明晋国空首布的变化趋势。1935年，河南淇县山彪镇一座战国初期的魏国墓葬中，出土约674枚耸肩尖足空首布，均素面，无铭文。可见春秋时期在周、晋、郑、卫等地，已形成了一个布币流通区域。
春秋末期，雄踞中原六百余年的老大王国变得气息奄奄。曾经力挽狂澜的晋国六卿成了国家尾大不掉的症结。他们曾率领千军万马，将晋国的威名传之宇内；也曾庙堂算计，把王族公室当作掌上玩物。
● 耸肩尖足空首布
他们前仆后继地粉墨登场又黯然退去。终于在最后一次的火并中，得志的韩、赵、魏三家挥动着斧钺，宰割了山河。
盛衰之变，何其剧欤！
“三家分晋”虽是欺人孤弱、凌人宗祀、裂人王土的暴恶之行，但韩、赵、魏托业微贱之地，崛起孤根之中，奋衣挺剑，冲决数千载之伦序罗网，以扬“王侯本无种”之壮志。从此“名器不可假人”的周天子，残守着仅存的洛阳家业，彻底成了无人问津的孤家寡人。
“三家分晋”亦是布币由“空首布”转为“平首布”的关键时期。由于晋楚争霸和晋国内乱，军队对于兵器的需求日益增加，笨重的空首布不仅造成了金属的浪费，也再无耕作的功用，改良已是箭在弦上。再加之“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商业大潮，市肆对货币产生更多依赖，“平首布”便应运而生了。
● 方足布戈邑背一分
平首布，即把空首布空心的銎顶简化成扁平的小柄（两条筋线），币面的纹理具象成数字或地名，臃肿的币身缩成掌心的一半大小。某些种类的布首和布足甚至出现了穿孔，以方便携带。
根据形制的不同，平首布又可细分为锐角布、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桥足布和三孔布等数种。平首布的出现，预示着布币的高度成熟。此后平首布的进一步分化，主要是因为韩、赵、魏三国地域文化的渗入。
● 锐角布亳百涅
锐角布，也称耳布，因布首有突出的锐角而得名，是韩国大型锐角布与魏国中、小型锐角布的统称。大者通长约70毫米，小者通长约45—50毫米。常见有百涅（旧释为“涅金”）、卢氏百涅、舟百涅、涿百涅、亳百涅、公、垂字，涅、卢氏、舟、亳为韩邑，公、垂为魏邑。刘鹗在《铁云藏货》中曾著录过一品“入下都”，只见拓片不见实物。尖足布。有大小两种，大者通长约80毫米（一釿布），小者通长约50毫米（半釿布）。大布上的地名有兹氏（今山西汾阳）、邪山、大阴（今山西霍州）、蔺（今山西离石）、甘丹（今河北邯郸）、虑虒、阳曲（今山西榆次）、晋阳（今山西永济西南）、榆次、襄城等；小布上的地名有平周、平州兹、兹氏、兹城、兹氏半、兹釿、北兹、北兹釿，邪、邪山、邪山半，大阴、大阴半，蔺、蔺半，寽、寽阳（今山西朔州），离石，武安（今河北武安西南）、武平（今河北霸州北）等40余种。基本都是赵国城邑。
● 尖足布甘丹
桥足布，又称釿布、桥裆布，最大者通长约为60毫米，最小者40毫米。布上地名有梁（今河南开封）、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村）、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蒲反（今山西永济西）、共（今河南辉县）、垣（今山西垣曲西南）等，基本都是魏国城邑。按重量分有釿系列，如半釿（如梁半釿、安邑半釿、阴晋半釿、高半釿、圁半釿、陕半釿、卢氏半釿）、一釿（如梁一釿、垂/京一釿、甫反一釿、阴晋一釿、圁阳一釿、高安一釿、陕一釿）、二釿（如安邑二釿、圁阳二釿）；有当寽系列，如梁充釿百当寽、梁充釿五十当寽、梁正币百当寽、梁半币二百当寽等。据币文可知釿与寽的比重是一比百。这两种分类都是典型的子母相权。
● 桥足布安邑二釿
方足布，通长约45毫米，铸造数量多，流通时间长，基本是战国中期以后铸。如韩之平阳（今山西临汾）、安阳（今河南陕县）、宅阳（今河南郑州）、露（今山西潞城）、纶氏（今河南登封）、马雍、涅（今山西武乡）、尚子（今山西长子）、屯留、铸等；赵之蔺、平邑（今山西阳高）、平阴（今山西阳高）、同是（今山西沁县）、北屈（今山西吉县）、贝地（今山东临清）等；魏之安阳、高都（今山西晋城）、梁、咎奴、皮氏（今山西河津）、蒲子（今山西隰县）等；东周公国之东周（今河南巩义）；燕之阳安（今辽宁建平）、襄坪（今辽宁辽阳）、坪阴（今辽宁辽阳）等，三晋城邑为主。
● 方足布蒲子
● 方足布平阳
