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货币三问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图文并茂的货币历史读物，从传统中国各个时期货币形态的特征与使用历程角度，生动形象地叙述了王朝兴衰在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行为上的表现，是一本弘扬货币文化传承的佳作。

今天，货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也不可离开的东西。就传统中国而言，在日常使用的实体货币方面，春秋以前的天然海贝，春秋战国时期的布（鎛）币、刀币、圜钱和南方楚国的蚁鼻钱等四大货币体系，秦始皇时期开启的全国统一货币圆形方孔铜钱，经历了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体系的三个时代，以迄宣统三年（1911年）封建帝制结束。与之对称，服务于大额交易或上层市场的是东汉之前的黄金、魏晋隋唐的绢帛、宋元时代的纸币，以及明清时期的纸币和白银。需要指出的是，就货币形态的载体而言，性质发生根本转换的是北宋四川纸币。纸币是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价值，依赖民间信任机制和官方的制度设定保证购买力。宋代纸币初始专门服务于大额和远距离交易，自南宋开始弥补货币短缺的指向逐渐强化，一方面服务于财政亏空的货币填补，另一方面满足日常零星交易的小面额纸币也出现了。特别地，从金朝后期开始，银钞相权，纸币从集约地表现巨大数额铸币的大额支付工具，倒转过来成为高价值白银细分的等分货币表达形式。

关于货币，有俗语说：“除了经济学家人人都懂得货币。”其隐含的意思在于：一方面，即使是经济学家，要弄清货币运行的机理，弄清在资产和货币不断转换的情景下何者为货币以及如何度量货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普通人都懂得货币，因为他们每天求生活谋生计，为柴米油盐而奔波，自然知道货币在满足生活所需上的重要性，哪有不懂货币的道理。但是，正如康熙皇帝所说：“凡事必加以学问，方能经久。”就今天我们遇到的数字货币而言，无论上下，无论普通公民或者专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困扰。公众对私人数字货币和虚拟资产的定位认识模糊自然情有可原，但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失去理性的决策意向，更加剧了人们的认识混乱。想要正确认识和确定今天各种货币形态的功能边界，必须回溯货币的历史，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各个时代的各种货币形态，是在当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由技术、观念和制度耦合互动产生的结果。面对这部按专题论述的货币历史著作，为了便于对不同货币形态在充当货币职能时所体现出来的功能和制度条件有一个总体的系统认识，我就以下几个问题做一个简略的论述：第一，实体货币是信用货币吗？第二，纸币产生的机制与发展路径是怎样的？为什么传统中国的纸币没有走上信用货币道路？第三，为什么中国没有自铸银元和实现本位制？

一实体货币是信用货币吗？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货币文献可能是《国语》里后人假托周景王铸大钱的历史故事。如果这个故事确实反映周景王二十年（前524年）的社会经济情况，那么其中关于铸钱来救助灾民的叙事，则反映了“先王制币说”的货币起源论。有人借此指责这属于唯心主义的货币起源论，与马克思的货币起源理论相悖。实际上，这篇文献讨论的是货币形态的铸币阶段，国家形成之后用于全国的货币必然是权力归属国家的铸币，“先王制币说”不是一般性地讨论货币的起源，而是讨论铸币这种较高阶段的货币形态形成机制是来自救灾性质的财政分配行为。这篇文献的核心，就是“子母相权论”，也就是铸币重量大小问题。如何随时根据经济发展和商品供给的情况，调整作为基准单位货币的大小？可能的解读出发点有二：一是大小铸币可以服务于不同交易数量的买卖行为，如同今天现钞的面额一样。二是如果当时的条件下，同一时间同一地域内只使用一种重量的铸币，那么，“子母相权”就可能是经济形势要求的基准货币转换过程中，合理的兑换机制。在小钱没有合理兑换安排的情况下，作为重臣卿士的单旗（史称“单穆公”），警告不能轻易地废弃小钱，周景王不听劝告终于铸造大钱的话语叙述，明显地体现出故事内涵聚焦在新旧铸币转换的善后问题。而这种实体货币新旧替换中，建立信任的关键在于币材的价值。周景王犯下的错误，如同两千三百多年后咸丰年间的王茂荫在清朝官方肆意铸造“虚价大钱”时所警示的“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官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实体钱币上镌刻自己满意的数字，但是市场交易者将根据货币与实物在价值（等价交换）和数量（比例调整）上的对应关系进行相应地解读，须知现实生活的事实表明，价格是在交易行为中形成的。

