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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说摄影不是另一种形态的小说？很多时候，一帧摄影就是一篇言之不尽的小说。
有位西方朋友问我：“你喜欢北京的家，还是喜欢美国的家？”
我认真地想了想说：“我喜欢流浪。”
他点点头，似乎很理解我这么说的缘由，然后我们沉默。
换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我矫情。
可谁能打从内里理解他人的人生？
也许这种取向，和我的经历有关。从生下就遇到了战乱，不是寄人篱下就是逃难，母亲和我从来没有家，都是暂时的、苟且的居所。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种经历竟也是一个有益的铺垫。
正像样板戏《红灯记》那出京剧里李玉和所说：“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言之有理。好比男人劳作的苦工，几乎我都能干：登高爬低、安装电器、修理家具、扛包提篮……全不在话下。至于生活中的苦处：疾病疼痛、忍饥挨饿……即便背着人，我哼都不会哼一声。
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总算有了固定的居所，但从小打下的烙印，却无法抠掉了。
谁有力气清除一辈子积攒在灵魂上的灰尘（恶心点儿说是垃圾）？如果有人能够做到，我算服了他。
自一九八二年开始，因为作品被很多国家翻译出版，于是不断被邀请访问那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对多国的访问让我眼界顿开，但也感到他们的招待虽然周到，甚至条件优厚、安排有序，各项活动却很正式：正式的会议、着装、宴会、采访、与各种人物的会见……而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自由自在惯了，渐渐地，我开始另寻“活路”。
直到现在，我的英语还是洋泾浜英语。从中学到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而后又舍不得抽出时间学习英语这种世界通行语。能说两句，也是多次出国耳濡目染的结果。“目染”？——我的意思是从肢体语言渐进到两句洋泾浜。
不过从小就是愣头青——可是，不愣头青怎么往下活！
有了前面那些出国访问的铺垫，也就不怵头带着一口洋泾浜英语独来独往于各地了。反正我想，实在难得过不去，就去当地警察局，往他们的办公室一坐，说“我需要帮助”，然后就赖在那里不走了。
据我观察，那些国家的警察基本敬业。
几年前，应作家祝勇之邀，为他的书写过一个序，说是为祝勇的小说而写，其实是为我自己。
“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他们行走，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想来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行者趋至巴黎，终于可以坐在拉丁区某个小咖啡馆外的椅子上喝杯咖啡，或终于可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走一遭，风马牛不相及。行者与这个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的好日子也会觉得心无宁日。只有在行走中，在用自己的脚步叩击大地，就像地质队员用手中的小铁锤探听地下宝藏那样，去探听大地的耳语、呼吸、隐秘的时候，或将自己的瞳孔聚焦于天宇，并力图穿越天宇，去阅读天宇后面那本天书的时候，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对于路上遭遇的种种，他一面行来，一面自问自解，这回答是否定还是肯定，他人不得而知，反正他是乐在其中。不过他是有收获的，他的收获就是一脚踏进了许多人看不见的色彩。”
在独自游走中发现，流浪的最大惬意是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自然也就没有了看我不顺眼的人和我不愿意掺和的事，实在是太太太自在。
奇怪的是，不论在哪个国家，那些说着不同语言的、流浪的野猫都对我格外亲切，只要一声“嗨”，它们绝对会走过来向我示好。这也似乎证明，前生我大概就是只流浪的野猫，而“流浪”之好，不过是今生对前生的延续。
这张图片仅是其中之一，那天经过这一处老区，起先没有一只猫崽，突然之间却冒出八只之多。我便自作多情地想，它们是冲我来的。
这个规格的列队欢迎怕是大人物也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我旅行没有特别清晰的目的，只定出一个大方向，然后走到哪儿算哪儿。喜欢乘坐大巴，不但因为便宜，更因为它通常都会绕停靠的小镇一周，这个绕行很好，可以看看该地是否值得游览。如果第一感觉不错，就下车待一宿，既省钱又有更多的机会游览那些没有被大款搅扰的地方。那些地方，既不能购买LV，也不能享用上千英镑一瓶的美酒……但是别有洞天。
至于去过哪里，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太多的小镇、小城——那些旅游者很少涉足的地方。只有一次，在西班牙的龙达，看见两个人在斗牛场外随地扔饮料瓶子，当时很奇怪：难道西班牙人也这么不文明？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位服饰相当阔绰的、绝对不是来自台湾的同胞。我汗！
到处流浪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午夜梦回，常常有几秒钟时间，不知身在何处。摸摸自己的床，再在黑暗中审视一下家具模糊的影子，想了想，才能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可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翻个身接着再睡。
再一个副作用就是：跑野了。总想再次上路，可是年龄不饶人，我已经是七十又五的老人了，腿脚渐觉不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健步如飞，即便小伙子也没有我走得快、走得远。我说，那是你们太依赖汽车的缘故，而我是能不坐汽车就不坐汽车，就像很少参加应景的饭局。人说，不吃白不吃。我说，谁说不吃白不吃？你付出的是你的健康。没有掺毒的食品已经难以找到，而饭馆更不可信，自己加工至少可以尽量减少掺毒的污染。