圆足布。圆足布的特点是首、肩、裆、足均为圆形，故称之为“圆足布”或“圆首布”。圆足布有大小两种，大者长约70—80毫米，小者长约50—55毫米。面文主要是“蔺”和“离石”，背面从肩至足有两道竖纹，竖纹之间有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五、廿等。“蔺”和“离石”的铸国和时代有争议，一般认为是赵国所铸，还有秦攻占赵国“蔺”与“离石”后所铸等说法。此外，圆足布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三孔布，为古泉名珍。
● 圆足布蔺
三孔布。三孔布有大小两种，大者通长约75毫米，背面铸阳文“一两”二字；小者通长约50毫米，背面铸阳文“十二朱”三字。正面均铸有地名，目前见著录的约有40余种，总量120余枚，如安阳（地望有争议）、武阳（今河北易县）、南行唐（今河北行唐）、牟、上尃（今河北安平）、下尃（今河北深州）、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宋子（今河北赵县）、阳湔（今河北阳原）、妬邑（今河北鹿泉）、戏（今河南内黄）等。基本都在中山国境内，故有秦占赵国铸、中山国铸、赵国铸、魏占中山国铸等说法。
● 小型三孔布
韩国地则四面皆敌，势则夹缝求生。即便韩哀侯吞并了富商强贾云集的郑国，也依旧是危如累卵之局。一直到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韩国才勉强能与列国抗衡。弱国百事哀，韩币亦如是。除了铸造算得精良的锐角布、平阳方足布之外，其余乏善可陈。
● 布币一组
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一带，韩人先祖在此创业长达百余年。以平阳为中心，可钳控上党与晋西，又可抵御北蛮与西秦。后来韩国先后迁都阳翟与新郑，平阳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直至被赵秦两强先后吞并。频繁的更迭导致平阳方足布呈现出迥异的风格，光“平”字的写法，先后就有数十种之多。
赵国的布币深受晋、魏的影响，形成了前期以尖足布为主、后期以方足布为主的货币体系，又因为和中山、燕国地缘紧密，也出现了具有赵国特色的刀币。此外，赵国的圆足布也是布币中特殊的门类，布面上的“蔺”与“离石”，几乎承载了整个秦赵争霸史。
如同魏国散乱的国土，魏国布币门类繁多，殊可一究。魏地是最先实现空首布向平首布转化的地区，不仅全盘继承了晋国布币的单位——釿，还创造性地在布币中加入了子母相权（即大小兑换）的模式，明确了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有以“釿”为单位者，亦有以“寽”为单位者，一寽的重量约在1400—1600克之间，大体上一百“釿”等于一“寽”。
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建立魏国，任用李悝变法，首霸战国。据说魏文侯即位之初，某地的纳贡比往年多出十倍。朝堂之上，山呼万岁，只有相国李悝不置一言，静默地思索着他的变法关节。
大殿中“大魏万年”的呼声遽然减弱。仕宦皆佝下身子，偷眼望着文侯。
诸位，前些时日，寡人去大梁考核相国的平籴新法，途中遇见一位老农，他将羊皮统子反穿在身上，羊毛向内而羊皮向外，煞是奇特。文侯低沉的声音在沉寂的大殿中传开。
客卿段干木问道：君上可曾问他因由？
文侯答道：那老农说他如此穿着，风吹日晒，背负柴火时，损伤的就是羊皮，而不是羊毛了。
群臣哭笑不得。
文侯话锋突转：如今魏土未多一寸，赋税却十倍于前，如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此仁政恤民的景况，深受文侯之师孔门子夏的影响。此外，文侯还任用翟璜，整顿吏治；擢西门豹，治理地方；起用吴起，吞并秦河西；委任乐羊，翦灭中山国。一时天下豪杰，皆入彀中矣。
魏文侯、武侯之后的魏惠王时期，魏国首都从闭塞的安邑迁至水陆通衢的大梁，魏国经济也达到极盛。战国以来，各国都城，既是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更是经济的中心。《战国策·赵策三》云：“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时，齐都临淄，户逾七万，富甲天下。临淄之人，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跑，乐此不疲。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一派生气。赵都邯郸，富于冶铁，又系交通孔道，商贾麋聚，阜通货贿。魏都大梁雄踞鸿沟，北据燕赵，南通江淮，条达辐辏，满目繁华。