周景王铸大钱，深刻地反映了实体货币特别是传统中国铜铸币这种金属货币流通的核心问题，除了铸币上的国家印记可以称得上来自国家权威的信任机制，铜铸币的流通规律，其重量和大小的基准从来在时间上是一贯的，其流通区域从来也是跨国的，颇有国际货币的意味。

如同本书分散在多个专题中解读的，传统中国的铜铸币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第一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以“半两钱”替代六国货币中的四大货币系统（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直至西汉初年。第二期，汉武帝在财经名臣桑弘羊的主持下铸行五铢钱。因轻重大小符合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五铢钱体制跨越多个朝代行用七百余年，直至唐代初年。第三期，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钱，进入通宝钱体制时代，其间尽管有年号钱等铸币上的细节变化，但作为一种铸币体制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1911年）帝制时代终结。一文“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正好是半两钱、五铢钱计重体制下一两等于二十四铢的十分之一，由此中国的计重体制因铸币形成一两等于十钱的规则。半两钱十二铢，五铢钱是它的二点四分之一，而开元通宝钱又是半两钱十二铢的五分之一，可见重量大小有变，但它们在自身行使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时，都是一个基准货币单位“一钱”。纵向观察历史，我们不能只因为制度性的重量减轻，就简单判断通宝钱制落后于五铢钱制，五铢钱制又落后于半两钱制。恰恰相反，根据时代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期铸币的制度化建设更加完备。作为计值的铸币，关键在于流通的时空内坚持价值基准的一律性和重量形制的完好性。

铸币流通是以币材为核心的。如果说因为铸币打上了国家的印记，就是国家信用支撑的信用货币，它的公信力就来源于国家，那么以下疑难就需要我们给予合理的回答。

——贾谊的“奸钱论”所提出的中国版“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劣币的公信力没有国家的印记，为何在国家铸币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有其市场？更进一步，为何中国王朝兴衰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从“良币驱逐劣币”走向“劣币驱逐良币”的历史？也就是说，王朝兴盛时充分地供给官方完好铸币，衰落时无力铸币听任民间私铸盛行劣质货币，出现哈耶克渴望的多元货币格局，而最终走向哈耶克不愿意看到的美好生活的反面，导致王朝衰败。王朝周期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里，从完好到缺损、从大到小、从美观到刺眼，同一王朝铸币的动态变化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来。国家有何信用？

——王莽“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币复古改制，是凭借国家权力经典的唯心主义货币政策行为，结果毁于自造的混乱制度。一个同时使用五种材料、六个系列、二十八种币值的货币系统，终止于“百姓愦乱”。民众被弄糊涂了，只能自发地构建自己的货币使用惯例，那么国家有何信用？

在手交货币的实体货币时代，币材问题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根据黄达教授编著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教科书的明确论断，信用货币是银行券和存款货币这种体现着债权债务关系的符号货币，而不是实体货币（包括商品货币和金融货币）的缺损和减重。中央政府的官方铸币与民间私人铸币的拉锯，积极反映着王朝的兴衰转换，也体现出围绕币材问题和货币规则各自的社会建构。但是很明显，这与纯粹符号货币“交子”开启的纸币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明显不同。

二纸币产生的机制与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一千年前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益州交子务的成立，标志着人类货币史上官方纸币的正式登场。近期官方和民间围绕“纸币诞生千年纪念”的学术活动，正在就货币的形态和性质展开跨学科的探讨。对于纸币诞生的机制和发展，我有系统的论述和说明。这里简单分享我的观点，供批评指正。

如前所述，在实体货币铜钱使用的时代，币材是一个核心问题。官方完好铜钱供给的有限性，与民间使用铜钱的迫切性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但是，唐代中期两税法实行之后，这成了一个帝制时代的政策问题。在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以钱定税”和交易模式（茶米的南北跨地域远程贸易）转换的新形势下，铜钱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而民间的活力是无限的，唐代带有汇票性质的“飞钱”就是茶商自发创制使用的。到了北宋，造纸术和印刷术进一步发展，低价值的铁钱又不便于携带，而四川地区内部的茶商集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行业和地域信任网络，在这几种因素助推下，一种人类货币史上的全新货币形态——纸币“交子”在民间诞生了。

