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此轻而易举的见异思迁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应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之邀，前去领取有各界精英参与、颁发的“论坛奖”，回程在比萨转机。

在比萨负责接待我的，是比萨大学一位研究神学的教授。

其实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又是第二次去到那里，根本不需要接待，只能说是主办方的热情，并再次体会到“绝对不能旧地重游”这一“真理”。

与二十多年前的宁静相比，这时的比萨到处是高腔大嗓、惊得鸡飞狗跳、惹人频频侧目的某国人——哪国人？你懂的。还有满世界的地摊。

这位教授一再向我推荐那些大大小小、哪怕藏在小巷里的教堂，我也一再声明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他说这是文化。我说，文化的内容很多，而我没有选择宗教这一门科。他的意大利式英语，听得我耳朵嗡嗡作响，耳根生疼，可是他的热情实在让人难以拒绝。最后，还要参观一个博物馆。进馆之前，我说：“请问这是一个艺术博物馆还是宗教博物馆，如果是后者，对不起，我不进去了。”

他回答说：“是艺术博物馆。”

我将信将疑地跟他走了进去，一看，全是有关宗教的绘画和雕塑，说到底还是一个宗教博物馆。我只好往展厅里的椅子上一坐，说：“对不起，我的心脏病好像发作了，我得马上吃药。”

他说：“我家里有治疗心脏病的药。”

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吃中药，现在我就得回旅馆。”

“你没把药带在身上吗？”

“没有。”

“噢——我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晚餐后还希望你在我们家留宿呢。”

那一会儿我着实佩服自己，平时笨嘴拙舌，怎么就能立马撒出这么一个天衣无缝的谎？又幸亏我自己租了旅馆，不然我当天晚上就得听他一夜的布道，搁谁身上都得发疯。

与教堂的关系相当曲折，年轻时或因慕名，或因“到此一游”的心理，非去不可地到过那些浪漫的大都市，以及那些著名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赫尔辛基的岩石教堂、维也纳的圣斯特凡教堂……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拒绝，不但过门不入，就连那些宗教绘画，都一并拒绝了。

更喜欢的是小镇上那些毫无说头的小教堂。

虽然本人不曾皈依任何宗教，甚至对宗教充满怀疑，但坐在那清寂无人、名不见经传的小教堂里，却有一种魂归故里的感觉。

有的教堂，我相信除了我没有国人去过，以后也不会有。因为那地方如果没有“地头蛇”的指引，外乡人是找不到的。

我也不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可能是我的矫情，也很可能是“够了”——如此轻易的见异思迁！

一九八九年去卡普里接受马拉巴蒂（Malaparte）国际文学奖，历届获奖者都是我应该仰视的作家，所以当我接到那个通知时，真有些不敢相信。

该奖历年得主为：

一九八三年安东尼·博尔赫斯

一九八四年索尔·贝娄

一九八五年南丁·戈迪玛

一九八六年马纽·普依戈

一九八七年约翰·里·卡累

一九八八年瓦西里·伊斯堪德尔

一九八九年张洁

博尔赫斯是我最喜欢的南美作家，我认为比那位马尔克斯实在好得太多。这是无可比拟的两个作家，好比大排档与精品屋，有可比基数吗？

授奖委员会招待周到，带我旅游了卡普里周边诸多名胜古迹，包括庞贝。那时的庞贝，没有几个游人，又是下午时光，曾经的“死城”氛围还真有些瘆人。

二〇〇六年重返庞贝。两张不同年代的照片，无情地演绎了“物是人非事事休”，谁还忍心回去呢？

也许世界真的改变许多，更多的人有能力旅游了，曾经寥落的庞贝也变得拥挤不堪，但也失去了它特殊的着眼点。

又比如巴黎，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喜欢巴黎，纵有千般好，跟我一点也搭不上关系，我以为，法国的南方小镇才更合我的意趣。

也去过西班牙，但绝对不去巴塞罗那，那里睁眼闭眼都是高迪，而我一点也不喜欢高迪……不是人家不好，而是个人口味问题。

又比如佛罗伦萨，当然还有个更浪漫的译名：翡冷翠。不就是那座桥和桥边挂满了同心锁的铜柱吗，那是年轻人的寄托。

既然去了，只好找找对我来说有点意思，而又游人不多的地方。看那柱子上的蜥蜴，柱子上的文字我一个也不认识，难道那是魔咒？有人注意过它吗？

当然，有些时候因为贪便宜、“不去白不去”的心理，或是某种迁就，不喜欢去但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