货币依赖于商业，商业依赖于城市。春秋晚期尤其是战国以来，布币在诸国以诸种形态的畅行，有赖于春秋以来城市的发展。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各城邑都划出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即使是小城市也有“市”，如在魏国，“小县有市者三十有余”。春秋、战国的市有常设的市、临时的市和农村的市三种。“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与祖庙、社、朝成了都城的基本布局。周王畿的要道也设有市，“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空首布面文中的“少曲市东”“少曲市西”“少曲市南”，即反映了这一情况。诸侯国也是诸市林立的，“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万乘之国，中而立市”，市解决国与国、城与城、民与民的贸易问题，促进货物的跨国、区间流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向政府提供大量赋税，已经成了东周以来的各国利薮。
《周礼·地官·司市》将市分为大市、朝市与夕市，市场管理者为司市，司市之下，二十肆设胥师、贾师各一人，同一肆设肆长一名。“市”中根据各类商品，分成若干列，即“市肆”。列肆成行，店铺林立。“市”四周的门为“市门”，市中管理者为“市吏”，市中经商者有“市籍”。《周礼》记载，“泉府”是工商管理部门、货币管理机构。市场是货币的聚集地，泉府则通过管理市的税收、收购市中的滞销品待有利时销售、管理百姓财物的借贷与利息来控制货币的流通，“泉”在后世也成为“钱”的代名词。
三晋之经济还有赖于济水流域的陶邑和卫地的沟通。春秋末，菏水开凿，陶邑临水而兴盛。战国后，鸿沟开凿，济、汝、淮、泗之间形成了一套水道交通网，处于水道枢纽的陶成了“天下之中”的商业都会。“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汇通东边鲁国和齐国，东北的卫国，西边魏国和韩国。卫都濮阳的濮水上承济水，又入济水，沟通了陶、卫的经济往来。卫国在春秋时为晋、齐交通中转，战国时又成为赵、魏、韩、齐等国货物的集散地。以水路为代表的物流革命加剧了货币的革命，大量的物资代表着大额的货币支付，传统的动物、布、谷物等实物货币不适合长途运输、储存的弊端制约了其跨区域的流通，金属货币的稳定性和高价值迅速弥补了实物货币的空缺，青铜货币逐渐成为青铜王朝的主流。自此，三晋两周诸国大获开市、交通、铸币之利，以布币为流通手段，经济天下。
天下之势，分久合之，三晋如此，布亦如是。其实早在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诈诓智伯、反戈分晋时，便已仁义不施、攻守势异了。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内史腾攻破新郑，俘韩王安，韩国灭亡。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赵王迁开城请降，赵国灭亡。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秦将王贲水淹大梁，魏王假出降，魏国灭亡。
三晋迭亡，根源在于失人。
魏武侯曾与吴起泛舟黄河。眼见漫河波涌、巨浪盈天的盛景，武侯咏叹道：伟乎哉我山河之固！壮乎哉我武卒巨橹！
吴起忧虑道：就怕是明珠暗投，主疑臣嫉。恐有一日，这满船的壮士都会投奔敌国。
彼时魏国独霸，天子震惶。武侯哪里听得进去吴起的谏言，权当作痴人呓语。
其狂也猝，其亡也速。短短十数年，满朝冠盖，一朝奔散：吴起奔楚，孙膑入齐，商鞅出魏，张仪相秦，范雎亡命，信陵沉迷。
韩赵更是不遑多让，出质韩非，诛杀李牧。
天怒人怨，曷其有极。
风雨八百载的三晋与布竟是救无可救，避无可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