除了前面提及的经济技术硬性条件和四川的铁钱环境，当时四川茶商集团的内部信任机制是民间交子这个符号货币成立的关键。有些学者认为交子是北宋信用事业发展的结果，可是我们看到的代表性论述（如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者加藤繁）中，讲到北宋信用都是指“信任”意义上的信用，与今天金融学上定义为“借贷”的信用完全不同。

交子在民间行用阶段的要害，是受制于“生存约束”。也就是说，单个交子铺包括十六家富商时代的交子发行，均因商人的财力减损和破产失去价值，出现民间纠纷。其前途要么消失，要么收归官方管理。官方交子的创制就是货币形态发展的必然选择，官方交子时代的到来，实际上走上了真正的纸币时代。

从纸币诞生本身的需求动力来看，本身就是大额支付牵引和弥补铸币短缺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自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官方交子务建立，传统中国纸币发展的路径，就向弥补铸币短缺的方向倾斜，交子在北宋后期、南宋的会子等纸币使用的整个时期、金朝、元代和明朝，最终无不变成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从货币的性质来看，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概念，就是充当流通手段职能的符号货币，属于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性质。当然，在国家纸币的使用历程中，在帝制环境之下，也曾有经典的纸币价值调控实验，南宋就利用黄金、白银、铜钱，各种珍奇实物，以及出家凭证“度牒”证券等的综合担保，对纸币“会子”的价值进行了有效的“称提”调控。

那么，为什么传统中国的纸币没有发展为信用货币？所谓信用货币是充当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而支付手段是价值的单方面转移，这里就隐含着债权、债务关系。这种货币内生于经济过程的借贷关系，西方纸币一开始出现就是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banknotes），它是商业银行贴现商业信用的商业票据的创制。其运行的机制，就是一套完美地维护信用活动的契约关系。最后是国家的法律建制和央行体制的形成。传统中国的纸币路径的不同，就要从这样的东西对比中寻找！

三明清中国为什么没有自铸银元和实现本位制？

由于纸币的性质是国家纸币，它的使用前景就与王朝周期本身的帝制特征关联起来。兴盛时期的帝王气象处于上升通道，是有节制地发行纸币，随着行政和政治退化，纸币的发行便会失控。朱元璋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大明宝钞”，经典地展示了无视纸币发行的基本要求，无准备、无数量控制和无兑换安排的“三无货币”，不到三十年，便贬值大半。到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金花银”的使用，中国进入五百年的“白银时代”。过往在研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普遍认为白银是先进货币的代表，将白银的使用看成中国近代转型的标志。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白银时代”是一个“有货币无制度”的时代。有极端的论断认为，中国银两使用的事实表明白银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无货币的时代，是事实上的“物物交易”。因为白银都要从其实体样貌、成色和重量来进行鉴定，这与买卖水果有何区别？

那么，我们要问，明代白银使用为什么不铸行“银元”铸币呢？实际上，从明代货币结构的演进不能得出经验的判断。明代纸币的滥发和使用，使得大明宝钞成为废纸，铜钱供给不足，多个朝代不铸钱，结果满足民间下层市场的是历史上的铜钱和私铸铜钱。纸币的退场，私铸的泛滥，都表明明代官方政府无法进行有规则的货币制度建构。两千余年的铜铸币铸造权的放弃，宣告传统中国政府在货币建设上的能力边界。铜钱铸造都已经不可行，怎么可能推行白银铸币的铸造？中国白银货币的使用，便只能借助市场的自发力量，形成多元并存、互补使用的货币流通格局。西方近代白银和黄金贵金属的广泛使用演变为“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本位制货币体制，支撑和支持了现代化的发展。传统中国有着丰富的货币使用经验，近代却停滞不前，在“有货币无制度”的格局中与西方竞争，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史。

时值人类纸币诞生千年纪念之际，年轻学人任双伟捕捉“千年等一回”的时机，适时推出这本图文并茂的货币史著作，让我们体验传统中国丰富的货币文化，激发公众兴趣，以更加厚重的历史资源提供的货币使用得失，来体察今天货币使用的选择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平
2023年12月23日于御山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